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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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昧私�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的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５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④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１６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⑤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１至３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六十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⑥
　　袁世凯看出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⑦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武断地说：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⑨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新建陆军的生存和发展，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
　　甲午战后，不少侵华分子向清政府建议练新军，汉纳根是第一个。此后，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Ｊｏｈｎ　Ｗ．Ｆｏｓｔｅｒ）随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北京，也极力鼓吹改用西法练兵。他还写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第一条就说：“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Ｎ．Ｒ．Ｏ＇Ｃｏｎｅｒ）也劝清政府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枝劲兵”。紒紜矠这些侵华分子鼓动清政府练新军，尽管目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说来，除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外，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他们告诫清政府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十倍”。有的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紒紝矠有的甚至赤裸裸地供认，支持清政府练兵，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紒紞矠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正是适应了侵华分子这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2）
但是，袁世凯很会假借“民族大义”。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全国，练兵伊始，他就打起“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多次对官兵讲演，要他们“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紒紟矠这种由侵华分子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其性质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袁所说的“御侮”是言不由衷，“除暴”（即镇压革命人民）却是吐露了真情。
　　注　释：
　　①汉纳根（Ｖｏｎ　Ｈａｎｎｅｋｅｎ）是德国退伍军官，１８７９年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炮台和船坞。同时他又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１８９１年回德国。１８９４年重来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西法练十万新军，“军制悉照德国良法”，“大帅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军务处即奏派胡会同他办理招募新军事。
　　②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页１９。
　　③《广西按察使胡奏定武军军官调补任免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八日。故宫档案。
　　④同②，页２２０。
　　⑤同②。
　　⑥同②，卷２，页４１。
　　⑦同②，卷４，页１。
　　⑧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６。
　　⑨曼德是挪威人，此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民国后，为袁的侍从武官。
　　⑩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２６９。
　　紒紜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紒紝矠同⑩。
　　紒紞矠同⑧，卷４，页４。
　　紒紟矠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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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1）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１８９７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１８６３—１９０８），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１８８５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１９０６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１８５３—１９１２），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１８８１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１８８０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１８９５年１２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１８９６年４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１８９６年１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紒紜矠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１８９０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１８９５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紒紝矠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字聘卿，河北正定人。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１８９４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１８９６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紒紞矠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１８６２—１９３８），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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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2）
张怀芝（１８６２—１８３４），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１９００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紒紟矠
　　段芝贵（１８６８—１９２５），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１８７９—１９１８）、李纯（１８６７—１９２０）、田中玉（１８６９—１９３５）、杨善德（１８７３—１９１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鲍贵卿（１８６７—１９３４）、田文烈（１８５８—１９２４）、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１８３８—１９２１），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紒紡矠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１８６７—１９１７）、王怀庆、言敦源（１８６９—１９３２）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１８８９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紒紣矠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紒紤矠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