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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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5）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才强调肉欲。如果性爱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排斥肉欲，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长，当时不叫“###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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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6）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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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7）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群交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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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1）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