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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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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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流　独领风骚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妾。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他还卖过文凭。这是他亲口向胡适讲的。
　　安福部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有人兜买，二百元一张。
　　×××找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说他文凭丢了。×××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辜说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立马到天津，把四百元　“报效”给妓女一枝花，玩了三天才回来。事后，×××大骂辜不讲信义，辜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把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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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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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1）
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门类里，被冠为“泰斗”、“大师”、“宗师”者不胜数矣。姑且不论这一顶桂冠戴在受者头上合适与否，总觉不新鲜；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却只有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他的学问大、名望高，掌握汉语以外的语种达十六种之多（一说十三种），在对学生讲“佛经翻译学”时，能用十几种语言来比较、研究，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白孰优孰劣，优在何处，劣在何方。他的拿手绝活是对历史的研究，“在史中求史实”，“继承宋贤史学大师，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长编考异之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
　　陈寅恪1902年十三岁，随兄陈衡恪（师曾）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计达十多年却无意追求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　“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后，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坛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兜，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讲课时一兴奋觉燥热，便适时脱去。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活脏，学生要代劳，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述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创新，期以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是以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同学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不惮跋涉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他与王国维（静安、观堂）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遗憾此碑今已无迹，幸有拓片尚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长沙。出身于诗书世家。他自言并非是“读书种子”，那是自谦。祖父陈宝箴，咸丰年间诗人，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三立，别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长兄衡恪，民初著名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精，我国漫画创始人。称陈氏“诗是吾家事”确切不过。尤当陈氏宗族定居南京后，对子女教育更为注重。除延聘西席外还在家开设学堂，所授课程不止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之类，还设置数学、英文、音乐和绘画。延聘的塾师都是饱学之士，如王伯沆、刘翼谋、萧泉等。家中藏书也丰，多为古籍和佛典。童稚时代，家庭便为陈寅恪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自由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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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2）
乃翁陈三立得陈寅恪时已三十有八。“恪”是兄弟间排行字，他生于（庚）寅年，由祖母黄太夫人命名为“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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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1）
贤内助者，唐也。
　　陈寅恪、唐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他们的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结缡于沪上。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嘴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么，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一见钟情，他们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主政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琐碎事务。家中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她的字写得好，把方块字写在纸上，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唐诗。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自1937年日寇入侵，覆卵下岂有安巢，陷入苦难深渊。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车站上车，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惨不忍睹。到香港之后，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获救。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之手，她甘为丈　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2）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