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师-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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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
　　　　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柘皋镇，举行了大规模的会战。此战的特点是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未亲临战场。张俊在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他一人决定。王德隶属张俊后，任都统制，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完颜兀术（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帅左监军、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颜阿鲁补（汉名宗敏），而柘皋的金军由完颜阿鲁补（宗敏）、韩常等指挥，完颜突合速亦未参战，参战兵力估计应只有几万人。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