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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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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协作的方针。
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更加重视全国大协作的组织工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织成5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遵照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为紧密配合“两弹”攻关，与国防科委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
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
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三十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三百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
中央决定“两弹”攻关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1962年10月，在聂荣臻出席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得知“两弹”的研制，技术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综合性，靠一个或几个部门都难以完成任务，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时，提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
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4）
据此，10月30日，罗瑞卿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
毛泽东11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17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为委员。
1965年3月，中央决定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协调工作，成员有所调整，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
从此“两弹”攻关大协作就置于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狠抓了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原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这7个方面的关键技术保障工作。
在导弹与核武器的攻关中，所有的研究课题都提出了这样的前提条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
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两弹”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
聂荣臻对此感触尤深。
一段时间，他经常提这些事情。
他打了个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
而新型原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7个方面，就是办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七件事”好记好懂，在科研战线家喻户晓。
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五千六百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薄、特细、超纯等等。
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
聂荣臻报经中央同意，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攻关。
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
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上光荣。
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中国人民当时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经过努力，这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1965年4月到7月，聂荣臻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奋战4年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
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
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
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
共试制出新型化工材料3900多个品种。
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等共2000余项。
这些成就值得自豪。
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攻关积极性。
在“两弹”攻关前夕，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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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领导“两弹”攻关（5）
为配合攻关，他要求各科研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工作十四条”，主要是纠正工作中某些“左”的错误做法，使广大科技人员能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他还召开五院干部大会，亲自到会讲解“科学工作十四条”的精神实质。
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在会上，他发现许多科技工作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谓心存疑虑。
这对攻关非常不利。
于是，他请周恩来、陈毅到会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中说：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不能笼统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称“社会主义的知识界”。
陈毅历来豪爽，他干脆在会上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说你们今后就叫“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技工作会议的精神，一经传达，犹如在科技界刮起了和煦的春风，大家攻关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导弹和核武器研究单位，在为配合“两弹”攻关的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几乎经常是灯火彻夜通明，科研人员在那里翻阅资料，论证方案，精心设计，情景实在感人。
此外，他还规定，为使科研人员有责有权，建立技术指挥线，就是由上到下，都由科技人员直接指挥科技工作方面的一切活动。
行政领导必须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干预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以避免瞎指挥。
以上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两弹”攻关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进一步培养干部，想各种办法扩大科技队伍。
聂荣臻多次对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的领导人强调，能不能培养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六，强调攻关要有科学精神。
他说，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冷热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切忌弄虚作假和滋长浮夸风。
第七，号召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甘心为科技人员当好“勤务员”。
他自己就一再说，我是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和“勤务员”。
聂荣臻强调“两弹”攻关的急迫心情，可以从他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出，他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
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
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原子弹，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
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
“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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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1）
1960年11月4日，聂荣臻、赵尔陆、钱学森等人乘飞机越过万水千山，越过巴丹吉林戈壁大沙漠，来到酒泉导弹试验基地。
当初在决定建设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时，经有关人员勘察比较，在大量资料中，是聂荣臻亲自在地图上圈定这个基地的。
但亲自到现场，这还是第一次。
他是来主持发射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的。
这是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以后，第一次试验用国产材料仿制的第一枚苏联尔…2型近程地对地导弹，成功与否，对“两弹”攻关的士气影响很大。
所以聂荣臻决定亲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5日清晨，弹体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射程可达590公里，用液体推进剂发射的尔…2型地对地导弹，高高地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阳光为它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
聂荣臻在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陪同下，走进指挥所。
8时整，副司令员李福泽报告：“尔…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发射前一小时准备？”聂荣臻在征询了钱学森的意见后说：“同意”。
9时整，李福泽开始倒数计时，“……5、4、3、2、1，点火！”接着是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到了它的震动。
导流槽里涌出了火焰浓烟，像火山喷发，势不可挡。
聂荣臻在指挥所里看到那枚导弹尾部喷着火焰，先是缓慢上升，越来越快地直指蓝天，变成了一个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也逐渐消散。
十多分钟后，导弹命中550公里以外预定的目标区，证明试验完全成功。
在场的人都万分激动，鼓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聂荣臻也极为激动，与在场的科技人员、指挥员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然后走出指挥所，向人们频频招手致意。
仿制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导弹研究已经可以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的阶段了。
人们研制“两弹”的信心倍增。
1964年4月11日，在第8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周恩来说，这次试验要力求做到“保响、保测（测试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是第一次核试验前的综合试验。
经过4年半的努力，原子弹的研制，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拒绝提供样品、资料，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成功在望了。
8月，组成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由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任副主任。
9月下旬，张爱萍、刘西尧来到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决定。
10月4日，供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运到核试验基地，接着在现场进行最后的总装，人们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张爱萍下达了总装命令。
每个人都屏息凝神，一丝不苟。
他们整整奋战了72个小时。
当最后的一个核心部件安安稳稳地装配在原子弹中央时，整个大厅里仍然静得出奇。
10月14日19点20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的铁塔上。
这座塔高达120米，顶端有一个完全密闭的纯金属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
张爱萍在现场随时同北京的周恩来、聂荣臻、刘杰等保持电话联系。
张爱萍说：“安装手已登上铁塔，取样机已由马兰机场起飞，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4人已经撤离铁塔……”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天下午，聂荣臻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得知喜讯，一面向张爱萍等表示慰问，一面立即与周恩来通电话，互致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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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2）
随后要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1964年10月16日15时零3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表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全国人民？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解地问。
聂荣臻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试验现场报告，经各种数据核对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
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也纷纷报道，美国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
深夜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第二天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荣臻手里的时候，他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下，留作纪念！”实现了首次核爆炸，下一步就是把能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研制出来。
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用7个月就完成了。
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弹。
导弹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困难更大。
广大科研人员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再接再厉，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66年9月5日，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了“两弹”结合（即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大家说：“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试验前要进行一系列质量检查，不光“两弹”本身，还有外单位的协作件，主要是各种仪表，都要仔细检查。
导弹核武器飞行经过的红柳园，试验时13万居民必须疏散，一切工作停下来，以防万一。
否则，物资损失事小，出现人员伤亡问题就大了。
为了鉴定核弹头在飞行状态下的性能，“中央专委”决定，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全当量、全射程飞行核试验。
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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