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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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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赵志萱放到《中国》的日记找不到，丁老有些生气，说，都不是好编辑，好编辑应该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子灵活。那天曾克谈到，高帆想搞一套从长征至今的图片，我 立刻跟魏巍说，你应该弄一套，以后放到你的长征小说里做插图。所以老陈说我脑子反应快。
9月20日，星期五。
束沛德看望丁老，丁玲谈到：老作家要有自知之明，没有自知之明是自寻烦恼，总是要有新陈代谢嘛。作为文学是没有“老”可言的，为什么《红楼梦》至今仍有众多读者，是因 为他写出了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的作品也要抓住时代感，否则讲些没油没盐的故事，过不了多久人家也就忘了。作品靠捧是不行的，不管是老作家还是青年作家，你的作品写得不 好，光靠捧也没用，捧你的人只是一小撮，广大读者还是不买你的账。作家都要有自知之明。
9月21日，星期六。
下午我到木樨地，丁玲说，可惜呀，王增如，昨天下午你不在，没有录音。昨天下午我大发脾气。鲍昌来了，说我们要调的牛汉、夏熊不够司局级，没法当主编副主编。我说，国 家总理在没当总理之前，级别就够当总理吗？我没好意思说，你鲍昌原来是什么级，现在跑到作协当党组书记。他还当着雷加的面说，牛汉讲过，曾克想把《时代的报告》的人拉 进来。这是挑拨。我说了，别人不够级，我还当主编，我上阵，我办定了《中国》，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上。
我没有听到那天鲍昌讲了些什么，惹得丁玲大动肝火，但我感到那天老太太真的生了气。本来那天上午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鲍昌：下午丁玲有约会，请他下周再来。丁玲约的是雷 加夫妇，他们刚刚坐定，鲍昌就不请自到。丁玲在日记中也说：“明明告诉他我有约会，约他下星期一来，而他却突然光临，打你一个措手不及。”鲍昌说了些什么？据陈明日记 中说，鲍昌说，牛汉对曾克有意见，曾克是时代报告派，想拉时代报告的人进编辑部；说编辑部有人向他反映××的问题，说××脾气坏，舒群坚决不同意××负责编辑部；说人 事室制度规定，牛汉、夏熊调动有困难。丁玲表示，如果党组不批准牛、冯二人的调动，她就顶上去，自己干。
自从9月20日那天和鲍昌大发脾气之后，丁玲的病情急剧恶化了，她老是吵吵冷，穿着鸭绒棉袄和皮背心还说冷，心里不好受，想呕吐。请医生来，说不像感冒，仍是尿素氮高。晚 上吃感冒药丸，睡觉盖着厚厚的棉被。从9月26日开始，左腿剧烈疼痛，用虎骨酒调和三七粉揉搓，还是疼得无法睡觉。夜间11点多请来复兴医院夜班大夫，大夫因为病因不明，不 敢打止痛针，服用两次安定才能入睡。腿疼不是新病了，7月份那次住院之前就曾为腿疼看过急诊，医生诊断为静脉炎，但是按静脉炎治疗并不见好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疼得厉害 ，文怀沙亲自来做穴位按摩，也无明显好转。每晚靠服用安定和强痛定，加上中药西华丸、活络丹，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9月29日是中秋节，蒋祖慧一家带了大蛋糕和螃蟹来欢聚 ，但是家里被丁玲的病情笼罩，依然高兴不起来。
10月1日，陈明在日记中写道：“回家本想写文章，现在病况愈下，这怎能写文章。她一点也不怀疑这与肾脏病有关系，总是叫：怎么会得这个病！这个病这样磨人，这样难缠。”
西医无效果，转求中医。田间的爱人葛文介绍了一位中医来诊脉，嘱咐丁玲说：休息休息再休息，不能激动，否则将功亏一篑。文怀沙也介绍了名医孔伯华的两位弟子来诊病，他 们认为腿疼主要是湿气所致，方剂以除湿为主，但是也无立竿见影之功效。
10月8日，丁玲终于无法忍受左腿的剧烈疼痛，下午坐着轮椅去看急诊，当即住进协和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离开医院，再也没有回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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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加只同意挂个名
丁玲在家里住了25天。这25天，她最忙碌的自然还是《中国》，不是为编制问题，而是为班子问题，谁来挂帅挑头的问题。
丁玲出院的第二天，曾克就带来消息：舒群说明年坚决不挂名了，雷加也表示不当副主编，编委可以考虑。
9月14日上午，丁玲约了魏巍、曾克、牛汉来，把舒群、雷加准备退出的消息告诉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还是要做说服工作，尽量挽留。9月18日，丁玲给雷加的爱人伊苇打电话， 希望她能做做雷加的工作。20日，雷加、伊苇应约来到丁宅，雷加讲得很诚恳：第一，我跟作家协会有矛盾，我不进作家协会的大院；第二，你们几位领导之间的矛盾我没办法处 理；第三，我跟编辑部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三个矛盾我都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不愿意再干下去。但是看到丁玲的身体状况和《中国》的艰难处境，雷加表示：编委可以 考虑留任。
第二年改刊后的《中国》，取消了编委会。
雷加在为《雷加日记书信选》加的一条注释中，说到他要退出《中国》的原因：“我是副主编之一。我不愿搞行政工作和编辑业务，后来编辑部内部也出现问题，本来这是不足奇 的，不过，它把我的创作矛盾激化了，以致我不得不退出。”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雷加感到，他这个“副主编”在稿子的处理上有名无权。
此外，他同编辑部的关系也不融洽。1985年9月4日下午，他出差回京，同骆宾基、曾克到协和医院看望丁玲。丁玲问他：你回来见到《中国》的人没有？同《中国》的人通过电话 没有？雷加说没有见到《中国》的人，只与舒群通过一次电话。丁玲问他为什么不给牛汉打电话。雷加说，我不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我临走前给牛汉、 冯夏熊写了一封信寄到地安门，给退回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编辑部搬离地安门已经半个多月了。
就在去医院看丁玲前后，雷加给王家斌的信中袒露心声：“关于《中国》真是‘有话太长，无话不短’，信中和电话同样，不便多说。两位主编，因编辑部的事（作风、工作方式 等），有了意见。刘绍棠因未登他的中篇，也有了意见，我居中间，左右为难，也在渐渐后退中。本来也只插手编了第一期，此时有事不问，因不便问，也问不了。经费有困难， 发行数量有问题，出版关系也十分复杂。听说今后要拿到湖南去印。因尚未见人，细情不知。依我看，至少出到六期，你的文章尚不致遭到夭折。”这封信，就写在雷加提出辞去 副主编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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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寄厚望于牛汉（1）
丁玲二次住院之后，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调整确定了《中国》的机构和人事安排。《在严寒的日子里》是写不完了，她不能再给中国文学史留一部长篇小说了，那么 ，她要给中国文坛留下一本期刊。
主编副主编这一层，丁玲可以倚重的只剩下一个牛汉。以后的事实证明，牛汉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辜负老太太的期望。
牛汉是蒙古族，还有一个笔名叫牛汀。1923年生人，一米九的个头，性格耿直。牛汉是诗人，出版了多本诗集，与诗歌界有非常广泛的联系。
牛汉解放初期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受重用，主管现代文学部，是社党委委员，1955年因为胡风一案被拘捕两年，1979年12月平反。来《中国》时，牛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 五四”编辑室主任、社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新文学史料》主编。
丁玲8月30日在医院里同陈明谈话时说：“牛汉这个人太老实，他人是个好人，也能吃苦。让夏熊负责还不行，还只能让牛汉负责。杨桂欣你让他跑腿办事不行的，他就是看稿子发议论写文章，事务性事情他没搞过。王中忱也不会搞，那次开通俗文学会就准备 得不好。”
9月16日下午，第一次出院之后，第二次住院之前，丁玲约王中忱到家里来，谈过一次关于《中国》的干部安排。
丁玲说，你要去东北，想在你走之前找你来，现在编制批了，考虑了半天，牛汉做副主编是没有问题的，61岁了嘛，调来也是这个位置，不调来也是这个位置。我们想，雪燕、冯 夏熊、杨桂欣和你，四个人都给个官，想把夏熊提副主编，要是不把他提上来，我们只有两个室，只能有两个正两个副。杨桂欣还是个有用之才，要用他的长处。牛汉这个人很好 ，很正直，有胆量，他脑子的灵活方面不够，眼观四方耳听八面，还缺少点那个才干。他老喜欢听夏熊的，我说他的脑子不灵活，他不太满意，总觉得我这个人太软了。
陈明说，他有点兄弟民族的正义，敢说敢干，有时简单一点，但他看法还是准的，还比较深刻。
丁玲谈到编辑部的机构设置说，分两个室，你和杨桂欣一人一个室，雪燕管办公室。王中忱表示，一下子报那么多干部，作协未必能批。自己年轻，资历浅，还是先可着几个老同 志安排。
雪燕是延泽民的爱人，原来在哈尔滨《北方文学》做编辑，写过一些散文，1980年调入北京。1985年8月延泽民有一次到医院里去看丁玲时说：“作家协会很不正常，雪燕来了三年 不给分配工作，玛拉沁夫爱人在内蒙是优秀党员，来了几年不给分配工作。”后来雪燕在茅盾研究学会任副秘书长兼《茅盾全集》编辑室副主任，来《中国》之前，关系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
9月20日，《中国》向作协上报了牛汉的《拟调干部登记表》：“牛汉同志是副主编，一直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但目前是兼职，不能集中精力于《中国》，因此，应尽快调入。 ”
10月10日，经研究商议，陈明代丁玲给作协党组打报告，就《中国》的编制职务系列报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
关于主编：原主编丁玲留任。另一名主编舒群同志因体弱多病，几次主动提出，明年起不再担任主编，拟予同意。原有副主编（除刘绍棠同志外）一律留任，牛汉为执行副主编， 另请党组指定一名成员任副主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7。 寄厚望于牛汉（2）
取消原编辑部，设三个编辑室，第一室主任冯夏熊，第二室主任杨桂欣，第三室主任雪燕、副主任王中忱。
关于刊期，《中国》拟于明年一月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八个印张，定价九角六分，改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12日，唐达成在这份报告上批道：“请党组同志传阅，在党组会上议定。”
不久，作协人事室提了几条意见：第一，15人编制设三个编辑室，人员的职务配置必然头重脚轻，需缩简机构；第二，牛汉同志已过离休年龄，不宜调入，如工作需要，可商得牛 汉同志同意，离休后聘用；第三，希望按正式呈报手续呈报作协人事任免。
11月29日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友梅给陈明打电话说，党组同意丁玲的报告，但是牛汉已经年过60，调动有阻力。
《中国》对原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改，12月12日向作协呈报了《〈中国〉人员编制定员任务计划方案（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的落款是“《中国》文学社”，不再以丁 玲个人名义出面。这也是第一份由《中国》文学社打给作协的报告，以后他们就要直接出面与作协打交道了。
这是一个全面的报告，不仅讲了人员编制，也申述了《中国》的办刊方针，行文风格简洁务实，与以往的报告明显不同：
一、《中国》的任务：
1。 《中国》经上级批准，国家出版局登记，作协党组领导，1985年元月创刊，为大型文学双月刊，每期16个印张，40万字，它的宗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团结老中青作家，鼓励 风格流派的竞赛，扶植文学青年成长，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
2。 从1986年1月改为月刊，每期八个印张，20万字。注重艺术性思想性，雅俗共赏；直面人生，把真实、深刻、新颖、精辟的文学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除陆续发表老年中年作 家的作品外，面向青年，扶持和培养广大的青年作者，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刊物。
二、编制、任务：25人新批编制15人，实有人数20人。参照《人民文学》、《诗刊》等编辑部定员标准和有关规定，1986年改为月刊的《中国》编辑部的编制，至少应为25人。
1。 主编1人，由作协党组批准任命，全面领导编辑部的业务、行政工作，主持确定刊物的方针任务，审定重点选题、稿件和版面，以及其它有关重要工作。
2。 副主编2人，由主编提名，经作协党组批准任命，协助主编处理上述各项工作（其中执行副主编1人，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
3。 设两个编辑室（处级），每个编辑室10人左右，并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由主编提名，作协党组批准任命。
……这个报告，由曾克与雪燕两人一起交到中国作协，她们同时还反映了几个意见：这个方案是按改出月刊的需要报的，丁玲同志不占编制。一编室主任冯夏熊，副主任杨桂欣；二编 室主任雪燕，副主任王中忱。改月刊，15个编制少了，但没办法解决，需要临时找退休后拿补差的或雇请临时工5至10人，一年约需4千至8千元工资，财务上有无办法开支？她们还 反映，牛汉同志不同意离休，希望由作协聘任。
12月27日，作协人事室下发任职通知（作人任字＇85＇第17号）：
经作协党组1985年12月26日第21次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国》文学社主编。聘任：牛汉同志为《中国》文学社副主编，聘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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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牛汉谈丁玲与《中国》（1）
1998年的元旦，我和李向东去看望牛汉，他那天兴致很好，谈了很多，谈到解放初期他在人民大学的经历，谈到成仿吾，谈到冯雪峰，谈到“文革”关牛棚时冯雪峰与他说的那些 话。成仿吾和冯雪峰都是他内心十分敬重的人。自然，谈得最多的是丁玲。
牛汉说，老太太是个大的历史现象，很厚，很复杂，我曾经和她深谈过两次。有一次是出国，路经香港，住在三联书店的招待所。我认为，丁玲从“五四”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 一直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最前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这一点是其他的作家，包括巴金、茅盾、老舍等都无法相比的。她的独特经历也是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冰心等人无法相比的，包括她在上海左联时期、南京软禁时期的经历，延安、西战团时期的经历，一直到解放后的经历。她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 可比的。丁玲的气魄，她强烈的个性也是无人可比的，她很有才气，从莎菲开始，她的文章，特别是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日子》等，都是相当好的，所以丁玲 本来是最有条件最有希望成为大作家，成为中国第一流作家的。她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屈辱、打击、误解，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她都体验过。而且老太太有一股天真、率直的傻劲 ，不像××、×××那么“聪明”。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她都具备了成为中国第一流大作家的条件。“五四”以来的作家里边，没有人具备她这样好的条件。从丁玲的身 上，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都体现出来了。我对她说，你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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