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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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未等聂荣臻得到回电，4架敌机就顺着沙河突然低空飞临雷堡村，俯冲投下一颗颗炸弹。
　　军区通信营教导员当场牺牲，地方党政部门也有一些伤亡。
　　好在时间不长，突然乌云密布，天色昏暗。
　　日本飞机见暴雨将至，只好爬高，悻悻离去。
　　两次挨炸，使聂荣臻警惕起来，敌人对我的行踪为什么捕捉得这么准？忽然，他从司令部几部电台的电键声中，悟出了暴露目标的原因：“问题就可能出在这几部电台上。
　　我们刚到一个地方，架起天线一叫，电波飞向天空，敌人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就可以测定我们的位置。
　　”想到这里，便立刻命令电台停止跟外界联系。
　　黄昏前，聂荣臻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
　　他让罗文坊带一个小分队和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当晚就带着一支五十多人的小分队出发了。
　　突围队伍因为弄不清周围敌情，聂荣臻决定不轻率行动，当晚仍在雷堡村宿营。
　　

第七节无线电波的启示，突出重围（3）
第二天，罗文坊在台峪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日军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分7路向台峪进逼。
　　聂荣臻在日军距他仅隔一个山头的地方，在夜幕掩护下带领队伍穿插出去，一夜走了40公里路，到达了阜平西北方的丁家庄，在那儿休息吃饭。
　　在丁家庄，奉命来保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转移的一分区一团也赶到了。
　　侦察员报告，东北面的日军一千多人从涞源、倒马关分两路南下，正向聂荣臻带领的突围队伍扑来。
　　一团副团长宋玉琳当即命一营跑步堵住北面之敌。
　　所幸的是一营没有与敌人接触，使大部队的行动得以继续隐蔽行进。
　　聂荣臻决定，不能再向“游击队之路”方向去了，那样可能会与东北面的敌人遭遇。
　　于是，9月2日清晨，突围队伍继续折向西北，进入一条狭长隐蔽的山沟，到达一个只有七八十口人、叫常家渠的小山村。
　　聂荣臻非常劳累，但顾不上休息，马上带人仔细察看这一带的地形。
　　但见山沟两侧山峰高插入云，山沟极为狭窄。
　　秋天的山野沟谷里，草深树密，敌人飞机要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
　　在常家渠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子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
　　几位参谋悄悄地爬上山头，发现山下公路上，日军正在频繁地巡逻。
　　他们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说：“敌人虽然在台峪造成错觉，罗文坊小分队也已经平安地甩掉了敌人，但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我们依然没有跳出针对我们的大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
　　外面公路上的敌人离常家渠仅10里路。
　　再说，这万把人在山沟沟里的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不能久拖不动，还得想办法突围。
　　眼下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要命令各单位都注意隐蔽，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的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要对这近万人负责！”常家渠虽然偏僻，几乎与世隔绝，但是抗日政府的工作做得扎实，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群众把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白薯、南瓜、山果、腌菜……可是，近万张嘴，每个人只嚼那么一点点，很快就没了。
　　于是，乡亲们又把地里正在生长的玉米棒子和树上的生核桃采来，让大家充饥。
　　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所以聂荣臻也跟大家一样，啃生玉米棒子。
　　大家非常感激常家渠乡亲的无私支援。
　　聂荣臻交代，各单位都要给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结束后，由抗日政府归还这些粮食。
　　就在这条山沟里，聂荣臻于9月4日发布训令：要求军区的所有部队“巩固模范的群众纪律，在任何的困难下，必须保持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才能得到群众配合，粉碎敌人‘扫荡’。”
　　队伍在山沟里隐蔽了3天，日军仍然毫无察觉。
　　山下的日军窜来窜去，有时他们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就在山沟外头，离一团前卫营派出的尖兵距离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那情形是相当惊险的。
　　突围队伍里很多人又累又饿又病，连聂荣臻身边的作战科###个人也病得只剩下3个人尚能带病坚持值班。
　　经过慎重研究，聂荣臻决定：为使今后的行动轻便灵活，跳出包围圈以后，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行动。
　　军区机关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9月5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沟外大路上的敌人空出了一个口子，黄昏时分，聂荣臻下令突围。
　　不料，他们只走了五六里路，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日军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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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无线电波的启示，突出重围（4）
9月6日黄昏，聂荣臻率部再度出发。
　　眼看着就要突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向聂荣臻报告，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不走了，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的村庄，把准备穿插过去的突围路线堵住了。
　　聂荣臻命令部队再度返回常家渠。
　　9月7日晚，乘着夜色，聂荣臻率领突围队伍第三次向常家渠西南边运动。
　　在通往龙泉关方向一个小小的口子那里，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
　　他决定在敌人的合击圈未完全合拢之前冒险突围，成功了！在朦胧的月光中，近万人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苦心设置的大包围圈，分散向各个方向转移。
　　聂荣臻率军区机关到了四分区的平山县薛家河地区。
　　历时66天的北岳、平西地区的秋季反“扫荡”，以歼敌五千五百多人，敌狼狈撤回而告结束。
　　冈村宁次10月20日在北平不得不对记者承认：“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是不容易的。”
　　“###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
　　在反“扫荡”总结会上，聂荣臻针锋相对地说，“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
　　“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
　　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肥怯涝恫荒懿蹲嚼鲜蟮？”
　　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怯涝恫荒懿蹲嚼鲜蟮？”
　　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涝恫荒懿蹲嚼鲜蟮？”
　　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恫荒懿蹲嚼鲜蟮？”
　　不能捕捉老鼠的！”
　　荒懿蹲嚼鲜蟮？”
　　能捕捉老鼠的！”
　　懿蹲嚼鲜蟮？”
　　捕捉老鼠的！”
　　蹲嚼鲜蟮？”
　　捉老鼠的！”
　　嚼鲜蟮？”
　　老鼠的！”
　　鲜蟮？”
　　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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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1）
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冈村宁次的图谋未能得逞，就极力破坏根据地，新增修了大量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
　　使晋察冀面临巨大困难，据统计，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四千五百多人，青壮年被抓走近二万多人，房屋被烧毁十五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五千八百万斤，被抢走或毁坏的农具二十三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八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一百一十三个，公路五百三十多公里，挖封锁沟一百五十八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千多平方公里。
　　面对这些数字，聂荣臻想起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景。
　　目前，日军以深沟高垒，配合“蚕食”“扫荡”，不断向根据地推进。
　　其严重性与第五次反“围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办？必须慎重决策。
　　1942年1月中旬，为了冲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晋察冀分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有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
　　经过寨北会议，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部遵照聂荣臻指示，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六十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百万件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
　　如对日军，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
　　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这使许多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产生了思乡厌战情绪。
　　对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快板、歌曲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从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中，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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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2）
正当到“敌后之敌后”的活动在北岳区逐步展开的时候，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两区特别是冀中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
　　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
　　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
　　“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
　　‘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
　　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3）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