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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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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伍丕荣的茶园是美斯乐最大的茶园之一。今天，伍丕荣站在他几千莱（1莱相当于1600平方米）的茶山上，指着对面一阶平整的梯田告诉我：“当年柏杨就站在那块果园里，我就在他旁边”。
■ 机遇
1980年代初，台湾当局考虑到孤军老兵生活困苦，计划把美斯乐开发成观光区，决定在美斯乐山区的高处，盖旅馆和餐厅，赚的钱老兵按股分红。台湾当局出资5万美金，孤军老兵们也筹一部分钱入股。美斯乐标志性建筑之一，樱花丽所旅馆餐厅就是这时动工的。
李泰增从1983年开始给樱花丽所拉砂石，一天拉四五趟，晚上七八点他的卡车还在山路上颠簸。一位股东看他很卖力，就让他到酒店管理杂务，工作算是能稳定下来了。
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斯乐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餐厅建成了。很多泰国客人和外国客人都开着车到美斯乐山上度假，看传说中的老兵。
酒店开设了一家小咖啡厅，李泰增找人来这里驻唱，自己也进去换班唱歌。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从这个小咖啡厅里发展出来的。
泰国人玩起来昼夜不分。客人玩到半夜不能下山了，李泰增就带他们到中央大街上，挨个敲门，要村民们招待客人住下。美斯乐中央大街上现在最兴盛的旅店街，就是这样一步步带起来的。1981年以前，孤军们经常走过这条街，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
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的李泰增身体开始吃不消，却没看到太大的经营收益。他开始想自己办一家旅店。他现在经营的风雅轩原来是个仓库，可是当年他连同时盖两间旅店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朗邦一位喜欢听他唱歌的警察副总巡上山来。这位警官找到李泰增，问他在家想做什么，李泰增说想盖房子。警官又问，你计划盖什么？他说，我想管理山上的茶园，再盖十栋别墅，盖能住80个人的团体房。
第二天，他的银行户头里多了60万泰铢。
1990年，美斯乐变成了合法村。*选举时，李泰增被选为副乡长，分管治安。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十多年。
最初的选举很有趣。李泰增和段湄川作为候选人，要背对着选民而站，选举由另一个县的县长来主持。选民支持谁，就坐到谁的背后去。
据说，上级看好的段湄川背后没有什么人，而李泰增背后走过来一群人。负责选举的官员坐不住了，跑过去把李氏背后的人往段氏背后驱赶。最后，段湄川当选乡长，李泰增当选副乡长。
当了多年副乡长后，2004年他参选乡议员，又当了5年乡议员。“我喜欢搞（各种事），”李泰增说。
■ 转型
喜欢搞各种事的李泰增要求提前退休了，但政府舍不得看李泰增空闲下来，不断拉他出来去开发市场。现在的美斯乐，有几家上千莱的大型茶园、有几十座家庭规模茶厂、有几十家茶社、有十来家旅馆、还有搞旅行观光的马队。他们的管理者都是一群五十来岁吃过苦见过世面的孤军第二代。
美斯乐人的身份在1981年考牙战役之后，逐年一批一批地从军人转为农民。泰北华人从难民变成公民，他们的第二代又从农民变成商人。商业转型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这个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长治久安。
全面禁毒后，美斯乐固定了三大支柱产业，旅游、茶叶和蔬菜。
这里的茶叶一年六采，品质上乘，只因制作工艺不如台湾，所以只能把原料卖往台湾，由台湾加工后制成“高山茶”、“乌龙茶”行销各地。美斯乐还有一个村专种咖啡。这里的气候很适合种植咖啡，出产的咖啡品质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泰北咖啡烘焙技术不好。这也是第二代人在美斯乐商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他们不愿意只做原料供应商，想打出自己的品牌。
伍丕荣这样归纳他们这代人：“美斯乐一般的家庭都是饱吃饱用，小孩子都能上学。但是要想大发大富，也不可能。”
在美斯乐，第二代人开始谨慎地对待富裕，这里还没有富二代的概念。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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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林深处 弦歌未绝（1）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
1962年；泰北孤军首领段希文在美斯乐划了一片地，在深山里建起了“兴华学校”。
这所学校是段希文自己掏腰包办起来的。这之前，军中的孩子们从落地开始就随大人在炮火中东奔西走，无一日安宁。孤军在1961年退到泰北，在美斯乐找到了落脚点。人们找了块荒地，用竹篱笆圈了个院，拿茅草竹子搭一间草屋，就是校舍；再从军中抽几个识字的教官，放下枪械拿起教鞭，就是老师；十多个来自军中和周围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都挤进一间屋里，从一个个的汉字开始，触摸中华文明。
半个世纪以来，兴华学校从小学发展成了今日的“美斯乐兴华中学”。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
■ 森林里的学校
自从1961年孤军第二次撤台以后，孤军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为世界所遗忘。直到80年代初，柏杨和香港的曾醒明先后来美斯乐探访，这所原始森林中的学校才被公诸于世，引起世人关注。
1982年，曾醒明还是香港无线公关部的普通职员。因为早年看过柏杨的《异域》，年轻的曾醒明一直想实地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他听说一位叫林季平的教授到过泰北，就联系上林教授。1982年11月，曾醒明和香港莒光文化服务中心四位义工带上十几大袋文具和粮食，自费踏上了寻访美斯乐之路。
他们到清迈拿着林教授的信和柏杨的书找到陈茂修将军时，老人很吃惊。泰北之于1980年代的香港来说，是个陌生而遥不可及的所在，他们是港台地区最早进入美斯乐的志愿者。第二天，曾醒明等5位义工带着陈将军开出的通行证进入了原始森林。
他们是顺着密林中传出的一阵朗读声寻找到兴华学校的。密林中的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林地中央，搭着一座简陋的草棚，里面一面黑板上写着汉字，地上坐着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正跟着老师学习这种传承千年的文字。
这里没有电，水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的泉水，吃的是野菜粗盐和辣椒。被震惊的曾醒明倾己所有，把能留下的钱和带来的书本全部留给了孩子们。回到香港后，曾醒明和义工们又为美斯乐空邮了300本汉字字典。直到今天，字典也是泰北最需要的物资。
93师后人在泰北的窘境在曾醒明们回港后被披露出来，全港震动；在台湾，20世纪80年代初，柏杨的《金三角·边区·荒城》再次把孤军窘况推到世人面前。于是，一项名为“送炭到泰北”的慈善活动在港台地区风起云涌，持续至今。台湾当局通过民间组织“救总”（“中华救助总会”），向美斯乐提供了近20年的物资及办学资助，直到*上台推行“去中国化”才一度停顿。
了解到美斯乐的教育情况后，台湾方面“侨委会”为美斯乐的孩子打开一扇求学之门：兴华中学每年可保送4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台湾升大学。
然而好景不长，泰国政府于1985年开始在这个多民族国家推行“泰化政策”，在泰国各地实行国民义务教育。华文学校被勒令关闭，一禁就是八年。
密林深处 弦歌未绝（2）
■ 八年转战
关闭华文学校，对已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兴华中学（当时已由小学发展成中学）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校园被泰国政府没收，改为国民学校（即泰文学校），继续说中文教汉字者，当罪犯法办。
此时兴华中学名气已盛，学生不仅有孤军后人，还有曼谷、清迈、清莱甚至从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远道而来的华人后代。学校关闭之后，学生们只好回家，只剩下十多个美斯乐的孩子和十几位华文老师。
汉语教学变成“地下活动”。早上五点到七点，孩子们就爬起来到临时性的棚子里学汉语，白天进泰文学校上学。晚上七点以后再偷偷地跑去上汉语课。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的教室都需临时指定，不停变换地点。
尽管这样，还是常被上山突击检查的政府军队抓到，兴华学校杨春达校长被抓进去好几次。由于兴华学校意志坚强“屡教不改”，后来军队即便经常发现师生在课余集中起来教汉语，但只要把书藏起来，军人们也就走走过场不再故意为难华人。
这种风声鹤唳四处转战学中文的日子，一直到了1993年才有所改变。
然而，兴华中学早在八年前被收归为泰文学校，这所华文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师生们只能租用已归国民学校所有的原校校园，开办华文夜校，在晚上上课。“白天上泰文，晚上上华文”，这句我一到泰北就听过无数遍的话，原来就典出此处。泰北的孩子，课业负担极重，一天12节课。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下午四点放学回家，如果父母来不及做饭，就饿着肚子再到华文学校上课，年幼的孩子又饿又累，有时就在课堂上睡着了。即便这样，他们也没有放弃学汉语。
今天，汉语和中华文化在泰国受到重视，得益于一位汉学学养渊深的泰国女性——诗琳通公主。泰北华人亲切地称她“二公主”。
诗琳通公主1980年起，先后师从9位中国大使馆选派的中文教师，学习中国文化，50岁那年还到北京大学研习过。由于她对汉语拼音、普通话和中文简体字的使用和提倡，泰国不断掀起“中国文化热”。她还译出100多首唐诗宋词，出版过两本唐宋诗词的译本集。
由于二公主对汉语的推动，泰国政府开始将华文列为国民中学必修科，并逐步把华校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一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学校在泰国的法律地位就是获准兼教外文（华文）的民办学校，泰国政府资助近一半的办学经费，*门承认文凭，华文成绩计入国民学校高中外语成绩、升学时作为外语成绩依据。对于华人聚居区来说，这项教育政策非常重要。
■ 星空下的学校
晚上五点多钟，天色渐渐转暗，大山沉默了下来。坐落在一块山地上的华兴小学，除了三间教室里传出的灯光和读书声，打破了傍晚的静寂。
这是我们在泰北寻访到的唯一不收学费的华文学校。校长李云良五十多岁，黝黑皮肤，中等个头，高眉骨，他也是这个村的村长。李村长一家是1950年代从缅甸来到美斯乐的，现在李家已经有了第五代，第三代开始有人到台湾升学、工作。
李校长没上过学，他希望下一代能有文化，就在村里拿出一块地建了这个华文小学，免费为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提供教育。这些年，学校全部开支由前议员李泰增负担。
我借着暗下去的天光辨认着教室外墙上的校训：“悲 智 行 愿”。还有一堵墙上写着两个大字：“和谐”。
密林深处 弦歌未绝（3）
课间，走出来一位年轻女教师，她叫李凤珍。李老师白天在“泰北义民文史馆”做翻译讲解工作，晚上才到华兴小学授课。李老师祖籍云南，普通话有些云南味。她的学生，从6到18岁各年龄段都有，不以年龄编班，以程度来分年级。考试合格的毕业生相当于华文小学毕业程度。
李老师说，这几年中泰两国的商贸交流激增，来泰国投资的中资机构在泰国迅速扩展，中国老板和泰国老板都更喜欢招有汉语特长的人才。目前在曼谷和清迈等大城市，会中文的人比会英文的人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征得老师同意，我趁课间走进了教室。白板上写着蓝色的汉字，一道填空题是“（日）十（月）=明 （明天）”，这是小学一年级在学识字组词。墙上贴着目前台湾正在使用的注音音标。学生们的课本是台湾提供的，使用繁体字和注音。
我问李老师学校是不是也教简体字，李老师告诉我，台湾“侨委会”资助的教材都是繁体字版，但是他们现在更想要简体字课本。泰北和中国云南省交往频繁，也非常需要有汉语拼音的图书，汉语拼音采用罗马字母更容易教和学。李老师的同事傅琪春老师来自缅甸东枝，她1982年到1990年在缅甸上小学时，用的是台湾课本，1990年上中学以后用的就是云南课本，所以对简体字和汉语拼音非常熟悉。缅甸的学校一般是自行选择课本，考虑到现在国际上都通用简体汉字和汉语拼音，所以缅甸不少学校选用云南教材。
李老师和傅老师一再告诉我，在泰北得到一本简体字、有汉语拼音的大陆教材或看图识字书很不容易。一旦得到，大家都抢着复印，复印件继续被人拿去复印。
■ 让教育超越意识形态
台湾从1980年代起就对泰北进行着长期的支援，除了“救总”在农业和经济上支援，一些教育机构常年组织老师组成志工团体，利用暑假对泰北教师分批辅导。一份叫做《泰北文教组》的资料显示，辅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汉语，还有电脑、数学、正音（校正汉语的发音）、绘本、书法、POP海报、国文深究、音乐（识简谱并掌握一种乐器）等。
在泰北的华文学校，学生们朗读台湾送来的课本，朗读学校自选的科目有：《弟子规》、《三字经》、《千字诗》、《百家姓》、《唐诗三百首》、《释迦牟尼佛传》，纳入背诵比赛的是《弟子规》和《三字经》。
泰北华裔对台湾的感情，不仅来自于老一辈孤军的历史情缘，同时还有台湾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们长达20多年的手足提携。对中国大陆的教育援助，泰北教育界领导层一直抱着婉拒和观望的态度，但是民间却非常欢迎。
随着台湾民进党的上台，*推行“去中国化”，怎么可能再向泰北的华人提供教育援助呢？泰北的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波及。祖国大陆和西南各省政府曾经多次努力从经济、教育多方面协助泰北，可是一些学校慑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谢绝了各种形式的帮助。
当然也有老师认为可以“不谈政治，只谈文字，谈生活。”兴华中学校董马明星认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家人，“这些历史伤痛，就不要带到孩子身上了。”
这个特殊的人群60年来一直处在历史的伤口，为中华文化之脉在异国土地上的存亡续绝而挣扎。在这块创伤缓慢的愈合过程中，需要一个足够的自我修复时间，需要来自同缘的输血，需要信任和宽怀。最需要的，是对选择和自由的尊重。正如柏杨在《重返异域》一书序中所说：“从生死边缘走过，重建安康，是一个不容易的奋斗过程，需要多少人的援手？内心的文化建设，在荒芜残破的绝地，累积成同中有异的新认同，其中有文化传承的递嬗，又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建设，这需要热心人士的奔走号呼，和不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然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地对我重复：“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我们在泰国做得好，娘家脸上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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