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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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　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最终裁决。丁玲提出了保留意见，由中组部转报中央，此后便无下文。丁玲是一个视政治历史如生命的人，她一定要证实自己的清白。
　　转机出现于1983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去看望同住一个楼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因突遇暴雨，便多坐了一会儿，谈天中又说起自己的“历史问题”。李锐听罢，要她写一份详细　的材料。自此，中组部重又受理丁玲的申诉。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丁玲的陈述，查阅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打算为丁玲彻底平反。1984年1月李锐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这桩折　腾了四十多年的冤情，终于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
　　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8月1日，以中组部（1984）九号文件发向全国的党组织。《通知》中说：“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　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　影响。”
　　关于南京的那一段历史问题，《通知》说：“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　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通知》高度评价说：“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　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中组部这个文件拟定时，丁玲正住在医院里。7月6日，陈明把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带到医院。那天下午，我刚走进病房，丁玲便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小王，这下我可以死了！”我　心里一惊，以为她的病情严重了，却又见她面露喜色，扬了扬手中的两页纸：“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那就是中组部《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和林默涵　、刘白羽等当事人的意见。丁玲写下自己的意见后，长出了一口气说：“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她把这份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写字台抽屉里，把身上穿的蓝白条病员服抻平，　又理理花白的双鬓，动作敏捷，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然后坐到沙发上说：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　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　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　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丁玲立刻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并请转亲爱的党中央”，抒发心中的感谢与激动之情：“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　普通的忠实战士。”
　　我以为，这是丁玲下定决心创办《中国》的第二把“火”，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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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办刊报告提出：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
在丁玲去厦门这段时间里，北京方面一直在筹划着办刊的事情，主要筹划人是曾克和舒群。他们了解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　适应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出版事业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在这一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中国作家协会的许多直属单位都提出了改革方案，《人民文学》、《诗刊》酝酿筹办刊授　和函授，《小说选刊》准备出版《中篇小说选刊》，作家出版社想办一个专门登载中长篇小说的季刊，《文艺报》则计划由每月一本的刊物，改为每周一期的报纸。大家都在打破　常规，解放思想，许多过去不敢想的事情，眼下却有可能一路绿灯地办起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一次研究改革的会议上，作家支部的支部书记曾克，提　出了老作家们打算创办一个刊物的设想。
　　7月13日下午，午睡后的丁玲坐在写字台前摆着扑克牌，耳朵不时注意着门外的声音，提醒我出去看看，是不是陈明来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舒群的大嗓门，丁玲把桌上的扑克牌　一把胡噜到抽屜里，急急迈着小碎步抢着去开门。陈明笑吟吟地陪着舒群、曾克来了。一进门，两人首先为中组部即将下发的文件向她祝贺，接着询问病情，得知除尿糖指数偏高　外其余无碍，两人都放了心，立即切入正题。
　　曾克曾经是位女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爱人柯岗作为二野的战地记者，随刘邓大军从大别山一直到大西南，一路写下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她与陈明同龄，如今虽然已经　67岁，但身材偏瘦，略施淡妆，依旧很精干。她连珠炮似地说道：“这两个月可不得了，上上下下都在闹改革，作协也开了会，各个小单位也想了不少点子……”
　　舒群瓮声瓮气地说：“现在咱们已在党组挂了号，要办刊，就缺一个挑头的，丁玲，这件事只有你办最合适！”
　　丁玲连连摇手：“老作家办刊物我支持，可我不能挑头，我都80岁了，还是让年轻人干吧。这件事是魏巍先提出来的，还是让魏巍牵头吧。”
　　“丁玲同志，事不宜迟呀！魏巍现在还在长征路上为他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积累素材，听说又崴了脚，恐怕一时不能回京。可是别人都在行动了。据说作协也在申请办一　个大型文学期刊，冯牧牵头。丁玲同志，你就不要推辞了！”曾克急急说道。
　　丁玲的历史问题解决后，她最急于做的，是要写完三本书：一本南京回忆录，一本北大荒回忆录，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旦办刊物，这些都要往后推了。但是她也　明白，真要办刊物，老作家里边，只有她是最合适的挑头人。舒、曾言辞凿凿，句句在理，她想，我们先把它办起来，正常运转后，我就脱身写我的文章好了。基于这个出发点，　丁玲不再推辞了。
　　丁玲署名的办刊申请报告，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这份报告里有两点引人注意的地方。其一，申请办刊者是一批“大多已进入老年”、“不甘默默无为，愿意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余生”的“老同志”；其二，办刊经费“除创　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在当时，在中央直属文化单位里，这绝对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一个创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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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达成答复：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这点是明确的（1）
报告递上去快一个月了，作协党组那里没有一点回音，却有一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丁玲的耳朵里，如作协个别领导对老作家办刊有些想法，如作家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　家》已由作协党组批准等等。她听了更加着急。
　　8月20日，中宣部邀集文化界一些同志召开座谈会。丁玲去了，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唐达成也去了。他们坐得很近，但在这种严肃场合不好交谈。丁玲又实在按捺不住，便拿起会场　上预备的中华铅笔，在一张中宣部的便签纸上，刷刷地写了一句话：“达成同志：你今天能答复我的问题吗？丁玲”。她把写好的便签递给了唐达成。
　　唐达成心领神会，自然明白丁玲指的是什么。他用蓝色圆珠笔，在丁玲那段话的下边流畅地写道：“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中宣部支持解决。最近敬之同志忙，我想和他谈了以后　再向您汇报。党组的同志都支持您办这份刊物。达成”。他把那张纸又递了回去。丁玲对唐达成的回答不甚满意，在那张纸上加了一句：“我现在急须要你们点头。或者不同意。　明朗化些。”唐达成用笔回答道：“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这点是明确的。”两人一问一答，把一张32开的便签纸几乎写得满满登登。
　　回到家里，丁玲立刻给有关人员打电话：作协党组对于办刊明确表示同意。
　　第二天，8月21日上午，在木樨地22号楼丁玲寓所，召开了《中国》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人有丁玲、舒群、曾克、雷加、陈明，共五人。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和刊物的名称。
　　丁玲主张设两位主编（丁玲、舒群），多位副主编，曾克也附和，她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气氛很好，大家都很兴奋，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刊名：《中国文学》。主编：丁　玲、舒群。副主编：雷加、魏巍、牛汉、刘绍棠。后来因为外文局提出意见，正式出刊时，刊名改为《中国》。
　　21日只是一次小会，三天之后召开了大会。8月24日下午两点，依旧在木樨地丁玲寓所，除上次的五人外，又增添了牛汉、刘绍棠、冯夏熊、朱正、王中忱，一共十个人，郑重其事　地研究确定了《中国》的大盘子。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全体会议，除魏巍外，领导成员全部到齐。
　　刘绍棠是副主编中的“少壮派”，做了较长的发言。他说，这件事我知道后很高兴。我们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受丁玲、雪峰同志直接影响、培养较多。我在文艺界接触面比较多，百分之九十五的作者都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走的，但是这个“权　”太实际了，让人不能不考虑。尤其是评奖，最能拉人，上面评了奖，下面就可以要房子、升级、涨工资。我们办刊物，可以继承“五四”精神和五十年代好的东西。现在几个有　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继承传统的旗帜都不够鲜明，我们要旗帜鲜明，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刊物要边办边解决问题，不能等万事俱备再办。
　　丁玲说，绍棠讲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我们的发刊词会触及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不能回避，例如对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中国新闻社一个记者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再　提了。说中宣部召开厅局长会议，有人把名单都带来了，准备抓谁谁，这其实都是谣言。现在有些所谓的信息，就是把谣言合法化。我们的发刊词一定要说清楚，要能说服群众。

1。　唐达成答复：党组的同志们是同意的，这点是明确的（2）
牛汉是初登丁宅。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的主编，丁玲等老作家对这份刊物印象不错，认为比较公正。冯夏熊是冯雪峰的长子，丁宅的常客。　1950年代曾去苏联留学，入了党，担任过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回国后在三机部工作，“文革”期间到工厂当工人，“文革”结束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雪峰文集》的编辑工作　。从此弃工从文，写过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也写了一些有关冯雪峰、丁玲的文章。1980年到《当代》做编辑，1984年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丁玲由于和雪峰　的亲密关系，对夏熊关照有加。牛、冯二人是未来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所以更关心稿件。牛汉说，我们这个刊物在全国一定要有影响。几十年来我一直做编辑工作，写过一阵子　诗，现在需要一股子正气。现在文艺界的领导不可能把文艺推到一个新的高潮，引到一个新的高度。某些文艺界领导是空头文学家，是鲁迅最讨厌的，没有作品，可是有权。我们　要踏踏实实办刊物，扎扎实实做工作，在编辑的技术上一定要超过他们，要让人看到力量，要团结各界作家，特别是老作家。综合性文学刊物要以创作为主，第一、二两期的稿件　要精而又精，力争旗开得胜。冯夏熊说，第一期一定要吸引群众，发刊词里边要提倡改革，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促进团结，以后逐步引导，第一期没有必要论战。
　　会议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注意力和兴奋点，都集中在刊物的内容上，跃跃欲试地表示要去拉稿子。还是陈明脑子最清醒，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通过作协拿到期刊登记　证。我们是否写一个书面报告，由作协转中宣部文艺局，这里面包括钱、房子、编制等一些具体问题。陈明提到的确实是最急迫最要紧的，也是日后成为最大障碍和难题的，但在　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大家都以为，那只是一个简单不过的手续问题。
　　会议决定：9月4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召开集稿会（后因丁玲要去参加中宣部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前在8月29日召开）；写报告和办期刊登记证问题由曾克负责；联系印刷厂和邮局　问题由冯夏熊和牛汉负责；去展望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由冯夏熊和刘绍棠负责。这次会上还议到了办公用房的问题。
　　每个人都情绪高涨，他们憧憬着，齐心协力办一本可以与《当代》、《十月》比肩的大型文学刊物。有人提出，应该拍一张合影照片以作纪念，我赶紧跑到楼上找来鲁迅的公子周　海婴，他是摄影行家，设备也齐全。快门“咔嚓”一响，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新闻界第一个得知丁玲办刊消息的，是中国新闻社记者甄庆如。8月19日是个星期天，他到木樨地看望丁玲，在交谈中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写了通稿《丁玲的壮心》，刊登在8月28　日的《中国新闻》上。这是第一次把丁玲办刊的消息披露报端，告之天下：
　　丁玲说：“目前，中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许多个体户，文艺界也有人倡议自费办杂志，我也想朝这方面试一试。打破铁饭碗，把工作搞得更加活跃，创作更加繁荣。现在我已经向有　关部门打了报告提出申请。”
　　问起具体计划，丁玲说：“开办费大约需要二十万元，我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我想争取民办公助，同时还要靠各界人士资助或国家贷款。将来可以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争取　能有盈余按股分红给大家。”
　　丁玲要以“民办公助”形式创办一份大型文学刊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人纷纷表示祝贺。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