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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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珊恿耍�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说，敌军渡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杀过去吧，这样一定能够取胜。宋襄公说：我们在人家渡河的时候就开打，这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过了河并开始布阵时，有人又劝宋襄公：趁对方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起冲锋吧。宋襄公制止道：人家还没布好阵我们便开打，这也称不上仁义之师！一直等到敌军布阵完毕，宋襄公这才宣布开战。他在整个战斗中身先士卒，一直冲在最前头，以至冲到了敌阵中央，身负重伤，英勇无畏。
　　这个故事中的宋襄公被后来人称为“蠢猪”。可也就是这个极其“愚蠢”的人，当时领导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宋国，却能够在春秋时代位列五霸之一。整个故事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宋国的军队当时面对的是汹汹来犯的敌军，而不是什么演习和游戏。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信守义理，遵循战争规范，不能不说体现了人性中最为宝贵的一面。这种时候是掺不得假的，人性的尊严或无耻，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从另一个方面检验了人的勇气，即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否维护心中的价值准则。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恒念。这在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人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理解。
　　手段与结果往往会相互弥补和相互映照。以卑劣的手段获取的胜利往往是局部的、暂时的、难以持久的。粗卑的胜利仍然还要以最终的失败作为结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常常得到了证明的、绝不鲜见的。伟大的文化和传统，有时候真的会孕育一次失败，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前面说过，最理想的棋局，当然是美好的棋形与适时而至的胜利双双来临。
　　人在生死之间的选择，的确最能够凸显一种文化的力量。伟大而优雅的文化所具有的决定力，常常会以一些不可思议的、极端的例子表达出来。往前翻一下史书，人们会记得有一个叫嵇康的人，记得他的“广陵绝响”。在即将被处死的一刻，嵇康对刽子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让他最后弹一支曲子。他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此已成绝响，然后从容赴死。另一个真实的故事离我们稍稍近了一点，就是清末的谭嗣同。他是参加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事发后清廷残酷镇压，大举搜捕乱党，谭嗣同本来是最有条件逃脱的人，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出逃，慨然受死，要“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他的一段话足以惊慄万代：“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瞿秋白，他在行刑者面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处甚好”，然后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
　　人生犹如一盘棋。可见从最初的一枚棋子落下，直到最后的终局，胜负是一回事，留下怎样的棋形又是另一回事。
　　

从服装看民族与个人的性情（1）
（见原书第三章之《性情和衣衫》）
　　看古代京剧的中外人士常常惊叹于剧中人物服饰的美：那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令人炫目的美、历久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浮泛的华丽造成的，更是色彩的斑斓，剪裁的高超艺术，以及与人的形体性情的全面和谐。它既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戏剧效果，又给人朴素真实的感受。每一场古代传统剧目，又同时是一场成功的服装表演、超级的服装展，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做作的模特儿走在特别的台子上、迈着矫情的猫步而已。那种猫步走了一遍，会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表演，是并不切实的生活，等于中看不中吃的炫弄艺术。
　　也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服饰与戏剧中的打扮仍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此，比如说各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变化，而京剧或许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问题鲠在人的心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都是高于生活、比生活还要浪漫的，就是说它必定是给艺术家在舞台上再次完美了一番，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如此的。京剧的写意性质、浪漫精神，会使出现在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沾上这种意味。一句话，演戏是演戏，真实生活中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
　　但从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古代戏剧中展示的服装并没有过多的夸张。这可以从沈丛文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服饰》得到鉴证。沈先生的严格学术态度是足以采信的。总之我们大可以确信那些带有美丽花边的彩色长衫，的确是穿在了古人身上的，那种绚丽缤纷的颜色，也是真实地出现在当时的生活中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某种深深的遗憾，它让我们惋惜：这么好看的服装为什么就一下子变换了消失了呢？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暗自比较一下，问一句：现在的服装就一定好于古代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穿戴方面发生了审美上的倒退呢？
　　我们现在的着装习惯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演变，慢慢地形成的。所谓的习惯成自然，渐渐我们就不会觉得衣装改变成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挺合体，合乎性情口味，甚至还在心底庆幸：幸亏没有生在古代，不然就要穿那样肥大宽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这种认识的同时，还会多少觉得古代人比今天的人笨拙许多，他们也不嫌麻烦，把衣服搞得那么花哨土气，还要多费上几尺布匹。从服装再联想到其他，又会觉得中国的落后也与服装有关，这种不利不索的打扮真够别扭了，当然不利于剧烈的竞争，久而久之也就落后于世界了。
　　反正从哪个方向想似乎都有道理，不是好得很就是坏得很。不过尽管如此，京剧服饰的华美，倒是很少有人不愿承认的。这种美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让人觉得实用。美不完全是实用的，美的这种不实用性，也是美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人对古代服装的不耐烦，也是因为性情决定的。急急躁躁的日子，每天的忙碌和穿梭，频繁的通讯消息，最现代的交通手段等等，这一切都促使了人的性情的改变。孔子时代要坐牛车马车，那时的人也并不觉得慢。今天的人坐飞机轮船特快列车，也并不觉得多么快。埋怨速度不够会是永远的，惊叹和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快捷总是暂时的。使用惯了电子邮件的人，再让他为一封信跑邮局，一定会让其觉得麻烦极了。可是许多现代人都发现，我们的忙碌和事情之繁多，并没有因为交通工具和其他方面的现代便利而得到缓解，相反是更加忙碌和更加马不停蹄了。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过得更快也更加不够用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服装看民族与个人的性情（2）
原来我们大家一起坐到了现代的流水线上，我们的一切活动于是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机械的速度和节奏，这些可不是我们哪个人说了算的。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能够超然物外地打量我们自己被束缚在流水线旁的情形，一定会痛苦和同情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局面。我们真是又可怜又无奈的现代人。
　　这就是我们不懂得古代服饰的美，也没有机会尝试那种美的根本原因了。我们只要安静下来，让心放平，就会接近和欣赏那种美了。那样的舒适宽松，那样的色彩，又怎么会不让我们身心愉快呢？有人又会说，那样好看舒适是自然的了，但不利于过日子啊，每天忙成这样，怎么穿那样的衣服啊。看来我们失去了享受美丽衣饰的机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被生活所迫。
　　可以想象，古人在劳动中也不会穿某一些质料和样式的服装，他们也会考虑怎样更便利，怎样珍惜自己的好衣服。对劳动服装的要求，古代和现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比较的，只是古今服装的基本样式，比较它在日常状态下的一些不同。
　　中山装和西服比长衫好看吗？女子的现代套装比刺绣华袍好看吗？这些都可以比较。至于舒适，今天的服装显然不如过去的柔软随意，不如过去的宽松。今天的衣服越来越像盒子，像可以装卸的零部件，越来越挺括硬实。而古代的服装如果比成一幅画，它更多地是随形走笔，一切都迁就和尊重了人体的曲线。比如现代人自以为讲究的西装，肩部的方正挺实是由压袖机压出来的，袖子和前后衣襟都要趋向机械般的整合统一，这与温暖柔和的血肉之躯、与人的形体是相抵触的。它掩盖了人的形体曲线，以很不自然的方式把人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有人可能说，牛仔裤之类的紧身衣服正好相反，它更大限度地贴近了绷紧了，使人的形体更加真实毕肖地凸显出来，这不是更加随形走笔吗？当然不是。这是对人体舒适放松要求的最大一种伤害，最大的一次背道而驰。人体与服装的宽松合作，那种相互爱惜的美好关系，完全被破坏了。正是通过服装，人体被现代人的特殊理念、概念化的生活态度给绑架了、捆束了。一切紧到不能再紧的现代服装，不得不使用超强的布料和特别的针线来缝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束缚身体，身体的张力就会使服装绽开。可见现代的衣服在许多时候是与生命的自然相搏斗的，是一种不合作的反抗关系。
　　现代人在剧烈的竞争中，即便脖子上结了领带、穿了最昂贵的衣服，脚上是万元一双的皮鞋，所谓的西装革履，也不给人一种优雅感。因为这里是竞争的甲胄，而不是躯体的伙伴。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另一种战场上的迷彩服、制服、军服，它们式样统一，没有个性和情感，不是那样自由放达的产物。
　　中国人的服装从学习胡服，再到几百年来的接受西方文化，才逐渐演化到今天这个样子，一点点习惯下来，完全没有了不安和对过去的留恋。今天如果有男人穿上长衫，有女人穿上比旗袍更华丽的绣袍，走上街头以后，一定会引起惊讶和讪笑。相反的是，如果女人穿上了露脐衫，甚至穿上了露出半截屁股的衣服，男人穿上了更加荒诞的西方嬉皮士的那套行头，却不会让人感到有什么怪异和大逆不道。
　　那些美好自然的服饰，是来自一种美好自然的性情。野蛮的竞争改变了人的这种性情，也就丧失和丢弃了相应的打扮。可是有勇气的人又怎么会甘心这种状况呢，我们于是就要十二分地怀念那些棉质丝质、最朴素又是最华丽的传统服装。这是我们民族的形式，它还会让我们寻找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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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用纸用墨（1）
（见原书第三章之《千年宣》）
　　宣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是值得好好炫耀的好东西。谈到中华文明，有一部分就是萃集在这种特殊的纸上的。它宜于保存，虽然又薄又皎，柔软如丝，却有千年不毁的顽固性，并非脆弱之物，所以又有“千年宣”之美称。一张上等的宣纸，不必着墨，只要放在面前就可以有一番好观赏，得到一种身心的愉悦。它素洁的质地，均匀的纹理，出乎想象的柔韧，水一般的随性润滑，都让人爱不释手。怪不得一张上好的古宣会有那么昂贵的价格，因为它实在是太可爱太难得了。它自身所凝聚的传统与智慧的美，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宣纸引诱人们去绘画或书写，同时又使人不忍玷污它的洁净和清白。一张宣纸摆在那里，似乎就足以代表了东方，尤其是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中华传统思想。洁白无一字，却似乎写满了思想，充满了意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纸。文化人爱纸，最爱的还是宣纸，连不识字的人也会把一张丝绸般细润的宣纸爱护下来吧。
　　所以人们对那些糟蹋宣纸的人最为厌恶。什么人最能糟蹋宣纸？当然是那些拙劣轻浮的“书法家”和“画家”，他们最不懂得怜惜，对洁白的质地没有敬畏，所以随意玷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进入现代，有的书画人士越来越不耐烦了，恨不能挥笔就是千幅，纷纷丢弃了工细的笔触，美其名曰“大写意”和“文人画”。这样泼辣无畏的挥洒会耗掉多少宣纸，想想真是让人心痛。绘画本来即是一种缓慢的功夫，是镌刻心迹的一种方法，恰如大诗人杜甫所说：“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古人一张画会画上几个月，其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其成品也合乎价值。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直画了三年。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前后竟画了十年。这使我们理解了什么才是大匠气概与生命的耐力。古人的狂快之画只是偶尔为之，那不过是偶有挥洒的一次即兴情逸罢了，是工细之余，是长久脚踏实地奔走后的一纵一欢，并非是常态；即便是以快画为长技者，也同样构不成画界的常态。中国艺术即是一种写意，绘画的工细和粗放都是写意，所以绝不可按笔触的大小来论写意的“大”或“小”。至于“文人画”，那也是文章之外的业余逸兴。这种逸兴当然也会换来另一种艺术的灵性，使之成为生命特质与个性情怀，以及学问修养的全面综合。但画家本身毕竟首先要是知识文人才行，这是一个无法省却的前提。
　　西方绘画艺术似乎也走了与东方相同的路线，即纷纷让画笔潦草起来，从印象派一路下去，粗放得不得了，同时也有些艺评家，让深奥的理论跟上来，说的都是这些现代艺术的特异与卓越。其实现代的狂放仍旧包含了对伟大传统的绝望，对完美的绝望。比如毕加索，没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写实杰作，谁又会承认他中后期的“胡闹”？大师的顽皮和胡闹自然是有理有利有节，可以做一个非凡生命的统一观，而不仅仅是截取这最后一段的放纵。这种放纵有少年青年的功底和能力在垫底，并时时有些回光返照，所以才有了固有的价值和评论方面的复杂性。但如果说这些放纵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杰作，那只是类似于“皇帝新衣”的说辞。一个声名卓著并不断得到众人诠释的艺术家，在某个领域某个时期也就有了“皇帝”的威权，他的赤裸无物也就没有人敢于指出了，要实话实说，也只能等待纯洁无欺的小子来做了。　。　想看书来

中国画的用纸用墨（2）
古登州人从殷实富裕之家到平民百姓，最愿收藏字画，所以该地区一直是现代收藏家最愿光顾之地。黄县城一户有大来历的人家，四十年代中期被毁家，仅名贵字画就焚烧了整整一天，那真是艺术珍宝堆成了山，可惜当时的人正拼死投身到战争当中，顾不得也认不得这样的珍宝。古登州人历来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秋天里烧制出上好的木炭，以备大雪封门时生起火盆。这火盆差不多要被家家端上炕桌，旁边即是笔墨宣纸，然后开始了暧意融融的写字作画。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也能画出相当不错的梅兰竹，那些忙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男子要站在炕前，看一家妻小写字描花。这里每个大村落或城镇都有自己的书画名家，其作品与大地方的名流一起得到了保存。今天，胶东一带书画市场上常常出现一些没有名头和来历的古书画，打眼一看即是杰作，大半也就是一些功底深厚的地方名家所为。他们的画名还没有记载到书上，可是他们手下的功夫却并不含糊，格调气度也别具特色。
　　人世间最难识别和鉴定的，也许就是艺术作品了。宣纸上的痕迹格外晦涩，无论是字还是画，墨分五色，俗眼迷离，非得有修养有品格的人才能指认优劣高下。所以自过去到现在，那些无才无品的书画家往往要躲避方家学人，却会极力接近商官人士，因为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