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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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一个不太平的年份。农历（此后的日期均为农历，不注）五月六日，清晨，宋太宗赵光义站在太原城北门的城台上遥望北方，他的背后，北汉国王刘继元身着素服纱帽，正在宋军将士的押送下一步步走下城台——前一天的晚上，坚守太原孤城四个月的刘继元终于守不下去了，向攻城的宋军投降。他那落寞的背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叫做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兵荒马乱的时代。
　　　　公元907年，东亚曾经的巨人唐王朝，安史之乱后在藩镇割据和阉党擅权的内外交困中苟延残喘了近一个半世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它带走了全部的宦官作为陪葬，让一群手握兵权的大小藩镇分割了自己的遗体。这是一个只论拳头的年代，这个年代流行一句大实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于是一群五大三粗的武人相互比较着拳头的大小，走马灯一般的轮流坐庄。就是实在对自己的拳头最大没有信心的，也不甘示弱纷纷占据自己的一块地盘，当起土皇帝来。
　　　　而就在这些大小藩镇你争我夺，相互攻杀的时候，北方塞外的草原上，一个强大的政权崛起了，契丹人。其实远在武则天当权，大唐王朝正辉煌的时代，契丹人就已经开始当刺头了。那时候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是复兴的后突厥汗国，不过和还是个小弟弟的契丹比，后突厥这个老大当的实在是太怂了点——论和唐打的仗，论给唐造成的损失，三个后突厥也比不上契丹。从武周到安史之乱这么短短六十年的时间里，契丹和唐军大规模的交锋近十次，胜负比例居然超过了二比一，更有连续两次击败十余万大军，歼灭大半，破军杀将的辉煌胜利。收复河西四镇的英雄王孝杰、薛仁贵的儿子，后来在武街之战中痛揍吐蕃的薛讷、祸乱中原，差点要了大唐王朝命的安禄山……他们却都是契丹人的手下败将。
　　　　只是那个时候契丹的实力还太弱小，他们只能选择依附于后突厥与唐对抗或者依附于唐与突厥对抗。他们需要机会，发展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840年，取代后突厥的草原王者回鹘汗国灭亡。草原上的权力真空给当时依附于回鹘的各小部族留下了广阔的天空。室韦、契丹、奚、沙陀、党项……谁能在新的一轮竞争中拔得头筹，谁就能更有希望成为新的王者。
　　　　在竞争的初期，契丹并不被看好，在懦弱的首领痕德堇可汗的带领下，甚至连割据幽州的藩镇军阀刘仁恭都能不时去欺负他们，敲诈他们。契丹人无法忍受这样的首领，于是，他们推举契丹八部中最强大的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为可汗。这成为契丹民族崛起的转折点。
　　　　在阿保机的带领下，契丹人不断去中原掠夺人口物资，然后，再依靠掠夺来的汉族和渤海族农民发展农业，利用汉族士人构建更加有力的上层统治体系。同时，去中原纷乱的政局中插上一脚。就这样，契丹的势力不断的壮大，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数量上的加强，更是质量上的蜕变，到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的王朝体制，称“皇帝”，建年号神册，国号契丹。虽然这时候的契丹政权还有着浓厚的部落联盟的味道，因此此前此后，阿保机和他的儿子、孙子还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部落联盟中常见的内部叛乱和分裂。但这毕竟是通往集权帝国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契丹人用了76年走出的这一步，之前的匈奴人、突厥人几百年都没能迈出去。
　　　　就如五胡乱华时代从这里成功崛起的鲜卑族一样，同样出身辽河流域的契丹有着相同的特质——有着非凡的包容力和转变力，从而能将纯游牧的部落与半农半牧甚至纯农耕的人群结合在一起，并随着内部群体成员与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转型。前提是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上一次是五胡乱华，这一次是五代十国，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熬过最脆弱的蜕变期的机会。
　　　　公元92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在死之前，他给自己的继承人赚下了丰厚的遗产，对外，吞并了室韦、奚和渤海国，基本统一了北方草原和东北的森林草原地区，更打进榆关（今天的山海关），占领了营州、滦州和平州地区（今天的昌黎、迁安、滦县和唐山地区），将草原帝国的势力扩张到燕山以内，中原的一角。对内，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统治构架，辽河流域的农业也蓬勃的发展起来。一个新的草原霸主已经隐然成型了。
　　　　继承他位子的，是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父亲的遗产，使他有了进一步挑战的实力。无论是对外挑战中原的霸权，还是对内挑战那些部落的酋长。很快，中原的拳头比大小竞赛就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有人拳头不够大，又想坐庄，于是就想办法作弊，请他这个拳头够大的来助拳。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派人来请他帮忙对抗后唐末帝李从珂，扶自己坐上帝位。代价是送上沿着阴山和燕山山脉南侧的幽、涿、蓟、松、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也就是今天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向契丹称臣，并且腆着脸认小自己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耶律德光一盘算，这生意划算，名利双收，还外带一便宜儿子。于是，在他的支持下，石敬塘翻盘成功，推翻了后唐，建立了后晋政权。而作为传统中原王朝对抗北方草原帝国的前沿要地的燕云十六州和作为关键屏障的阴山和燕山山脉，也落入了契丹人手中。中原的大门，便从此向契丹人敞开了。
　　　　六月债，还得快，后晋的报应马上就到。石敬塘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登位，由于不满对契丹的屈辱地位，他向耶律德光提出不称臣，这在耶律德光看来无疑是忘恩负义。于是大怒的耶律德光连年进攻后晋。虽然后晋军在作战中获得了像阳城之战这样巨大的胜利，但架不住无险可守，契丹人想什么时候来进攻就可以什么时候来。后晋军却处在输不起的境地，一旦关键性的会战失败，国家也就只有灭亡了。在抗住了前两次大规模进攻后，第三次终于崩溃，大军统帅杜重威在被包围后向耶律德光投降，契丹人长驱直入攻入开封，后晋亡国。
　　　　直到这个时候，耶律德光才发现，在赛场上，已经没人比他的拳头更大，那么，也应当由他来坐庄了。于是他在开封以汉人的礼节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辽。可是，中原的老百姓并不买帐——契丹人的军队是不管后勤的，要吃要用就出去抢，他们管这个叫“打草谷”，进入中原后，他们也照此办理，四处大肆抢掠——各路武装纷纷抗击契丹侵略者，小股辽兵不断遭到歼灭，令耶律德光发出“我没想到中国人如此难制”的感叹，不得不下令撤退。就在撤退的路上，相州人民起来反抗，耶律德光下令攻城破后进行大屠杀，男子全部杀死，女子都随军带回草原。契丹兵杀人杀到最后甚至玩出把婴儿抛到空中用刀捅死的花样。后来驻守相州的官员光掩埋的尸骸就达到了十余万具。
　　　　撤出开封的时候正是四月，天气正热，习惯生活在北方塞外的耶律德光很快就水土不服生了病，走到半路就翘了辫子。传说他去世的地方叫“杀胡林”，不过也很难说这个地名是原来就有的，正好被他撞上了，还是后来宋人专门起来恶心辽人的。
　　　　天气酷热，尸体会很快腐烂，契丹人为了把耶律德光的尸体运回草原，就把他的肚子剖开，摘除肠胃，在里面放满了盐，直接把皇帝整成了好大一块腌腊肉。中原的百姓管这叫“帝羓”，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字理解为皇帝牌腊肉。
　　　　辽太宗耶律德光之死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分裂——游牧部落联盟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导致的内部分裂可以算是常态，不发生才奇怪。这其实也可以算契丹草原帝国的一次危机。但老天又帮了契丹人一把——中原的大小军阀继续醉心于拳头比大小的比赛，对于契丹，只要他们不来添乱就行了。和部落联盟不同的是，已经走在通往集权帝国道路上的契丹并没有像之前的匈奴、突厥那样分裂下去——他们分而又合了。
　　　　接着即位的辽世宗耶律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能力手段都不能和阿保机、德光这样的强人相提并论。但他们的时代却是契丹帝国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就在他们的时代，契丹正式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集权帝国的蜕变——从他们自身就可以看出。靠强人维持的政权很常见，草原上出现过太多，但在强人死后，大多免不了四分五裂的命运。而只有常人甚至庸人都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和整体性的时候，这个政权才是真正进化到了有严整的政治架构的集权帝国。耶律德光灭后晋，真正接触到了中原政权的组织形式，他带回的大量后晋高级官员也为契丹政权结构的最后完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就在这个时代，日后辽帝国的基本政权结构最终固定下来。
　　　　谈到辽帝国的政治架构，却是出了名的复杂。辽帝国根本的政治组织结构是啥？可能会有许多人说是南北面官制度，南面官以汉制制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制契丹人。正确，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还有一个根本，斡鲁朵制度。而偏偏这两个制度还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
　　　　每个辽帝上台的时候，都要从各个契丹和其他游牧部落以及生活在州县中的汉族、渤海族人民中抽调出一部分，脱离国家政府，组成自己的私属游牧集团，这就是斡鲁朵，汉语的意思是“行宫”。这个游牧集团一旦产生就不再解散，在皇帝生前，它扈从着皇帝在国内四处迁徙游牧，皇帝的所有子孙后裔（除了即位为新皇帝的）也隶属于这个斡鲁朵。而在皇帝死后，则作为先帝的遗产，追随着新皇帝继续履行扈从的职责——虽然新皇帝也要组建自己的斡鲁朵。终辽一世，共有九位皇帝，两位当权太后，一位皇弟和一为权势滔天的大臣组建了十三个斡鲁朵，称为十二宫一府。斡鲁朵由于是皇帝的私属，所以并不归政府管辖，组成它的各族百姓也不由国家管理。在它的内部，也有南北面官之分，由北面官管理部族百姓，由南面官管理汉族和渤海族百姓。而按辽的兵制，每个成年男子都是士兵。我们可以发现，斡鲁朵这个巨大的游牧集团实际上是皇帝手中随时都掌握着的一只可观的军事力量。
　　　　在跟随皇帝迁徙之外，还有一部分汉族和渤海族百姓，他们定居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也属于斡鲁朵，也不是国家的齐民编户，称为蕃汉转户。他们平时劳动，为迁徙的斡鲁朵提供经济支持，战时如有需要，则马上转为军队，就是所谓的“宫卫骑军”。
　　　　斡鲁朵之外的部族和州县下辖的定居百姓才归辽政府统辖。同样，由北面官管理部族百姓，由南面官管理定居的汉、渤海族百姓。辽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分别管理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北、南枢密院。由北面官管理的各部族又被分为两部分，分别隶属于北南二府（契丹人在命名两分的机构时，习惯使用“南北”作为区分，北、南面，北、南府和后面要提到的北、南院是不同的概念），二府的长官称宰相，其中北府宰相原则上由后族萧氏世预其选，而南府宰相原则上由皇族耶律氏世预其选。但有原则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到了辽中后期，也偶尔出现了汉族人担任北面官里的两府宰相，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看成“民族融合”的加深吧。
功
　　　　公元一一四一年，即高宗十四年，金背盟攻宋，岳飞就是在这次的反击战中，率军打到了令后人振奋不已、跃跃欲试的朱仙镇的。wWW、然而，也正是这个朱仙镇，一千多年来却一直使我们错误的认为，如果岳飞不死，如果能让岳飞放开手去打，如果南宋不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岳飞就一定能够彻底收复失地！真是这样吗？
　　　　在南宋的五大主力中，岳飞的军队无疑是南宋最强的主力之一。大本营所以要把刘光世、张俊二人的军队放在整个战线中部，无非就是因为这两位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关键时刻，万不得已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还真能打几个象样的仗。而他们前据淮河，背依长江，能进则进，不能进则守，守不住则退，敌方一旦跟进，则即成孤军深入之势，钻进左有岳飞十万大军，右有韩世忠八万大军形成的口袋中。反之，如把他们放在岳、韩两侧，一旦溃退，则中部进攻之军立无退路，必将导致陕西战线、淮东战线连带崩溃，川蜀、江南亦将不保！
　　　　而当高宗十三年郦琼叛变后，南宋中部防线，就只有张俊的八万人马，及原淮西方面军副将王德新补充的两万人马。还有就是刚刚赶到顺昌的刘锜的两万人。从名义上，王德归张俊节制，但王德向大本营明确表示了不愿归其指挥，而大本营基于郦琼正因此反叛，亦不敢强拗，故在金背盟后，高宗不得不再强命早已因畏战、厌战而罢职的刘光世重任淮西前线总指挥。而刘光世则勉强过江到和州，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了，这就造成了高宗十四年那场大战开战后，淮西各军实际上的各不统属。
　　　　前面说过，当金兵渡河时，刘锜正在赶赴东京的行船上，接信即舍舟登车，只随行数人匆匆赶到顺昌城，急派人催所部并向大本营求援。天刚明，金军已到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古陈国，故又称陈州），幸亏所部两万兵已携家属于四更赶到。顺昌保卫战于此时正式开始，历时整整三十天，而岳飞派遣驰援的张宪、姚政，张俊派遣驰援的王德，却都是在保卫战结束后才赶到的。显然，南宋君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刘锜能在此打什么顺昌保卫战！也正是因为如此，秦桧才在刘锜击退金三路都统葛王褒数万大军后，金兀术十二万大军尚未合兵前，要其见好就收，撤回两万宋军及顺昌百姓，以免因实力过于悬殊致前功尽弃。那么，南宋大本营为什么不坚决反击呢？史载：
　　　　“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刘锜引兵至顺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皆弃城走，钤辖李兴率兵拒战，不克。辛卯，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金人。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李宝败金人于兴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兴军，趋凤翔。丁酉，命胡世将移陕西之右护军还屯蜀口。以福建、广东盗起，命两路监司出境共讨。己亥，命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庚子，以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听胡世将便宜黜陟、处置军事。辛丑，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砦，吴璘遣统制姚仲等拒却之。金人围耀州（今陕西铜川），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
　　　　看清楚，顺昌保卫战开始前，不仅岳飞正面的“河南诸州继降”，很少抵抗，更严峻的是岳飞的左翼陕西前线，也“陕西州县官皆降”！时陕西方面军总指挥吴玠，已于上年六月病逝，大本营派四川制置使胡世将统军，各将分兵驻屯各地，虽大本营已命吴璘将各军，但聚兵不及，只能勉强分兵三千迎敌。“蜀口”就是由秦岭进入四川的山口，“还屯蜀口”就是陕军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倾全力保卫四川。
　　　　那么，陕西、河南为什么不抵抗呢？
　　　　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