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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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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能力；而中医则更多地向后看，要不断挖掘经典，将经典发扬光大。平心而论，属于中医本质方面的发展，如认识和诊治手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多少进步，反过来直到现在还仍然在不断地发掘经典中的深义，以此来深化中医。这种一个往前看、一个往后看的差异，恰恰也是一部分人背弃中医的理由。
实际上西医的观念确立的时间并不长，它的体系的形成历史很短，即便往后看，也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和理论深度，也只好往前看。更重要的是，西医离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发现，几乎就不能成立，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往前看的。而中医是根植大地的心学，几千年来人与大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朴素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与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那种朴素亲密的关系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是变得越来越疏淡了。于是人关于自然大地的悟想能力，最强大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人类经历的千万年的历史，它所包含的全部悟想和经验成果，也就成为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
所以处于一个现代科技的世界上，机械逻辑的探求正步步走向深入，而由此带来的表面化和简单化，还有片面化，必然要伤害到中医的思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难寻觅，这很可能也是人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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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家与文人从来都是合二为一的
（见原书第五章之《百草与文章》）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会发现，一些大文人同时往往也是好医生，或者是对医学有着相当程度的理解；有的虽非专业行医人士，却道出了医家未能道出的玄机。曹雪芹是一例，苏东坡也是一例。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苏东坡有过一句常被医家引用的名言，叫“大实若虚”。反过来观察那些有名的大医家，差不多也个个都有坚实的文章功底，他们的医学著述，特别是留下的医案，其描述真是生动透彻到令人拍案的地步。文人有时忍不住要给人讲一点药方，或医家忍不住要铺展一番词藻，都是因为二者内里相通的缘故。
识得百草即成医家，百草生情即变文人。形象思维的生动，辩证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属性。有些文学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给自己治病，还给一家老少开方，结果也会留下一些手误；除非有了难缠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医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与医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们交往密切，互通有无。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钻研医术和养生的高手。那种清寂的生活既有利于养生，也有利于思辨，于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药方剂。苏东坡自己琢磨出的药方不少，烹调的窍门也有一些，与一些官场朋友来往唱和，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有人性的温热。像古人的以诗论诗，品味和欣赏，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
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中医对于卫气营气、任督二脉的理解，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搞出一套机械的浮浅的临床论证之类。
古代文人喜欢丹丸的故事很多。除了一些人的贪求长生急不择食，吃了一些急进的丹丸发生了不测之外，许多人都是顺应天然。他们很能炮制一些滋补的吃物，这其中也包括秘不示人的丹石。炼丹曾经在魏晋时期成为部分文人的时尚，以致于有人因为热衷于此而耽搁了诗文。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求仙心切的人，其丰富和趣味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对一些金石丹丸专家、一些道士的迷恋，在行踪之间处处透露，也屡屡被诗章记录下来。“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真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另有一诗说：“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可见他对东海里的三仙山、对于神仙如何向往。这种追求仙境与寻觅仙药的心情都是一回事，所以才有一个叫徐福的人率船出海，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李白也挂记着徐福。
有些文人吃过了丹丸，按要求披头散发在花草树木间行走，说为了使凡丸发散。这种情形多么有趣。食丹的人并非因为生病，而是依据中医“治于未病”的原理，追求超强的体魄。个别误食了丹丸的人在地上滚动，那是体内的丹丸热力烧灼起来。巨大的化学能量把他们几近摧毁，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但最终他们仍然还是迷恋于炼丹，因为那时还未能分得清百草组合的美妙与金石冶炼的区别，在不知不觉中将中西医结合了一下，结果化学变化发生了：一股陌生的力量将人击倒在地。
总之中医与文章难分难解。在有的人那儿，可以说是医随文生，文助医传，二者之间互为襄助。可以设想近代文事的繁荣与传统医术的复兴，或许该走一条统一的轨道，因为它们的思路看来十分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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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书生难言说？（1）
（见原书第五章之《书生》）
“书生”通常是指读了很多书的人，可仔细推敲起来，人们并不一定这样认为，更多的意思倒是指那些食书不化的人，与“书呆子”的称谓有点接近。但二者仍然有细微的差别，书生在“愚”的程度上，可能要低于书呆子。观察读书人是有趣的，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把许多时间用来读书，却要将一生中的极多精力用来攻击读书人。这样的人最后就不会被称为书生，更不会被称为书呆子。李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当年在秦国，一开始并不如意，当地人就把他看成不折不扣的书生，他因此也饱受冷落，在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即便是后来发达一些了，也仍然被定位于一介书生。他的文采和笔力是不容怀疑的，眼光和气度也非同一般，这由那篇《谏逐客书》即可证明。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应该是能够应付极复杂世界的，算是一个智慧人物。果然，他后来成了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名字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连在了一起，分也分不开。不过他也没有逃过人生的大厄，并在身后留下了可怕的坏名声。作为一个饱读之士，他彻底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层，由此而发达而显赫，也由此遭到了最残忍的杀戮。
李斯在秦国的经历似乎说明，一个读书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压抑和屈辱，或享受到怎样的荣华富贵，都不必以读书人的身份为耻。从表面上看，秦国是以战争取得政权的，而战争又要依靠野蛮的力量，所以依附秦国政权的知识人往往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情。这感情鲠在心里，会让其造成深刻的自卑和误解，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最愚蠢的选择。知识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超越这种情感的局限，能够依靠自己的心智和知识来一番俯视。像孟子到了齐国，虽然也曾想借助齐威王齐宣王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实在只是把对方看成工具而非大脑，视其为二流人物，内心里的正气是非常浩大充实的。他的那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非是一句华丽的大话。
在孟子前面的当然还有孔子。从一生的行迹上看，孔子比孟子的颠簸多了十倍，坎坷也多了十倍，可是孔子的内在强度和气概，并不亚于孟子。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要超过孟子，所以说孟子只是亚圣。那种在权力面前极度的困顿甚至尴尬，正好反衬出一位理想人物的强大。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治理，智识人物有一种顽强的主导性观念，这观念超越了一般的集团利益，更超越了眼前的好恶和冲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与权势人物对不上口。思想的强大，有时会让人望而生畏。表面上却正好相反，那些被武力簇拥的庙堂倒令人恐惧。其实没有比这些庙堂再脆弱的了，因为世界上还找不出一座屹立千年的庙堂，孔孟等人却不可摧毁地存在了一两千年，看样子还要存在下去。
从战争的局部看，野性和勇力是制胜的首要条件。可是从战役和战略、从决定权力根本性转移的暴力行为上来看，也仍然需要战争的艺术家，他们也是书生，只不过是另一种书生而已。齐国的马陵之役、围魏救赵，倚仗的主要还不是大将田忌之勇，而是孙膑之智。在戏曲中被反复吟咏的三国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战也倚仗了一个通达阴阳的书生，而不是刘关张。现代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似乎更无须多说，生猛和强膂更不可能是制胜的主要条件了。再说勇气和力量这些东西，它们的呈现方式也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或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一种心志的坚守和实践的韧性，倒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首先就是在勇气和意志方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自古书生难言说？（2）
一般人认为生活中的“书生”是可爱的，而“书呆子”是令人惋惜并多少可笑的。其实要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分寸，可以说太难了。做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令人发笑的人，实在也由不得个人去选择，而只能由植于心头的文明去决定了。一种文明种植到心上，也就会终生携带，在关键时刻会左右他，决定他的荣与辱、生与死。一些现实人士最愿嘲弄的就是智识人士，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六十年里才巩固起来的一个奇怪传统。文人既然可笑，那么它所对应的野人又该如何呢？其实离开和抽掉了文化和文明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明对人的制约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因为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骄傲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结合。
当时清廷腐败之极，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抱负。一些有志的知识人对光绪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本人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候，王懿荣竟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情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示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搜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尔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勇敢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仅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然而，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以致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可怜了吗？人类相信和向往一种文明，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内心里百无禁忌。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戮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知识为耻。
人类创造了文明，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创造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而后再说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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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说管仲（1）
（见原书第五章之《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拣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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