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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家事与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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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胡适：感情升华（5）
这年的7月6日，胡适、江冬秀夫妇来到绮色佳高地路322号（322，Highland Road）韦寓，“很舒服”地住了27天，可说天天都是家庭式小聚会了，乃至“有点舍不得离开”。
遗憾的没有稍多一点文字资料纪实这27天应该是礼貌的和谐的舒服的两家三人共处的生活，只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先生提供的两份珍贵的资料（包括两张照片），就是胡适致陈之迈夫妇明信片上的一句话——
我们在Ithaca小住已经两星期，此地很凉爽，有点舍不得离开，大约须到8月12日回纽约去。（1953年7月12日）
和胡适致赵元任夫妇函中的一句——
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1953年8月8日）
按韦莲司的计划，在她出卖322号这幢屋子前（然后移居到巴贝多岛去度晚年），还想再请胡适夫妇来绮色佳，团聚一次。这个愿望是1955年发出了，但未能如愿。胡适在这年末梢回信给她说，“我已经感到岁月不饶人了。上个星期是我六十四岁生日，也是我心脏病发（1938年12月4日）第十七周年。去年，我很容易感觉疲倦，在第五大道上，走上五条街，就经常需要停下来休息，那才只有四分之一哩的路啊。唯一让人宽心的是：在我作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时，坐着工作三、四个小时，还不觉得疲倦。”
以胡适寿命计，这是暮年学人的声音。
胡适于1958年4月6日返回中国台湾省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年初，韦莲司出乎意外地收到胡适邮寄给她的一双拖鞋！她写信道：“最受欢迎的礼物茶叶已安全到达，精致的拖鞋也同时收到。茶有一种我很喜欢的特殊的清香和味道——
寄拖鞋来是否表示你有意来绮色佳？我希望如此！一如既往，我对我们长久的友谊，怀着无限的感念。（1958年1月13日）
一双拖鞋也引发了这位老姑娘如此丰富的联想。“拖鞋”可作胡韦之恋在美国的尾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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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1）
黄昏
1958年4月胡适正式返台后，因料理善后和参加学术活动，又去过美国三次：1958年6月16日到纽约，处理行李、书籍和动员江冬秀同返台（未成）；1959年7月赴夏威夷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1960年7月到美国西雅图，参加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然后返纽约自己寓所，此行为时3个月。
胡适三行美国，韦莲司无时不企盼再聚首，“我怀着多看你几眼的希望”，“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你”。但胡适行程那么紧，只在最后一次的一百天中，在华盛顿匆匆短聚了一次，另外，只能以书、以物传情了。
1958年7月4日，乘胡适到纽约寓所收拾行李，正式结束美国生活时，韦莲司寄了“典型的美国小礼物两人用餐具”一套，作为惜别留念。韦别出心裁地在这套精致的银餐具上，分别用中文、英文刻了“冬秀”两字。“那个刻工从来没有见过汉字，更没有刻过汉字。第一个汤匙，一眼看去，真是太奇怪了，我几乎要放弃（刻中国字）的打算了。然而，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这个可笑的结果能使她（冬秀）一笑。”为了表示对冬秀朴素而不加修饰的敬重，韦莲司没有采用她的“讲究礼貌又受过亚洲式教育的西方朋友”的建议，没有称冬秀为“姐姐”，因为“实际上，她比我小几岁，这在西方，却反而更值得骄傲。”（韦莲司，1958年7月4日）
胡适收到后，大为赞赏：“这真是一套非常漂亮的银器，背后有多少巧思和关怀！”（1958年7月11日）果然，这份被胡适称为“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一生有多方面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友谊，在胡适身后，为江冬秀持续了下去。
在胡适正式返台后的那些日子，他俩一直盼望着再度聚首。“明年夏天我会回来，也许参加我那一级同学四十五周年的同学会”（胡适，1958年10月21日）。“要是我安排得开，我会去看你的”（胡适，1959年6月18日）。“我今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去绮色佳”（胡适，1959年12月2日）。胡适终于于1960年7月至10月生平最后一次的赴美行程中，9月，在华盛顿他俩聚首了。
韦莲司何以急盼见胡适呢？因为她晚年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她已过古稀之龄了，她在抓紧时间整理韦莲司家族档案，交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同时，计划出售现在拥有的那幢楼房，以便移居东加勒比海巴贝多岛度暮年。该岛只有430平方公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966年独立，现已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岛国。为此，她想把楼房所有单元先出租，自己住在由车房改建成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单元里，“试着同一个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还得兼做经销商”；“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所帮忙”——义工。她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辛苦，经济上也不太富裕。她要为自己最后归宿作计划，想在离开美国本土前，再晤一次心中唯一的人——胡适。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9月，华盛顿。
9月，正不是个时候！纠缠胡适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国》”案正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15日，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结束，胡适东行到华盛顿，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49年度会议。这天，传来了台湾警方拘捕《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接着“副总统”陈诚去电胡适通告。胡适是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我的思绪有些不宁”、“目前我一筹莫展”的心绪中，于9月6日上午，与韦莲司、蒋梦麟等人在华盛顿共进早晨。要是再没有安排其他时间的话，这次聚首何其短暂！
这次晤面，实际上是韦莲司来向胡适辞行，因为她在9月1日已经盘出了她那座绮色佳的楼房；用可的松支撑身体，完成了韦氏家族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在储藏室里留下了少量家具后，便打点行李，准备孤身前往她所向往的英属巴贝多岛过冬去了。她已经告别了种下爱情、发展感情的绮色佳镇，这位75岁的老姑娘最后追踪到她心目中唯一男人身边，鼓足勇气，辞行——要是今世再也见不到他，那是诀别了！
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2）
她明确告诉胡适，此去是碧波荡漾中的一小丁点，加勒比海里的一个小岛巴贝多。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生离，无异死别。胡适尽管际此政治境遇尴尬，还决心亲自送行。由于资料缺乏，不知他到何地、何港口、何码头送行。胡适送行，可感动了这位多情的美国女性了——
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 am making satisfactory progress。 Don't 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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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莲司祭奠：半世纪书信（3）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陈衡哲：响应“诗国革命”（1）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 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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