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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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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认识陈乐民先生吗？
资中筠 没有。他也读清华，可是他进清华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因为他比我低两班。我是1951年毕业，他是1953年毕业，还算北大毕业的。他是法文专业，我是英文专业。我们很晚以后才认识。
李怀宇 陈先生上了四个大学，哪个大学给你印象深一点？
陈乐民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清华大学，虽然我没能在清华大学毕业，当时院系调整把文学院调到北大去了，我正在外面工作，回来时，清华文学院已经并到北大。从时间来讲，我是在清华的时间长一些，另外还是赶上一点清华在学术比较繁荣的时候。
李怀宇 有没有听说同一辈的人在四年间读了四个大学的？
陈乐民 哎呀，读了两个大学的倒有，读四个大学的没听说（笑）。
资中筠 不过，我觉得赶上抗日战争的时期，到处读来读去的人很多。
陈乐民 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李怀宇 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 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李怀宇 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 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清华还不算突出的学者，但是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
李怀宇 现在来看，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 非常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 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
资中筠 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李怀宇 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 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4）
李怀宇 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 那时候政务院底下有文教委员会，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就把我们两人给留下了。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了。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的政协筹委会。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吃得特别好。
李怀宇 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 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5）
陈乐民 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 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 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 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 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 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 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 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 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结的婚？
资中筠 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挺实用的。
李怀宇 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 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待到1959年回来，我们认为是临时回来，所以很多东西也没有搬回来。忽然又说不去了，因为跟苏联吵架吵得太厉害了。1959年中苏开始出现分歧，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留下很多很好的书，都没带回来。
李怀宇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资中筠 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儿受到的禁锢特别厉害。只能在苏占区走，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我们根本不能去。但是，幸亏歌剧院是在苏占区，所以我们去过歌剧院。他们每年有音乐节，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管弦乐队到那儿演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前几个月就给大家登记买票。我们跟大伙去歌剧院看《茶花女》，还有其他的音乐会。后来觉得非常可惜，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享受它的风光，连电影也没有去看，就在那个小圈子里生活。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6）
李怀宇 小圈子里有什么生活？
资中筠 挺有意思，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人员，有一个工作班子，出刊物。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组织郊游，像我们国内的单位似的。放假特别多，各种节都过，比如说我们国庆也放假，十月革命节也放假，所有奥地利的传统节日他们放假，我们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国的国庆都放。工作语言是法文，你要不会说法文，就没有资格在那儿。我的第二外语是法文，在那儿又加紧提高了一点。
陈乐民 我们那个时候受禁锢非常自觉。
资中筠 还有，我们没有领导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维也纳，我们连电影都不看，没有批准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领导在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才去。
陈乐民 那时候我们写东西，根本没有个人的东西。
资中筠 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现在写东西要查就很麻烦。
陈乐民 我们写回去的报告底稿都在“和大”档案里，署名“陈资”，一入档案，连自己都没有资格看了。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回忆：“我是很‘幸运’的：从到维也纳起，我亲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龃龉不断，又到矛盾冲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锐对立、关系破裂的全过程。”“文革”爆发后，全家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需要外事人才，夫妻被调回来工作。
李怀宇 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做什么？
资中筠 回来以后还是到“和大”工作。1959年到1966年之间，还是不断地开会。中苏有了分歧之后，内容就是跟苏联吵架。我们那时候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后来我就大病一场。我那时候做同声翻译，现在的同声翻译第一报酬高得不得了，第二是必须一个钟头换一个人，我们做同声翻译是一个人钉到底的，连续八到十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二十四小时熬通宵。到了风光那么优美的地方，不会想去看看风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等到安排代表团参观的时候，比如去划船，我就睡着了，在飞机上也睡觉，所以我现在特别能在飞机上睡觉。到1964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陈乐民 我回国后就主动申请下放劳动锻炼。那时我们思想上有一个包袱，就是被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与工农相结合。但是又以“工作需要”，总派我们到国外，不让我们下放。我们在维也纳的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越，常常于心不安。1958年听说国内“大跃进”热火朝天，觉得没有躬逢其盛十分遗憾。到1959年，又听说国内开始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定量配给，觉得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和资中筠以及一位调去不久的同事，一同申请回国，与国内同胞“同甘共苦”。不过后来回国不再去倒不是由于我们申请，是由于和苏联吵翻了，我们撤出。
所以，我一回国就坚决要求下放。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资中筠因为正好怀孕了，所以不能下去。我下放在获嘉县，真正体验了浮夸、公共食堂、农村的赤贫和挨饿的滋味。那时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六小两（一斤十六两）毛粮（未去壳的麦粒），你可以想象吗？我在劳动时曾经因饿得腿软翻进水沟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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