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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村上春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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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嗑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2001年，73页）
我们也毫不例外。像“被老虎钳夹过的猫爪”那样“毫无意义，又残###之极”的经历，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处等着我们。
其几率相当高哟，村上春树说。
所以，拐弯的时候，还是小心为妙。（尽管或许这也只是徒劳之举。）
我认为，也许只有生活在这种危机预感中的人，才懂得像扫雪之类“一点点积累世间善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才能“在富有格调的酒吧里所啜饮的冰镇啤酒的绝佳风味”中，发现无可替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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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1）
第五章 扫雪君拯救世界
第二节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
整天都在爬格子。
拼命撰写着《街头的美国论》。
因为是把录音带上的内容改写成文字，所以，不时会出现突然断句的情况。这到底是因为MD录音效果不好，导致无法听清呢，还是因为我的思路脱缰暴走，以至于理解不了？抑或是因为M岛君认为过分无聊，而大刀阔斧地删除了部分内容？其中的缘由不甚了之。
但如果只先来一个煞是奇怪的引子，接下来却没有相应的正论部分，那么，读起来总觉得有点于心不###。
无奈，只好将漏掉的部分加以适当的填充。即是说，依靠发挥想象力来填充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不知道该称之为“创作”，还是“篡改”，反正，肯定变成了与原始内容大相径庭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是在一年前谈论这个话题的。当时的我与此刻进行校对的我已经不能说是“同一个人物”了。
自己先铺排好引子部分，然后再缀写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句子。在从事这种操作的“我”中间，分明聚集着一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对自己撰写的文稿进行校对，这是一项充满乐趣的工作，但又多少不同于对文章进行推敲和雕琢的乐趣。不，这是因为，从那些“自己不知道为何会如此书写”的句子里，能够感知到那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间隙”似的东西，还有通往“异界”的隘路似的东西。
据说村上春树在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通常都是先整理好文稿，随后又重新改写。
可以推想，他这么做，与其说谋求的是“完成”工作的愉悦，不如说是谋求着另一种愉悦，即追随着“我为何会如此书写”这样一种“源于自己心中之谜”的踪迹，而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也有些作家能够完全驾驭自己的运笔，一开始就对文章的内容成竹在胸。不过，在读者看来，出自这种作家笔下的东西或许有点缺乏悬念。
睡觉前，阅读村上春树的《象的失踪》，竟拉拉杂杂地想到了这些。
尽管其中收录的十七个短篇小说都是我读过的作品，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编者，菲斯克琼①具有绝佳的品位。
我个人认为，村上春树的最佳短篇当属《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去中国的小船》和《下午最后的草坪》，而这三篇都被悉数收录其中。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是一篇特别沁人心脾的短篇佳作。
美国读者也对它不难理解吧。
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曾有过两三次这样的体验，徜徉在大街上，突然得到一种恍如遭到电击般的确信：“哇，此刻从那边走来的女孩，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当然，也仅限于获得一种确信，然后就各分东西了。但事后也总会有种感觉，自己和那个女孩在某个地方是“维系在一起”的。
比如，我的女儿和那个女孩的孩子，或许几十年后，会在某个地方成为一对要好的朋友等等……就是以这种方式。
偶尔会有些人尽管是初次见面，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来自于我的记忆，而是源于“某个人”的记忆。
在撰写《美国论》的过程中，突然很想拜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①的《论美国的###》。而在阅读它的过程中，又涌起了想读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的念头。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2）
读着读着，又想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
尽管以前我也曾论及过这种“连锁式读书法”，但它却是唯有暑假才可能实现的至福体验。
“没准‘这个’就是‘那个’吧？”——在怀着这种念头而打开的书本里，肯定潜藏着某种成为“钥匙”的想法，而且这种几率是百分之百的。
此番我不能不再次认识到，名叫马克斯？韦伯的人的确堪称了不起的人物。或许读者会说，事到如今才领悟这一点，又能如何呢？
他在处理问题时运用的“手法”非常严谨致密。
他不是事先设定好一个“体系”，然后再根据它来对资料进行取舍，而总是循着资料的整合性很可能发生破绽的那条模糊的“缝合线”，逐渐呈现出能够对它做出说明的“体系”轮廓（这一点与###也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历史性的概念，韦伯竭力避免预先对它进行单一的定义后再展开论述。
毋宁说，他是一一列举出“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性的关联中发挥出“有意义”作用的局面，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概念性的把握。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论述方法。
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关键术语的定义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对“资本主义精神”所参与的历史现象展开了研究。
倘若是一个平庸的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运用没有准确定义的概念，去展开满足这一概念之定义的论述，这不是无稽之谈吗”，从而付之一笑。但韦伯不愧是社会学的始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气宇和才能。
不过，世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的确存在着很多“尽管不太清楚，但总觉得或许就是这种感觉”的关键术语，对此“粗略地”进行扫描后，对“捕捉住的资料数据”反复咀嚼，再基于这些数据，追溯性地回答“这个概念是在捕捉了什么资料的情况下而被构建起来的”。
听起来大有不合逻辑的嫌疑，但我们就常常是这样进行推论的。
我们并不是像电脑那样进行检索的。
如果不事先输入正确的关键词，电脑就什么也检索不了。
而人的大脑却大为不同。
“尽管不太清楚，但总是有这种感觉。”——就算是这样一种初期条件的设定，能够被查证的东西终究是会得到查证的。而且，根据被查证的资料数据，体系的“那种感觉”就会逐渐得以精密化。
韦伯这样写道：
……只是，这些观点绝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分析那些被考察的历史现象的唯一观点。其他观点于此，如同面对一切历史现象，也会得出其视之为“本质的”其他特征。……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们正试图分析且作历史说明的这个对象，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它作出一个概念性的定义，而是姑且只能对我们此处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一番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4页）
真是精彩的文章。
这种“知性的节度”正是所有伟大学者都共通的东西。
我之所以称之为“节度”，就是因为韦伯自己也无法阐释清楚，他究竟根据“怎样的基准来选取”了在此被称做“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的资料数据（它们源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本）。
尽管马克斯？韦伯认定，在此存在着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线索，但他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喔，说来倒也不错。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富兰克林的书中存在着关键性的线索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百分之百的女孩与韦伯式的直觉（3）
所谓“知性的节度”，就意味着一种无能感，即“自己也无法说清，我为什么会如此聪明”。
关于“我为什么会这样聪明”，之所以有很多人都能洋洋自得地列举出各种理由，这是因为他们还停留在“能够说明缘由的聪明程度（不，毋宁说愚蠢程度）”上的缘故。
像韦伯、###、弗洛伊德、列维纳斯那种层次的人，乃是一些聪明到能够真切地咀嚼到“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聪明”这样一种“无能感”的人物。（我认为就是这样，但毕竟并不清楚，所以就姑且算是一种想象吧。）
选择“最小限度的暂定性例示”时，韦伯尽管是在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这一前提下引用富兰克林的，但对于“我预见到了达成结论的脉络，可为何不引用其他人而必须引用富兰克林”这一点，却无法作出让人释怀的解说。
“尽管我能够作出解释，但对于为何我能够进行解释，却是无法进行解释的。”
在整个世界史上都堪称智者的聪明人之所以开始转而写出具有节制感的文章，就是因为他们被这种无能感所纠缠的缘故。（窃以为如此，但毕竟没有当过聪明人，所以还是懵里懵懂的。）
现在书归正传，我认为，当徜徉在街道上，获得那种电击般的确信——“哇，迎面而来的那个女孩，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不正是一生中只有几次意外造访于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的“韦伯式直觉”的呈现吗？换言之，我对她“对于我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女孩”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却对其中的缘由无法进行说明。
“能够说明”和“深信不疑”，是处在两个不同次元的事件。
因为“深信不疑”的行为主体，是并非我的某个人。
我在街头与某个女孩擦肩而过，默默地追逐着她的背影时，我会听到某个“画外音”的响起。（这是肯定会听到的。）
“当时，我无奈地凝眸注视着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机遇从身旁逃走。”——诸如此类的话外音。
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
不过，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配上画外音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我”就俨然从超越了时空的俯瞰视角来讲述着自己，对自己以外者不可能知道（不，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内心”，滔滔不绝地加以说明。可这个“我”，究竟是谁呢？
萨特把这个叙事者的位置称之为“神的视点”。
我忘了是在与谁的论争中说的，反正萨特认为，不应该把“神的视点”带入小说中。
“雅克拼命克制住涌上来的厌恶感，离开了那里。”当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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