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医生大揭秘:我的病人是总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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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联席会议成员，受邀贵宾，白宫新闻处职员，以及俄罗斯代表团全部随员与团员。

第4章　总统召见（5）
豪华轿车停在外交接待室入口前，布什总统夫妇就站在那里。鼓声之中，一位全副武装的陆军军官精神抖擞地走到后车门　；然后，他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放在车门上，准备打开。鼓声隆隆中，我屏住呼吸，南草坪上的人们也在注视着，各大新闻网的摄像机镜头也做好了准备。我估计那位军官可能忘记了车门手柄上有特殊闭锁装置，这是我在第一周接受特勤组培训时所了解到的一个细节。鼓声持续了几秒钟，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门锁、打开了车门。人群如释重负地轻轻松了一口气，鼓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鲍里斯·叶利钦首先从轿车中出来，熊一样硕大的头颅上长着浓密蓬乱的银色头发，蒜头鼻子下露出欢快的微笑。他身材肥胖，长着将军肚，穿一件高级黑色西装。他一露面我便马上联想到自己的专业，这人特别喜欢喝伏特加酒。与身材肥硕的叶利钦相比，他的妻子相对娇小，由那位陆军军官搀扶着走下轿车。
　　布什夫妇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与叶利钦夫妇握手致意。俄罗斯和美国翻译站在两位总统身旁，开始同步翻译，当一位领导人说话时，一位翻译便小声地向另外一位翻译。之后，两位总统被礼宾人员引领到南草坪临时搭建的一个舞台上，开始正式的接待仪式，演奏俄罗斯和美国国歌。
　　我扫视了一眼南草坪上的群众。大多数人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我的病人再也不是原来做随舰医生时的那些年轻的现役水兵了。面前的这些人与我在圣地亚哥医院从事的老年病内科学治疗倒相当吻合。但是，现在我不能在一所大型教学医院隐蔽安全的环境中为这些人治病了，而要在现场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救治。控制住病人的病情之后，我会将他们转移到最近的医疗机构中。这是我所熟悉的一种工作方式，在军队医学院我曾经学习过伤病分类治疗和战场医学课程　；作为随舰医生，我曾经处理过很多类似情况，我和医护兵对病人进行急救，然后将其转移到海上的航空母舰或者陆地上的医疗中心。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军队医生最适合做白宫医生的原因。军事医学要求医生在战场有限的条件下救治病人，稳定他们的病情，然后再将他们转移到最终的救治医疗机构。在白宫做医生就像在战场救治一样。现在，我的战场就是白宫前面的草坪，我要救助的战士都是名人、贵宾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助手是一个医院的医护兵和医生助理。
　　演奏完《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后，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接着演奏了《鼓号齐鸣》。在负责照顾总统健康的九年时间里，我曾数百次地听到这一乐曲。每次听到《鼓号齐鸣》，我的思绪都会回到　1963　年　11　月。当时，我爸爸正在首都华盛顿的海军造船厂驻防。他的堂弟玛西亚诺·玛丽亚诺是在白宫工作的一名海军勤务兵，也是肯尼迪总统的一名侍从，他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这位总统的故事。我永远记得，11　月份一个寒冷的早晨醒来之后，因为举行总统葬礼可以不用上学的情景。我走进客厅希望看动画片，但是，所有广播网都在播放总统的国葬。妈妈坐在电视前一边哭泣，一边看着总统灵柩被放进国会圆形大厅。“他太年轻了。”妈妈悲痛地说道。我想安慰妈妈，于是走过去搂住她。但是，她实在太伤心了。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肯尼迪总统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很替他们难过，那天面对那么多人，他们也一定非常伤心。

第4章　总统召见（6）
突然，一声礼炮打断了我对约翰·肯尼迪总统葬礼的回忆。“21　响礼炮。”特勤处无线报话机中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好像他知道我吓了一跳一样。第一声炮响后，站在我身边的加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草坪的人群中则有几个人跳跃起来。礼炮是在半个街区外的椭圆广场上燃放的，巨大的响声在空气中震荡着。那声音实在太大了，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每响一声，我都祈祷自己只在这种场合中听到炮声，而不是在其他可能导致我的病人受伤的场合。
　　21　响礼炮结束之后，我的脉搏慢慢平缓下来。我看了一眼欢迎仪式项目表。项目表使用的是高档白纸，封面上盖着总统浮雕印章。我用手指着品蓝色的草书印刷字体，阅读仪式安排。但是，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事故，人们开始一个个晕倒——后来，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典礼性“伤亡”。
　　特勤处频道传来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正在演奏俄罗斯国歌，所以报话机的声音几乎难以听清。“有一名男子晕倒，在靠近岗哨的车道边。”我转过身，向椭圆形办公室前的车道岗哨望去。一位立正的海员晕了过去。加里看到了那个人，马上快步向海员走去，同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和玛丽·安没有说话，跟着加里匆匆前行，同时注意躲避摄像机镜头。当军乐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南草坪上的每一个人都肃然站立，我们三个人则飞快地赶到晕倒的旗手旁边。他身穿纯白色制服，当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沥青车道上，出了一身汗。加里将旗杆从他手里拿下来，没让旗面触碰地面，玛丽·安和我为他松开领口。
　　“你感觉怎么样？”我向这位年轻船员问道，看样子他只有　18　岁左右。
　　“我想我的膝盖绷得太紧了，夫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说，　军士长告诉我不要那样做，但是我忘了。”
　　“我们需要给你降降温，给你弄点儿饮料。”我一边把着脉一边说，脉搏快而弱。玛丽·安从自己的医药箱里拿出一个血压计，开始为他量血压。一个服务人员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船员喝了两口，然后我们将他移到几英尺远配有空调的岗亭中。
　　然后，报话机中再次传来那个沙哑的声音：医生，果岭区附近可能又有一个人晕倒了。”在南草坪总统练习高尔夫的果岭区，距离人群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慢慢向一条长椅走去。我低头看了看正在救治船员的玛丽·安，又看了看加里，他点点头抓起医药箱向那位男子走去。在医生助理和医护兵分别救治一名典礼患者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治可能患病的总统了。
　　我的目光投向站在远处舞台上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军乐团仍在演奏美国国歌。我本能地向舞台后面走去，靠近总统患病或受伤后特勤处人员可能带他行走的路线。没人告诉我应该站在这里，或许是我接受的军事训练产生了作用。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学会预测紧急事件并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我暗暗告诉自己要远离杀伤区。“杀伤区”是我从特勤处特工那里听到的一个词，表示总统周围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流弹或炸弹杀伤的区域。詹姆斯·布雷迪　10曾站在杀伤区被一颗子弹射中，事实上凶手是准备刺杀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医护人员必须远离杀伤区，这一点很重要。我观察着总统所在的位置，同时分析他的特工可能所处的位置。我告诉自己，如果你死了就再也不能救治总统了。

第4章　总统召见（7）
报话机中再次传来呼叫，又有两个人晕倒了。一位穿着礼拜天盛装的老太太在椅子上瘫倒了，正在用领到的典礼时间表扇着风。玛丽·安已经完成了对船员的救治，对方正坐在警卫小屋中休息，并且已经喝完了第三瓶凉水。收到呼救信号之后，玛丽·安已经向那位老妇人走去，她坐在距离舞台六排远的位置。加里已经完成了对那位坐在果岭长椅上的肥胖男子的诊断。因为他说自己有些恶心，胸部也感到不适，加里用无线报话机向我进行了通报，建议我们将他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急诊室。我同意了。但是，那位男子拒绝接受治疗，告诉加里他想继续观看典礼，说稍后自己可以去看私人医生。我告诉加里陪在他身边，同时劝说他接受紧急护理。这个男子还拒绝吸氧和服用硝酸甘油，不过，他同意饮用瓶装冷水并用凉毛巾擦脸。
　　当我们继续救治典礼伤员时，接待仪式在按计划进行着，两位总统在南草坪上检阅了部队，然后分别发表了讲话。我和加里以及玛丽·安避开摄像机镜头，在尽量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快速移动着。同时，我们一直在收听总统在南草坪位置的通知，随时准备发生意外时冲到他身边。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总统的身体。他顺利完成了接待仪式，陪着叶利钦总统及其随员从外交接待室进入了白宫。我通过棕榈室进入李医生办公室，与总统随员们所走的方向正好相反。加里已经完成了对老先生的检查，尽管我们开始有些担心他，但他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他妻子承诺今天上午就带他去看医生。玛丽·安一直留在南草坪上，直到所有客人全部离去　；之后，她马上返回了老行政办公大楼门诊。在我们实施接待仪式救治服务的过程中，白宫医学部的其他人员还在照常工作。
　　我来到李医生办公室，早晨工作时所出的汗还未退去。李医生正在伏案处理文件。当我来到门口时，他抬头看了一眼。
　　“噢，工作顺利吗？”他手里拿着放大镜问道。
　　“总统很好。有四个人因为天气炎热患病，不过后来都没有问题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无重大事故的事件。”
　　李医生苦笑了一下。“无重大事故的事件？”他略带几分嘲讽地跟着我重复了一遍，“那是你的工作，医生。要确保每一个事件都不出现医疗事故。”然后，他低下头继续阅读。
　　“我会全力以赴，李医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然后，我转身离开，伯特不以为然的评论先是让我觉得沮丧，接着又有些愤懑。我知道，我不能期望得到他的表扬。他不可能像我过去的上级军官或导师那样公开鼓励我、支持我。尽管伯特的话让我不舒服，但是上午在南草坪执行任务的经历仍然让我很开心。我再也不用身陷门诊，每隔　15　分钟接待一个病人，或者花一个小时为一个老年病人诊断后开一大堆药，试图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与大部分同事不同，我喜欢到大型教学医院安全网之外的地方为病人看病，我更愿意在现场为病人治病。不论是白宫南草坪还是一个外国首都的街道都让我感到兴奋，现在，这些地方成了我的战斗阵地。
　　这次经历让我回忆起在公海上做随舰医生的快乐时光。那时，到最近的医院都要航行七天，所以我们只能在船上救治执行任务的船员。圣地亚哥医院每天可以预见的重复性工作和行政活动让我非常失望。来到白宫后的最初几周，这个新环境具有的难以预料的、不同寻常的工作性质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白宫的高风险医疗环境产生的兴奋感激发了我的斗志，促使我决心做得更好。如果那天早晨的经历代表着白宫医生的工作性质，我渴望迎接更多类似的挑战。这正是我期望的从医形式。　。。

第4章　总统召见（8）
3
　　我在白宫不断熟悉新生活和新工作的同时，理查德和我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詹森——也在适应着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生活。他们很喜欢我们找到的那所距离男子学校三英里的连体别墅。地下室则为理查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家庭办公室，他可以在那里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中心的夜校课程备课，他在夜校教授法律研究与写作。理查德常常以自己的准确表达能力而自豪，对学生缺乏起码的写作技巧深表失望。他还与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联系，对方需要一位律师解决特殊案件。在教学和律师工作之外，他还担负起照
　　顾两个孩子的工作。
　　安德鲁和詹森与社区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他们喜欢这里四季分明的气候，这是永远阳光明媚的圣地亚哥所没有的。当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更让他们欣喜万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上学，尽情玩耍。
　　在白宫工作的第一年，我偶尔在出差后的工作日休假。此时，我会借机做做家务，营造家庭生活气氛。一天晚上，我主动做了一桌有益于健康的家常菜。
　　将盘子放在餐桌上以后，我得意地高声叫道：饭好了。”理查德从他的地下办公室走上来，安德鲁和詹森也从后院跑进来，冲到洗脸盆旁洗手。
　　左图：移居首都华盛顿前，在圣地亚哥抱着我的两个儿子，一岁的詹森（左）和三岁的安德鲁（右）。（家庭照片）
　　右图：1995年，在我的白宫办公室，两个儿子高兴地与总统家的猫玩耍。（家庭照片）
　　我做了孩子们最爱吃的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子。与我过去经常使用的肉馅不同，这次我使用了从高档商店购买的有益于健康的无盐优质肉酱。
　　我们一家四口在餐桌旁就座。我瞟了一眼脸色安详的理查德，我知道哪怕我在家呆一天他也会十分开心。我觉得自己亏欠理查德很多，他同意在家照看孩子而让我出去工作实际是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偶尔做一次饭，我感觉自己至少为维护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是，我又禁不住想，对于一个女军人兼白宫医生来说，怎样才能算正常的家庭生活呢？
　　我向两个儿子微笑着，对我来说，与他们一起吃饭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永远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做完祈祷之后，孩子们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咬了一口意大利面条之后，詹森疼得大叫起来。我想他可能是咬了舌头或者肉末太烫了。我马上伸出手去接他吐出的健康无盐优质肉酱。“太难吃了！”三岁的儿子尖叫道，“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饭！”虽然我没有向爸爸学习过烹饪（他曾为挑剔的将军和夫人做过饭），但是对我来说，为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做意大利面条绝对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我的自信在家里是行不通的。
　　理查德看着我走过去抱着詹森，为他擦掉嘴边吐出的一生中最难吃的意大利面条。“对不起，亲爱的。”他同情地说道，“我想，孩子们喜欢吃你在圣地亚哥做的那种意大利面条。”我想，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挖苦的表示。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本来，我希望为孩子们做顿可口的饭菜，履行一个母亲应尽的基本义务。但是，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一刻，我想拼命从家里跑开，回去工作，那里有人需要我、感激我。那一刻，我后悔自己接受了白宫的这份工作。我知道，由于接受了这份工作，我的生活再也不可能与以前一样。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同样会影响到我的家庭。
　　

第5章　巾帼须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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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如果总统被枪击，你知道应该按什么计划进行救治吗？”这是一个头发乌黑、肌肉发达、留有胡须、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勤处特工向我提出的问题。他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装有茶色玻璃的防弹巨无霸雪佛兰的后座上，我坐在两个同样肌肉发达、精明强干的总统安保特工之间。这是我接受特勤处培训的第一周。现在是　1992　年夏天，我们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老布什总统和家人正在这里度假。
　　来缅因州的前一周，我刚刚会见了里奇·米勒，他是布什总统的特工队队长。他身材瘦高，说起话来惜字如金，样子活像特勤组招聘广告中的模特。医生是安保小组的一部分。”在特勤处指挥部做讲座时，里奇这样对我说。
　　“安保小组，什么意思？”我问，无论声音和表情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