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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家事与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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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灶的犹豫彻底消除了，金灶妻只好吞下了自己的聪明误，暗自称奇。算命先生的玉成，在他们看来是前世的命定，于是这场婚姻很快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在胡铁花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留下了“续弦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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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东门，宦途产胡适（2）
（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二月）十六日，（从上海）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从订婚到结婚，再返任，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中婚礼的一切程序都经过了，可见胡铁花的明媒正娶是完整而隆重的，对妻子是珍爱而怜惜的。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官员，新婚之后，就带了爱妻返回江苏知府候补任上。当然，岳父那座梦想中的宅屋，他出资帮他建成了。
1891年，胡铁花双喜临门：他的“候补”有了着落，被任命为凇沪厘卡总巡。这是一份官场肥缺，做官做在上海；这年辞岁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在上海大东门一家胡家合伙经营的“瑞馨泰”茶叶店里出生了——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排行第四，名嗣 ，行名洪骍，字适之，胡适的名字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取的，以后成了行名。18岁的妈妈冯顺弟迎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好景只有三个月，1892年2月，丈夫奉调往台湾，只带了师爷胡宣铎（他的恩人族兄胡宝锋胞弟）、书童胡郎山、裁缝胡锦泉，轻从渡海而去。行前，胡铁花为少妻、稚子作了安置，将他们带到了川沙城厢市中街自己家经营的“胡万和”茶叶庄。万和又被称“老万和”，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胡适的高祖已在川沙开创“万和”，茶叶制作兼销售，日渐发达，在上海和汉口开了分店。当年，川沙是个滨海盐村，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设抚民厅，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因此川沙民谚有云，“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这时的“胡万和”有大三开间店面和里间，楼屋也较宽敞，只是为制茶工场和工人宿舍所用，不便内眷居住。
于是他去距“胡万和”不远的南市街，川沙有名的“内史第”府第，租下前进厅屋侧临街的一间厢房，将妻儿安置下来。
“内史第”是清咸丰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的府第，当年院落深重，规模宏大，有三进二院两厢，六、七十个房间。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代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诞生是府的内院楼上东厢朝南的第一间房内，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事民主运动和社会教育事业间歇，也常去老家歇住。他的老祖母沈氏和外祖母沈氏，恰是沈树镛的一对胞姐妹，“内史第”便成了黄家住屋。孙中山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诞生在这座大院落里，并和她的姐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宋先生的母亲倪桂珍（1868——1931）是川沙人，1887年与海南文昌人传教士宋耀如结婚，1890年由上海搬迁回川沙城厢居住，就租用了“内史第”的前进厅屋沿街的西南侧的厢房、楼房，住了13年。此外，据传黄炎培的长子黄竟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会计学家黄组方也皆先后诞生于这个大院。世事沧桑，一度显赫的川沙“内史第”府院，现在只余第三进院落了（现浦东川沙镇兰芬堂14弄1号），砖雕门楼上挂着的陈云手书的“黄炎培故居”匾额，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被精心保留下来了。殊不知此地曾经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三位名人曾留有深深痕印的故居。
笔者1994年10月实地踏看浦东“内史第”，瞻仰“黄炎培故居”时，看到黄先生亲书的一幅书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恰是这位先贤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笔者也从当地文史界人士那里听到，“内史第”大院（20世纪）50年代还保存着，用作于当地公安部队的一家营房。宋庆龄先生曾对保姆李燕娥讲过的“一口住户们洗衣打水的井”也还存在；宋家旧居的沿街房屋，则成了一家糖果杂货店。然而一切景象，竟在1986年这个城厢古镇大拆迁中消失了——“内史第”众多旧厅空屋，包括宋氏故居、胡适故居……在滚滚尘土和劳力呐喊中不复存在了。痛哉，历史是不能再造的！不过胡适和他的母亲在“内史第”只住了一年略多几天，1893年2月26日，胡铁花派人来接母子俩去台湾，护行的有他的四弟介如和孪生二子（均已17岁了）。胡适曾说过，“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但以后听母亲说，川沙是个鱼米之乡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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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东门，宦途产胡适（3）
笔者好友程法德先生是胡适的侄外孙，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辅仁大学时曾与胡适相处甚密。他告诉笔者，胡适成年后专门去过川沙有两次。一次是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暑假返故乡绩溪拜望母亲（也同时去旌德江村探望订婚12年的未婚妻江冬秀）途中，经过上海，专门去了川沙一次，到“老万和”店楼上，取走了先父遗留的手稿，计有年谱、日记、奏稿、诗文等，至于其他的遗物如官服、官帽、朝珠、信函等仍留在房内。另一次是1934年2月8日，胡适自北平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住沧州饭店。乘隙，在程治平的陪同下，乘小火车到川沙，去看了“内史第”婴儿时代的故居，又到“胡万和”茶叶庄休憩，吃了中饭，才返回上海。胡适对此行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在大陆最后几年里，常对程法德说，“暑假里你回上海了没有？有没有去过川沙？有没有看过‘老万和’（那时该店由胡适侄婿、程法德父程治平经营）？我告诉你，这样的走法最便捷：你在上海可以乘小火车到川沙北门下车，穿过乔家弄，出去就是市中街，一脚踏进我们的‘老万和’啦！”
偌大的“内史第”被拆得只剩下第三进院落“黄炎培故居”，至于“胡万和”呢，还好。自（20世纪）50年代中公私合营后该店历经沿革，以后就成了劳保商品专卖店，是“铁饭碗”，而且换了“公”字的招牌，店面虽经几番改造，但院落与进深依旧，不知不觉地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上庄主家政，宽厚加忍耐（1）
胡铁花奉调进台后，初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继管台南盐务总局。公务稳定后，才将爱妻稚子接来，住在台南官署里。接着又因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是年年底遂将家庭迁到台东署中。
从1893年2月到1895年1月，这时胡适已从稚齿进入幼童时期，年轻的妈妈冯顺弟容光焕发，在热腾腾、绿油油、红火火的宝岛台湾，欢度她一生最温馨的日子。她天天与丈夫厮守，相夫教子，生活甜蜜异常。胡适在自传《四十自述》曾有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之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书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但是这样平和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略多的时间，悲剧时势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接踵而来，胡适一家陷入悲剧的深渊。
坚持守台、抵御日本接管的胡铁花预测到全岛险恶前景，于1895年1月，留嗣秬在身边，遣四弟及三子嗣秠、书童朗山，将胡适母子送回上海，转返绩溪上庄村故宅。他还给妻子及四个儿子各写一份遗嘱，表示决心已定，以死报国。当年，胡铁花奔走国事，在家乡只有薄田数亩，也没有为自己及家人建造体面的宅屋。现在向海内外开放的坐落在上庄村西南方向、常溪河畔的“胡适故居”（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乃是胡铁花二子嗣秬（号绍之）于1897年主持营建的。回到上庄村的冯顺弟度日如年，忐忑不安地等着丈夫的消息。8月22日，胡铁花客逝厦门。其二子嗣秬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扶柩回归上庄村。未进村，正坐在胡家前堂的冯氏闻此凶讯，突然觉得天翻地覆，乌黑一片，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充满了哭声。
尽管皇帝的一道诰命下来，###被册封为三品夫人，厅堂梁上高悬着盖有御印的一副黄缎（圣旨），但却无助于这位23岁就寡居的少妇，立时要做众多成年儿女组成的大家庭的家长；面临的艰难困惑无助于按故夫“ 儿天资聪明，应令他读书”遗嘱教育骨血成材的年轻妈妈。诚如胡适说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而“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现在，围绕这位后母便是这么一群小辈：长子嗣稼大她2岁，一个只会伸手要钱而不事生产的废物，而他的媳妇，更“是一个最无能、最不懂事的人”（胡适语），他们的女儿，只不过小胡适1岁而已。二子嗣秬，只小她2岁，清末国学生，候选知县，经商于汉口、上海间，是全家最能干也是非常精明的男人，而他的女人，却“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胡适语）。三子即孪生的嗣秠，已承继给五房作香火。长女大菊大她7岁，早已出嫁。二女从小就送了人家。只有大菊才理解后母的苦衷，回娘家时，像姐妹般劝慰她。自从老爷子这根栋梁一倒，大家庭再也没了统治权威。分房、析产、分炊势在必行了。
冯氏面临最现实的问题，三开间老屋如何容纳三房七八口家人？“诰命三品夫人”的圣旨挂得再高，也无济于事。亏得能干的老二早在1897年，动用故父官囊遗银，建造了一栋三开二进二天井两层的通转楼房（典型的徽派民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新居落成后即实行分家：厅堂东侧楼上楼下，归二子嗣秬一家使用；厅堂西侧楼上楼下，则归冯氏及四子胡适使用；三子已出嗣，就不再继承房产；长子分得紧邻的老屋，又考虑他没读书过，无业坐吃，将汉口店业也分给了他。里堂东边尚建有集厨房、茅厕、猪栏在一起的大统间平房，特地筑起两副灶台，分归二房、四房（冯氏代表）使用。厨房里有两扇门：一扇通二进厅堂，一扇通向墙外巷道……冯氏为分烟析产累得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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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主家政，宽厚加忍耐（2）
老大嗣稼不出丝毫力气，却在分家时最得便宜，但他抽大烟、嗜赌博，已积习难返，钱一到手，就花精光。他家徒四壁，于是就动起大家庭的念头，见了精致的烛台、香炉，偷出去变卖；即使一把锡酒壶，也来个顺手牵羊。早年，胡铁花在世时，痛恨这个败子到极致，擎剑要砍他的头，顺弟急得跪着哀求，“使不得！千万饶了他吧！不然人家以后会说我这个后娘不容……”现在，这个败子在外面以胡家名义屡屡赊烟钱、欠睹款，累积成重债。每到除夕时，债主们拎着灯笼，一个一个上门来，人声鼎沸，灯影绰约，把大厅里的两排椅子，连得门槛上都坐满了。老大早就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当家年轻的后娘无疑成了众矢之的。这景象实在恼人，但冯顺弟很镇定，“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分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胡适）。大年初一降临了，新年纳福，什么都得吉祥平安，这时老大叩后门，溜回来了。后娘从不骂他一句，脸上也不露怒色。在小胡适的眼中，这样的过年总有五六次。
如此宽厚对待这个不争气的长子，而对两个刻薄的儿媳也一样。大媳、二媳常联合与后母闹气，有时还借他们的孩子（小不了胡适几岁）儿嘻争执来发泄，言语尖刻，指桑骂槐。冯氏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胡适）最使她受不了的是二媳那张脸孔——一旦闹气，脸色变得铁青，刀也砍不进去，而且可以坚持十天、半个月不说一句话，昂首阔步，默然无声，凶神恶煞地走进走出。冯氏忍无可忍了，“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胡适）。
对小辈，她是超绝的仁慈、宽厚、忍让，尽管她与她们的年记不相上下。但对同辈无理闹事，她就冷静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用手段、有节制地去应对。“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责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忍错赔罪，她才罢休”（胡适）。冯顺弟在胡家族叔兄弟中，正当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她心胸十分地坦荡。儿子胡适是村上有名的“小先生”，当时大家庭的日用进出，都让小胡适登记在帐簿上，即使是块豆腐之微细，也不漏帐。
冯顺弟，做人真不容易啊！23岁寡居，内心的痛苦且不说，在这个有荣誉的大家族、大家庭中做家长，更是谈何容易！她刚柔相济，立身处世，而她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各种各样的是非、苦恼、不平……都被她忍耐着，宽容过了。这种禀赋，潜移默化，在她儿子胡适身上渐渐地体现出来。胡适在北京大学做文学院院长时，已“大名垂宇宙”，但“小脚夫人”江冬秀发起脾气来，声势也不小，有一次将把水果刀掷了过去，险些击中胡适面颊；胡适则嘀咕几句了事。有时江冬秀嗓门轰响了；胡适躲进卫生间，借嗽口，故意把牙刷涮口杯声弄得很响，作为“掩耳”。胡适在1935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曾说了：“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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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门哺爱子，慈母也严师（1）
骨肉之间当然可以直抒自己的爱恨了。冯顺弟对胞弟妹，对亲子，把整个身心都扑了上去，倾泻她的全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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