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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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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次次地对我重复：“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我们在泰国做得好，娘家脸上才好看”。
目前，泰北100所华文学校共有两万余名学生，教师不到1000名。一些规模小的华文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一两位老师。香港无线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告诉我：“对山区老师进行培训，台湾比香港做得好，香港很少有人能这么吃苦和坚定，我倒是建议大陆的退休老师，50多岁，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以到泰北传播中华文化”。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口述┃孙长江 整理┃《看历史》记者 何书彬
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厚泽先生，因癌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本刊记者走访了朱厚泽生前好友孙长江，听他讲述老朋友眼中的朱厚泽。
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和朱厚泽先生在海南见过一次面。我的腰不好，他就让我多注意保养，谁知道一回北京，他就病倒了，他的身体一向是很好的。
他是5月9日凌晨走的。前一天的上午，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他，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医生不让我们和他说话，怕他万一激动起来，病情更加恶化。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在寻找他的朋友，想见见朋友。
他这个人，很爱朋友，很爱老百姓。他的朋友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但是那天我们没有和他上话，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他上任*部长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科技日报》副总编，请他到《科技日报》做个发言。在此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互都知道。
那时我是被借调到《科技日报》的，我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此前我待在中央党校。1978年，我作为主要作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汪东兴说我“砍旗、反党、反革命”。1982年，又有人提出要“砸烂*的理论班子”，要把我调到一个“小的大学”，接下来我被就赶出了中央党校，到了北京师范学院。
朱厚泽比我大两岁，他是1931年生人，长期当右派，后来当了贵州省委书记，但是时间很短，是耀邦把他调到*的，平时他的思想、作风也都处处向耀邦学习。
在《科技日报》发言时，他讲得不多，主要内容是做编辑、记者的，要讲真话，报纸要反映实际情况。我知道他这个人，他一向是追求讲真话的，在贵州做省委书记时，大家就说他比较*，老百姓很拥护他。
朱厚泽到了*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他要先了解情况。当时 “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还很严，朱厚泽就提出了有名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
他这个“三宽”的影响太大了，帮助和救了很多思想解放的人。那时有个叫雷桢孝的，写了一本《人才学》，人家批判他，朱厚泽就为他说话，说这本书没什么错误，保护了作者。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都很感谢朱厚泽。
也是因为这个“三宽”，很多“左”的人批评朱厚泽右倾。在任一年零七个月后，他就调离了*，成了任期最短的*部长。我常常说，他这个人啊，一辈子当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右派”。
朱厚泽这个人很有才啊，但是这些才干大多数都没有用上。有很多人一当官，走到仕途路上，为了往上爬，就不再讲真话，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像他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他有骨气，讲真话，也不受欢迎。
我们都退休后，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成了老朋友。
朱厚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男高音唱得很有专业水准，非常喜欢摄影，也很喜欢游泳、打球，我们都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
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他时，原定一百多人过来参加，都是亲朋好友，结果有九百多人过来，其中很多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他一辈子都很景仰耀邦，以前在聊天时，我还开过他的玩笑，说：“耀邦害了你，当*部长害了你呀。”
那时他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1）
《看历史》特约撰稿┃韩福东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遗像前有*夫人李昭率家人等献上的花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夫人汪志馨等人也随后赶往灵堂悼念。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感怀落泪。
三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访谈内容因故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 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
记者：你1985年下半年出任*部长的时候，文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结束后的第六任*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后来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各方面有什么反映？我说别人的反映就是一条，不见（我的）动静。他说，大胆一点嘛。后来又请人给我带话：准备个报告，提到书记处大家讨论嘛，讨论时我们支持你，放开一点。我没接受耀邦的意见，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太理想主义。
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记者：你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记者：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的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磨刀霍霍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界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我听到一些反对的传闻。既然传闻来了，我要回答这些传闻。后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我就把那三个“宽”一起讲了：对不同的意见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宽厚一点，整个的环境、氛围要搞得宽松一点。我就展开了，从文艺方面扩展到其他方面。我说，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而自然界的冲击和社会生活的冲击随时都会到来，完全刚性的东西是不耐冲击的。只有保持一点柔性一点弹性，才能适应这个局面。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庭问题，这都是需要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2）
我讲了这些话，没有准备见报。文化部有一个报纸叫《中国文化报》，等于是行业报纸。他们说要刊登，我说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他们说就几千份，等于是系统内部的报纸。我说，那好，你们要登就登吧。结果刊登之后，《人民日报》的人看到了，也不跟我说，也不跟他们当时的社长钱李仁说，直接就发了一个摘要在理论版，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版，题目叫《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当时我正跟钱李仁在北戴河开会，早上一拿《人民日报》：呦，怎么搞的？过了一会，习仲勋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说仲勋让我晚上到他那去。晚上吃完饭，我就去了。吃了一会西瓜，习仲勋才高兴起来了：你今天发了一篇文章，我让送到老爷子（*）那边去了。
我本来不愿意用很公开很正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各方面议论纷纷。说好的和不赞成的都有。
记者：在*时代，文化领域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朱厚泽：客观地来讲，*是支持变化的。袁鹰有一段回忆里面就讲到，1985年春开的作协代表大会上，要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当时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小组，已经拟就了一个人事名单。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就问，这个名单究竟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如果是“指令性”的，那我们党组做工作，保证执行；如果是“指导性”的，那我们还可以商量，听听代表的意见。*怎么回答呢？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
昨天我才听别人说，*不仅讲到这，他还说“永远都是无效性的”。就这么回答的。作家选他自己学术组织的领导，你们干嘛要管这么多？
记者：在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后不久，1985年7月，你就开始出任*部长了。你当时都提倡些什么？
朱厚泽：我是主张搞活一点。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我跟他们讲，艺术品是艺术家在创造，小说是文学家的作品，学术文章是人家研究员、教授的事，*干什么？给人家提供一个好环境，让大家奋发努力。
记者：在*时代，你觉得文化领域有了哪些变化？
朱厚泽：邓时代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等人都主张学术探索、文艺创作要搞得活一点，在党内有这种宽容的人和宽容的力量。还有一个因素是*要开放，他要跟世界接轨。意识形态上的单打一，怎么可能跟整个开放的形势不矛盾？外国进来的不光是汽车。汽车本身是文化的载体，技术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相互影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把农民的手放开
记者：你离开*到农研室时，农村的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么？
朱厚泽：总的讲，还是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我1987年到农研室时，农村也有很多矛盾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话那时就有了。那个时候，农民开始到这个广东附近去打工，乡镇企业开始放开，温州和苏南也在向前走，形势还是比较好。
*复出后，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最大范围地解决农村问题。耀邦、万里等都支持了包产到户，最后*也点了头。这一点头，影响就很大了。整个农村经济都恢复活跃了。原来是把农民的手绑起来，绑起来政府管人家饭也行，又要人家自己管饭！你把农民的手放开了，他们还能养不活自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3）
记者：包产到户时，贵州的情况是怎样的？
朱厚泽：当时在贵州，辩论非常激烈。当时的省委书记池必清态度非常坚定。黑龙江的省委书记不赞成包产到户，要搞大农业和机械化。那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是池必清书记说的。
*的经济试验，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农村问题。这个农村政策对西部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工商业政策*是主张开放的，这个也是很适合的。我们当时都是非常拥护的。
有了这两条以后，经济就开始活跃。我在贵阳市委工作的时候，城里的菜、肉、鱼问题都解决不了，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沈阳率先把城市的农贸市场给放开了，让农民进城卖菜。这样搞在城里能行吗？北京也是担心得不得了。结果是搞起来了。全国都到沈阳去看，沈阳开了一个关于全国城市市场的会议。我们贵州后来也搞起来了。
记者：改革开放最初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释放了生产力，但也产生一个问题，农村始终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形成美国的那种庄园式生产。
朱厚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中国连小农经济都谈不上，中国是微型农户。法国就是小农经济的国家，波兰也是。但是你看看人家的土地和人口是什么关系。人均耕地比我们大得多。而且我们解放以后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无法出来，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形成中国这种状况，既有我们政策上面的原因，长期的封闭，城乡分割。也有客观上的原因，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非常紧张。主观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让农民介入工商业，认为农村搞乡镇企业是搞资本主义，是跟国营争资源。这是很糟糕的观点。
现在农村要逐步从分散的农户走向大农业。这是一个过程，最起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量的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农民要走出来，在工商社会找到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另外一个条件是，农村本身生产力在发展，要允许他们的土地相互兼并。只有在一家一户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联合。
■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取消农业税
记者：1990年代以来，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朱厚泽：最近这些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民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当工商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土地向非农用途转移的时候，被政府和资本集团给分掉了，他们拿不到多少。农民要带着资金和技术才能进入工商社会。资金从那里来？全世界的农民，都要靠土地产权的转移。而我们农民的土地转移之后，资金让政府拿走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农民转不出来。这就是我说的农民光着屁股进工商社会。
第二个，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搞法。把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大大地提高了，他进不来了。所以我老是呼吁这个问题：为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商社会，提供一个低成本的通道。
记者：此前农村干群冲突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村干部不断收取各种名目的税费。现在把农业税取消了。你在农研室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提出过取消农业税的问题么？
朱厚泽：当然早就提出来了。1980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我们农研室通过研究报告的形式，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
因为原来国家财政不重视农村，只想从农民这边拿东西。几千年以来的皇粮国税还能不交么？怎么能够免呢？当时强调政府财政没有这个力量，给顶住了。
记者：你在农研室做副主任时，主要关注哪一块？
朱厚泽：主要是关注农村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如何向前发展？如何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种经营、从单一的农业转为农工商一起搞？让农民从农村的限制中走出来，走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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