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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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泽：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经营、从单一的农业转为农工商一起搞？让农民从农村的限制中走出来，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记者在：后来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凋敝了。
　　朱厚泽：乡镇企业不是凋敝了。乡镇企业有两种形态。一种以温州为代表，它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的雏形，不但没有凋敝，反而一直发展上去了。另外一种形态是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搞不下去就转型，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一部分集体财产被乡镇企业的领导人占为己有，影响很坏。
　　记者：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块，也长期未予考虑。直到近几年，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才多了起来。你感觉呢？
　　朱厚泽：进入1990年代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没有提上日程，和城市差距太大。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下调整，这个选择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的财力是允许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的，但我们没有做。政府现在办了许多不该政府办的事，不要把钱投入到应由市场解决的领域。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被俘虏的人生（1）
《看历史》记者┃何书彬
　　在陈心怡的眼里，父亲的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她的镜头俘虏。尽管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而父亲的种种心结和“恐慌”却并未消失。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陈书言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嘣嘣”来一次点放，陈书言作势倒在地上，假装被射倒了，趁对方不注意，他再跳起来前进。
　　后援迟迟不至，坚持了三天后，陈书言弹尽粮绝了。见势不好，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之后他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编入“国军”后仍遭受长期监控。
　　他所经历的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在国民党的军史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一直被作为“古宁头大捷”大肆宣扬，然而对于陈书言来说，这却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梦靥。
　　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起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一直到了2008年，他用心掩藏的“私家机密”才被他的女儿用摄像机“强行”打开。
　　此时，陈书言已垂垂老矣。在台北县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古稀老人，但是他仍在担心，他曾经是“*”的身份一旦被人知晓，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甚至有可能让他遭受牢狱之灾。
　　在如今的台湾，有着像陈书言这样的“顾虑”的老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1949年国共金门之战的“*”战俘。
　　■　“你是共产党？”
　　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喜欢酗酒、发脾气。这让她从小就不喜欢过周末、春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在外地工厂工作的父亲就回到了家里，开始喝酒、打骂母亲。
　　这些常常发生的家庭暴力是陈心怡成长的阴影，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父女关系的恶化。这使得她会本能地不喜欢父亲的出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
　　2002年，陈心怡27岁。这一年，她陪父亲到大陆去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陈心怡意识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陈书言和外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俩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谈论“*”如何神勇，“国军”如何溃不成军。陈心怡的这个大陆表哥曾在部队服役17年，还看过很多军事著作，对解放军的战史了如指掌，这让陈书言非常高兴，越谈越来劲，全然忘了自己已经是72岁的老人，和外甥聊上一整个晚上的解放战争，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全然不似在台湾时阴郁沉默的样子。
　　白天人多的时候，陈书言一个人就能拿着酒瓶子讲上半天，一桌子人围着老人听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
　　陈心怡在一旁不断地听到“渡江”这个字眼，这让她感到很厌烦，同时好奇父亲为何这么关注“‘*’怎么神勇，怎么去打国民党”。
　　回到台湾后，她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他就沉默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
　　与父亲疏离多年的陈心怡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她觉得，她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应该就是导致他们父女关系不良的症结。她必须去了解父亲，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掉横亘在父女之间的那些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俘虏的人生（2）
让这个习惯了自我封闭的老人开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8年，由于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开始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虽然自己家不在眷村，但陈心怡看到了这项活动的海报后，仍决定报名参加。她把父亲这个“共产党”作为拍摄对象的计划书引起了外台会的注意。从2008年3月份起，陈心怡一边上着外台会为他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　那些“私家机密”
　　为了让父亲说出那些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陈心怡不得不采用了一种很强硬的方式，她把镜头几乎拉到了父亲眼前，大声地追问父亲，“逼迫”他讲述。不这样的话，他会以“我听不懂”之类的话来回避她的提问。
　　陈心怡说这是一场“辛苦的对话”。她就是这样把父亲的个人历史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的。
　　1930年，陈书言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陈书言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连陈书言自己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这让陈书言“很气”。在镜头前他说：“那时就暗暗地想，只要你来打这个地方，我就去参加，多少帮一点忙。”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就参了军。当然也有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的他领了很多奖金。
　　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开始进攻国民党部队守卫的金门，在古宁头登陆。
　　“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陈书言对着镜头回忆当年的惨烈战况，“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此后陈书言再也没见到过“袁伯伯”，他几乎可以肯定“袁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
　　进攻金门失利，陈书言们成了战俘。这些战俘到底有多少人，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仅据台湾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就主要有5000和7000余人两种说法。陈心怡采用的是“国军历史文物馆”提供的“7000多人”这个说法。对此，常年关注台海史的闽南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说，实际数字需查阅军事档案，而这些档案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
　　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被俘虏的人生（3）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都不肯说”，陈心怡说。所以他们的历史一直被埋没。
　　今年5月15日，陈心怡把这部《被俘虏的人生》在北京“雨枫书馆”办的纪录片放映活动上进行了播放。但是在来大陆之前，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对他说了他会恐慌。”
　　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观众都被陈书言这位老人的故事打动了，因为觉得它“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些事都要湮没了，不会有人知道。”
　　有人想知道更多，但是陈心怡拒绝提供她所知道的那些与他父亲经历一样的人的名字；“不要写名字，他们不愿意被公开”，她说。
　　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陈书言的种种心结和“恐慌”看似已经多余，但若是从他波诡云谲的生平出发，又变得很让人理解。
　　回到台湾，陈心怡仍得继续面对她父亲的“恐慌”。“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片子了，都觉得这些‘公开’没有什么，但他就是还会恐慌”，她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金门战役
　　金门战役，台湾当局又称古宁头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10月17日国民党军汤恩伯弃守厦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决定集中船只进攻大金门，由于战备不足，日期一再延后。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发起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军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苦战三昼夜，由于后援不继终告失利。
　　
　　

袁老师为什么这样火（1）
《看历史》记者┃李远江
　　让袁腾飞一夜成名的恰恰是那些渴望了解更多历史真相或细节的普通观众。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历史，是因为它一直是个稀缺品。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研室，办公桌前的袁腾飞温和而淡定。“我是你们杂志的忠实读者，从第一次看到它到现在期期都买，从没落下过。”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教师，充其量也就是个历史传播者罢了。”然而，作为一个历史传播者，他的迅速走红，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就连袁腾飞自己也“想不明白”。
　　■　为保饭碗逼出袁式风格
　　1994年，初登讲台，面对几十个小自己五六岁的高一学生，袁腾飞发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笨嘴笨舌，而且只能“照本宣科”。事实上，由于高考的压力，他也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以免被学生和家长们指责“误人子弟”。十分窘迫地熬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