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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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朗军由荆紫关西进，于３月底和４月初接连攻克商南、龙驹寨（今丹凤）、商县、柞水，越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当张凤调兵防守西安时，白朗乘渭南一带空虚，由子午镇附近疾驰西进，席卷县、、武功、乾县，“势如破竹，无当之者”。紒紦矠在醴泉与陕军陈树藩旅激战后，回师袭取永寿、县，全陕震动。张凤十万火急地向袁世凯求援。
　　袁世凯见段祺瑞屡遭挫败，大损声威，遂调他回京，而派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领新编第七师（由拱卫军１２营和豫军８营改编而成）援陕，又派赵倜为会办，率领毅军五千入陕，继续尾追白朗军。同时，袁世凯命令川军第三师进驻汉中，扼秦岭各口隘，防白朗入川。又命令甘肃都督张广建调甘军及马安良所部回军至天水、平凉等地布防。又命张敬尧、陈文运、王汝贤各部由潼关、南阳各路堵截。袁世凯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白朗。白朗军在醴泉和县与陈树藩旅两次搏战，损失甚重，但由于陕甘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白朗的队伍很快得到补充，接连又攻克凤翔、千阳、陇县，进入陇中地区。甘军“临阵溃散”，白朗军纵横驰骋于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阶州（今武都）等地。
　　白朗原计划人川，因受到川军阻击，便从阶州折回。６月初，在伏羌（今甘谷）与赵倜军作战失利，白朗不幸负伤，遂决心带领队伍回河南家乡。６月中旬，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白朗突破了北洋军在宝鸡附近的防线，进入陕西。北洋各军互相怨尤。“毅军诋甘军窳败不能战，甘将诋毅军不能遵围剿之约”致使白朗逸围而走。“毅军咎陆建章部下安守省垣，畏葸坐视，不出堵截。陆部下则嗤毅军徒事尾追，奔驰千里，不获一战，自疲兵力”。袁世凯闻讯震怒，于６月１６日致电陆建章，饬今将失职人员从严参办。紓紛矠不久，袁便以“纵寇殃民”为口实把张凤免职，召入北京，派陆建章接任。又将白朗所经过的商县、县、乾县等二十余县的县知事撤职，以北洋派官僚代替。陆建章大量裁减陕军，而把北洋第七师扩编为第十五、十六两个混成旅，以贾德耀、冯玉祥（陆的外甥）为旅长。从此，陕西省完全纳入北洋系统。
　　白朗军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队伍疲惫不堪，军纪也渐渐松驰。在由子午谷越秦岭经商雒、由原路归河南途中，又遭到镇嵩军刘镇华部、张锡元部、张敬尧部和赵倜毅军的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及回到家乡宝丰一带，战斗力大大削弱，只得分散为数股，隐蔽活动。８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县石庄与张敬尧部殊死搏战，不幸阵亡，起义队伍遂瓦解星散。白朗起义坚持数年之久，在所到之处“打富济贫”，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但最终仍然不能幸免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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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6）
白朗失败后，袁世凯严令北洋军“搜除余孽，务绝根株”。赵倜奉命“清乡严洗”，在西华、鲁山、宝丰、禹城各县分区驻扎重兵，大肆屠戮，纳起义农民于血海之中。９月，袁世凯发布褒功令，以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张敬尧所部第二混成旅扩编为第七师，张升任师长。
　　至此，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袁世凯击败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扑灭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封建专制独裁的“统一”。他顾盼自雄，洋洋得意，自制了六扇红木屏，屏上精刻中国地图，陈设于卧室之中，纪念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北洋军阀集团从此气焰更为嚣张了。
　　注　释：
　　①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页１１４—１１７。
　　②《列宁全集》，卷１９，页８３。
　　③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上海广益书局第１５版，卷１，页６。
　　④《爱国报》，１９１３年５月１５日。
　　⑤《时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日。
　　⑥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２８８。
　　⑦同③，卷７，页６。
　　⑧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⑨同③，卷２，页４１至４６。
　　⑩同③，卷２，页４５、４３。
　　紒紜矠同③，卷２，页６９。
　　紒紝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本。
　　紒紞矠《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７月３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紒紟矠同⑤，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９日。
　　紒紡矠《袁世凯致张謇函》（原件），１９１３年６月１３日。见《近代史料书札》第一函第一册，北京图书馆藏。
　　紒紣矠同⑤，１９１３年７月２７日。
　　紒紤矠《袁世凯致冯国璋、张勋密电》，１９１３年８月３日。见《冯国璋收电簿》。
　　紒紥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１，页２８。
　　紒紦矠《继修醴泉县志稿》，卷１１兵事。
　　紓紛矠《白狼猖獗记》，见《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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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1）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便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解散国会，这并不是由于国会在战争期间俯首听命于他，引起了他的好感，而是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议员之所以敢于对袁世凯实行“监督”，主要是由于有南方数省的地盘和军队作后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刘揆一、孙毓筠等公开分裂出去，另组“相友会”、“政友会”之类的小组织，成为袁世凯破坏国民党的别动队。一些号称“稳健派”的国民党议员，也不敢再倡言“监督”或“法律倒袁”了，但他们仍然抱着制定宪法以保卫民主权利的奢望，在国会进行活动。正当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大为减弱之时，进步党人却乘机扩张势力，用种种方法对付国民党议员，或吸收使入进步党，“或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很快取得“百余人”，①大有左右国会之势。袁世凯深知要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必须得到进步党人的支持。他一面像过去一样暗中拨给进步党活动费，一面则设计新的骗局。
　　自赵秉钧辞职后，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仅７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开始，袁世凯有把总理一职赏给段祺瑞或徐世昌的设想。但是，当这个消息已经传开时，他却以权术家的诡秘手段，突然舍弃段、徐，而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３１日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表面上他说除国民党“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合作”，“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利用。
　　当时，熊希龄正在承德担任热河都统，得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意外。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认为这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熊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袁党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又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一直拖延到９月初，他才同意采取折衷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梁、汪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则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梁启超为熊内阁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拟定了许多改革政治的条例，企图在袁世凯手下实现宪政的宿愿。
　　原来，自国会开幕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赶制宪法。国民党议员主张先制宪法，随后根据宪法再选总统，使国家走上法治的轨道。面袁世凯则企图在宪法产生之前当上正式大总统，以便取得宪法的公布权，把个人凌驾于国会和法律之上，使宪法变为自己的附属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世凯一方面唆使一些国会议员提出“先举总统”的动议，宣称“没有正式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朝复辟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动员黎元洪联合十九省区都督、都统、民政长发出“先选总统”的通电，对国会施加压力。在内外夹击之下，国民党议员没敢进行激烈的争辩就放弃了原先的主张，国会于９月５日顺利地通过了先选举总统的法案。
　　袁世凯急于想在１０月１０日“国庆节”当上正式总统。他认为国会的动作缓慢，虽然有进步党人效劳，但毕竟不能直接指挥。于是，他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收买了议员李庆劳、康甲臣等近百人，于９月１８日拼凑成了一个公民党。公民党以梁士诒为党魁，叶恭绰为副，北洋政客、官僚纷纷加入，一时气势之盛，几乎与进步党、国民党有三足鼎立之势。
　　有公民党作打手，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１０月４日公布总统选举法，１０月６日就投票选举。这一天，多疑的袁世凯仍放心不下，派出大批军警临会监视。同时，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领便衣军警一千多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袁世凯搞的这套把戏，不仅使国民党议员满腹怨气，就是一些进步党议员也感到极为难堪。因此，会场气氛十分沉闷、紧张。
　　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名，根据总统选举法，得满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没有人达到规定购当选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仍然没有当选。时已至下午，有的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不准离开，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一些议员看到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次投票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才以五百零七票勉强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后，“始高呼大总统万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饥肠辘辘，仓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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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2）
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如愿以偿，满心高兴。１０月１０日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这天上午，他先在前清皇帝登极的太和殿宣誓就职，随后由一大群文官武将簇拥着，乘坐肩舆至天安门阅兵。受检阅的部队包括拱卫军、禁卫军及京卫队等北洋精锐。
　　当天，袁世凯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得到勋一位。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民国总统不是他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廷禅让给他的。赵秉钧也得勋一位。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勋三位。他还在总统府大张筵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虎狼成群，好不热闹。
　　在袁世凯政府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各国没有立即承认它，其原因绝不像帝国主义所标榜的那样：“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着它们拒绝支持袁世凯；恰恰相反，它们乃是以不承认作武器，敦促袁尽快消灭各省革命势力，完成所谓“统一”。关于这一点，早在１９１２年夏天英国政府就露骨地表示：“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袁世凯）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然后再行提议。”②袁氏没有辜负帝国主义的期望，他把全国各省置于北洋势力之下以后，在就任正式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③他不仅一口承认了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就在他当选正式总统的前夕，还特地给了帝国主义一些新的权益，以换取“承认”。应英国的无理要求，他承认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俄国的蛮横要挟下，他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抗议，悍然答应俄国在蒙古享有特殊的权益。日本则以“承认问题”和取缔革命党在日本活动问题挟制袁世凯，于１０月５日取得了三条铁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海龙）的借款权，和两条铁路（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的借款优先权，把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④
　　因此，袁世凯一当选为正式总统，日、俄、英、德等国立即给予承认，发来贺电。美国早在５月２日先已承认。１０月１０日，袁世凯接见驻北京外交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影响的报纸《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⑤
　　袁世凯一向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政府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除安置在政府各部的而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帝国主义分子就有十多人，其中对袁世凯影响较大的有：
　　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实际作为一个英国人起作用。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详见第六章第二节），从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担任政治顾问，经常出入总统府，替袁世凯出谋划策。⑥
　　古德诺（Ｆ．Ｇｏｏｄｎｏｗ，１８５９一１９３９），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专门研究德国法律。１９１２年７月来中国担任法律顾问。至１９１４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７月又到北京。他与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
　　有贺长雄（１８６０一１９２１），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国际法的研究者。１９１３年３月初到达北京，担任宪法及附属法顾问。
　　坂西利八郎，日本炮兵大佐。清末曾在天津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１９１２年７月至北京，充当军事顾问。１９１５年７月解聘。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理逊、古德诺和有贺长雄这三个重要的政治法律顾问，都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都带着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莫理逊虽然主张议会政体，但他认为中国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实行独裁统治。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