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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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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大火终于扑灭了，但还有零星枪声。父母亲也不知在那里，也不敢一个人回去，只好露宿野外，守着抢出来的东西。
■ 覆灭
第二天乡亲们陆续回了家。这次战火将整个三江烧了五分之四，最繁华的镇中心，两个万年台，文武庙全焚于一旦。所幸我家还未殃及。这时李麻子的队伍也不见了，解放军上街宣传，叫大家不要怕，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等。
北栅门里边有个汪麻子豆花饭店，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大老幺和小老幺。大老幺叫汪子清，是街上一个痞子混混，那天虽说他没有拿起枪真的干，但也去给李麻子摇旗呐喊，结果在左胛窝下打个大洞，差点要了命，最后还是解放军给他包扎，救了他。
李麻子的当家外管事、保长沈凤祥被击毙。最让人又可笑又解恨的是李麻子的侄儿，人称小太岁的李老二，平时在镇里提劲打靶歪腾了，这次看到解军一匹军马惊了到处跑，他就充好汉去捡“战利品”，结果被解放军机枪打断双腿。最后没人管，伤口化脓生蛆，不等政府去*，他就痛死了，大家都说活该。
李麻子收拾残部与卭崃惯匪乔子军汇合后，在卭崃五绵山被解放军全歼，孤单一人逃到乐山。又看解放军到处清乡，吓得不敢停留，心想成都人多好混，谁知一到成都就被逮到。川西十大匪首之一的李泽儒李麻子终于被正法。
卖锅魁的郑老二，跟着李麻子叛乱，端起机枪往前冲，结果当然罪有应得地被*了。唏嘘！如他不去趟那趟浑水，也许土改时还是极积分子呢。 ■（作者系退休干部）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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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
四川的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1662…1795）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 。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
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70％…80％左 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
四川解放后，随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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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袍哥“叛乱”
四川袍哥头子、匪首、特务*，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东南的龙潭寺、石板滩开始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执行任务，途经石板滩被匪特残害后牺牲。
这次*是由“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材，伙同“*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发动的。匪首李干材原是重庆袍哥“三六协进社”社长，重庆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军统大特务、稽查处长周迅予收为己用，当上情报大队长，成都和平解放后，潜伏在石板滩策划暴动。巫杰（乌杰）是龙潭寺的流氓“滥滚龙”，被李干材收买后率领土匪埋伏院山寺险要地带，偷袭途经解放军工作人员。
*发动后，巫杰率领土匪几百人占领院山寺，断绝交通，砍断电线，隔绝龙潭寺到成都的通讯，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码头仁义两堂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出血”，更以武力强迫青年群众从匪，不肯从匪的被巫杰杀死了三人。
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大规模匪特*后，各地袍哥头子、匪首、恶霸、特务乘机组织反革命武装*，全面发动了土匪游击战争。金堂、简阳、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崃、蒲江、大邑、安县、绵竹、绵阳、三台、中江、彭县、彭山、眉山、洪雅、夹江、邻水等先后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两次*，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进剿。同时也在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多次围剿和进剿。
从“龙潭寺*”起，至大邑县五庙山彻底剿灭为止，历时不过几月，即被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1951年2月，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了一批首恶分子。
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摘编自《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1）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建国前后，有数十万之众道徒的一贯道，不仅是“北平第一大党”，而且一直试图挑战新生的政权。新生政权掀起的取缔一贯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使这一中国最大的地下组织彻底瓦解。
■ 对峙1949
1949年5月15日下午，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负责人白崇禧弃城南下，次日解放军进驻汉口。第三天，开进汉阳和武昌，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一周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形势急转直下，一贯道“ 金线派” 的“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王效峰接到上层指示，各坛口暂停一切会道活动，观望新政权的动向。王是一贯道武汉“中和坛”道长，是一个有15年道龄的“老前人”（即当地办道负责人）。1949年初，兼起了“ 武汉枢纽” 第一组组长。
但是一直观望到7月，武汉新政府打击一贯道的动静并不大，王效峰决定试试能否开展地下活动。
在这种非常时期，稳住青年会众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贯道的头目们意识到，青年男女的思想变化最快，容易受外界时事变幻的影响。 因此，在7月的一次联席会上，王效峰提出，要开设“天才班”，统一“天才”的思想，以抵御共产党的宣传攻势。
所谓“天才”是一贯道内被尊为“传法官”的人，一般由20岁以下青少年男女道徒担任，他们被认为能代天宣传道法。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班在武汉解放初期，对稳定一贯道“天才”的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头号大敌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开始着手对付另一个潜在的敌人——有“最大地下党”之称的一贯道等会党势力。
王效峰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刻。
就在王效峰开办“天才班”的同时，中国东北的辽北省，正在把暑期放假的中学生召集返校。
这一年的7月10日，15岁的江厚与同学们在铁岭联合二中开始了为期20天的“彻底取缔一贯道”学习和培训。铁联二中的校长谭伯是县委委员，这一政治任务由谭校长直接从县里带进学校。这个暑假里，像江厚一样返校的，还有该市数千名学生。
1949年前后，乱世中国产生了上百种地下组织和宗教团体，一贯道是1950年代初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贯道最盛行的是华北地区。
原北平市长彭真曾经毫不避讳地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事实上，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一贯道一直“跃跃欲试”，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威胁。在山西，一贯道总道首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
而在中南部省份，则暗中传递一贯道“师母”孙素真的“母谕”：真人快出世了，千万可要好好修呀，特别要防备七十二个假祖师出来”，“七十二，写出来就是个‘毛’字。”对于武汉解放，一贯道这样放风：“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早在1948年，*东北局和华北局，就已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反动会道门。先期解放的北中国，率先开始了对会道门的取缔。这项运动很快就跨过了长江，遍及全中国。一贯道的脚步也在这把铁扫帚的追赶下，开始从北方一路向南，再向南。
而1950年的全国公安会议上，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2）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
■ 隐道1950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真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 一切形象要丢掉。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他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说为了“灵性”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 改用商业语言。这期间孙素真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
此后，每周一次的联席会、小组会改为不定期。不久连不定期的会也停了。有事改用写小字条的方式相互传递。这种方式也没维持多久，1950年底镇反开始时，武汉一贯道停止了自己全部活动。
停止活动前宣传纪律中要求，要认定取缔一贯道天考，不要相信“坦白从宽”，那是假的、是套取口供的，最后，抱一问三不知、软拖和硬抗的态度，或装作无辜受害，大不了坐牢、枪毙； 为道牺牲是光荣的，“肉身丢掉，灵性出苦，玄祖超升，有何惧哉。（《一贯道内幕》王效峰）
此时，遵照指示在武汉、天津、郑州等地躲藏的王效峰获知从天津、北京传来的消息，当地已有道首被捕法办了。王效峰认为，这块大陆的最南端的广州可能是块匿身之地，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根据局势选择是否去香港。他并不知道，孙素真还没等到1951年“魔考”过去，就已从上海取道广州，又从澳门转到香港了。
■ 年底大扫除
1950年10月，*发出《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同时，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一贯道：覆灭与逃亡（3）
这年年底，全国开展了一次统一行动。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统一查封妓院一样，扫除一贯道的行动也是整齐划一。
12月18日19时，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成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发”，各区的抓捕名单已由市局治安处拟定完成。北京市全市统一取缔一贯道的行动从这夜开始。
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许继忠等人，先在早已探明的道首住宅附近布置好武装，户籍警上前把门叫开，以查户口为名进屋检查。室内人员尚无反应，搜捕即已开始。搜查时，道首一家人被安置在一间房子里。搜查到的道坛器物等造册登记，登记在册的有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证件，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潜伏活动计划，反*语（谣言）底稿，武器。在地下和密室还发现有金银资财。西郊各分局3个小时就抓捕道首13人。
许继忠所在的海淀区有一贯道成员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7，数目还不是最多的。他很快就归纳出该区一贯道的特点来，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完整样本意义的分布：海淀区的一贯道与日伪时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国民党仍来往，与特务机构有协作；从职务上看，有坛主、有点传师、有“三才”、还有众道徒，这些关系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
到凌晨4时，全市130多名道首被抓捕，并通夜审讯拿口供。
这一夜，没有搜到张五福和孙素真。
在武汉，四面楚歌的王效峰每到一处都看到大街小巷上严令取缔的标语，各地道首也都像他一样，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可投靠的人了。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先看一下报纸，就会看到那个城市的一贯道道首名字就登在报纸上
■ 躲藏一载
从镇反以后，武汉打击一贯道出拳愈发重了，王效峰开始了他的躲藏生涯。
开始他还想继续在汉口友益街辅仁别墅特一号“荣丰堆栈”潜藏下来，可是外界盘查开始变得严格，工商证明一直办不下来，麻袋生意也做不成。于是，他回老家天津避风头。
住在天津的二弟王效纯家里时，天津市区正在开展反道和退道运动。王效峰联系上了天津北门的点传师孟宪章、从山东逃来的无棣县负责人王秉初、点传师张云堂。大家同为躲镇反躲来到天津。没几天孟宪章就告诉王效峰，王秉初、张云堂已被捕，大家不要再来往了。话音刚落，《天津日报》上就登出孟宪章被抓获的报导。
王效峰在二弟家的日子并不清静：天津闹市中央在上演揭批一贯道现场会；5月8日，市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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