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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状态:丁玲办中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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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嘛。”接着就给老太太挂电话。老太太先是 寒暄了几句，我听达成说：“我需要您的支持。”又说，“您是我的老领导，我永远不会忘记。”接着，老太太言归正传了，要请达成和王蒙去吃饭，在她家里，宽敞些，还可以多谈谈。达成说，《 中国》不管是申请开办的报告上还是对外宣称，一直是民办公助的口径，不要经费，不要编制，硬气得很。可一批下来，什么都要了。她强加给作协，因为作协要任命，怎么也不 会任命个80岁的老太太当主编。不是谁瞧不起她，是中央精神。达成说：“就是鸿门宴嘛。我真不想去，但老太太出面请，不去还不行。”
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应丁玲之邀去赴鸿门宴。吃香酥鸭，挺丰盛。要求要编制，要资金。出门时，丁玲欢迎他们再来。王蒙说：“饭好吃，诗难做。”①此后，丁玲为编制和经费问题，至少又给作协党组写过三次报告，时间分别是1985年的2月、4月和6月。前两次，是与舒群联署，第三次，是自己一人署名。
1985年2月的报告说：
现在，参加组稿、审稿、定稿及连带的事务工作的，除正、副主编外（他们年事较高，均在扶病创作中），有工作人员七名，内离休、退休干部各一名，兼职者一名，实际能全职 工作的只有四名。因此，当前急需解决、燃眉之急的困难是：
（一）充实与健全编辑部和设立事务部门。参照北京市现有的几个大型文艺刊物和作协《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的工作情况和编制名额，考虑到刊物的近期发展，本着精简 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中国》编辑部和相应的行政事务机构的编制名额，初步计划为二十至二十五名。
（二）请批准开办费及八五年度的事业费。《中国》于八四年十二月中才从出版局领到期刊许可证，明确规定《中国》文学双月刊是作家协会所属机关刊物之一。当年制定开办费 及八五年度的经费预算，事实上已不可能。现在根据业务部门的有关规定，补报开办费及本年度的经费预算，请审核批准。
（三）请批准建立相应的经营机构。在编好刊物的同时，拟请批转北京市工商局发给《中国》文学杂志社以营业执照。我们将在政策和法令允许的范围内，选编一些质量较好的读 物，发行合法期刊以及开展为作协会员的一些服务项目。杂志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丰补歉，逐步减少国家给刊物的拨款，配合改革的进程，尽快做到经费全部自给。
4月13日的报告说：
近来我们工作中人手严重不足的困难更加突出。现在编辑部编辑包括牛汉、冯夏熊（均是业余兼职）在内，仍只有五人，另有登记收发稿件、管理资料、跑印刷厂等借调来的两个 同志。这样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如果不马上补充五六个有业务能力的编辑，是很难办下去的。恳请党组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正式编制名额来不及批示前，临时准许我们先选调 或试用若干名额以应急。前次报告中的经费及其它问题，希望尽快得到批示。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2）
现在刊物已出版两期，社会上有各种反映。我们自己检查，认为仍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和缺点。我们将在党组领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 ，改进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由陈明起草。68岁的陈明在《中国》没有任何职务，却是事必躬亲，而且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分文报酬。丁玲为办《中国》所写的每一个报告，每一封重要信件， 要么是出自陈明之手，要么经过了陈明仔细修改，他成了《中国》的高级秘书。
5月13日，丁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陈明、牛汉是团员。6月2日下午回到北京。3日上午丁玲与曾克通电话，曾克说，编制和经费这两大难题，作协那边一点进展也没 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担负出版发行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提意见了，说已经为《中国》垫了不少钱，要求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说来说去，还是个钱的问题，人的问题。
6月12日上午，《中国》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再次向党组汇报做准备。丁玲亲自主持，她说，《中国》创刊已经半年了，还是办得好的，有它的特色，我这次出去，有口皆碑 ，第一期上刘绍棠拉来的小说《四时》就很好，《党委书记》被《青海日报》转载了。大家都出了不少力，都很辛苦。但是还有问题，今天各方面都要讲彻底，出版问题、人员问 题、财务问题、发行问题，都要谈谈，把问题都摆出来，讲意见，提建议都可以。我们还要想办法找一点钱，为什么不可以登广告，何必那么清高呢？
雷加第一个发言说，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消息，出版社有意见。我们面临的困难，出版发行、稿源、内部团结，这三个问题是主要的。最困难的是出版发 行问题。现在对我们的刊物有两方面反映，一方面是正统的，说好，另一方面意见我们不容易听到。有人提出，对《党委书记》、《病理学的一课》、《背尸人》反映好，这是不 是就代表了我们的方向？
牛汉说，丁玲同志对刊物是高估价，高瞻远瞩。昨天编辑部部分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尽管我们的问题很多，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绍棠、舒群同志的意见尽管很尖锐，但也是为 了把刊物办好。现在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出版发行问题，很紧迫，第二个是人员问题，第三是刊物如何改革改进的问题。出版工作有一系列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有他们的困难 ，第一期、第二期大约拿出20万元，现在他们要一部分补贴，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考虑不全面，补贴问题没有及时答复，他们就消极了。我们这个刊物原来说是民办公助，现在是 隶属于作家协会，作协就应该帮助我们开办。
丁玲说，这些问题还是要和作协谈，由我、曾克、牛汉去谈。曾克说，也要谈人员编制问题，全部的解决不了，可以先调三四个正式人员。牛汉说，现在编辑部正式编制只有杨桂 欣一个人，其他人在原单位有自己的工作，编辑部至少要15个人，编务行政要10个人。《人民文学》36个人，我们才要25个。冯夏熊说，有个小伙子写过中篇，愿意到这里来，我 们没有编制，最近让《当代》要去了。廖西岚主动说帮我们组稿，让我们去谈，可是派不出人来。我们几个人除了看稿，还要看作品，了解情况，这么熬也不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3）
丁玲总结说，一个是要人，一个是要钱，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
三天之后，6月15日下午，《中国》向作协党组汇报工作，地点在丁玲家里。党组来了三个人：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中国》方面有丁玲、牛汉、曾克参加。
牛汉汇报说，编辑《中国》比原来想象得复杂。《中国》诞生就是个衰老的刊物，主编、副主编班子老化，投稿的也是老作家多，中青年作家讲究实惠，很多人是“看看再说”， 不大给我们稿子。《中国》一出现，人家就有看法，有些看法也有道理。现在《中国》拥有大量不知名的青年作者，有些人经过三五年培养是可以成名的，比如山西的田东照。我 们的班子不是一个工作班子，是个荣誉班子，有些人不干什么工作，还要横加干涉，所以编辑部工作很困难。绍棠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推荐的作品没有用，也有意见。我们现在 很困难，编辑人员太少，《中国作家》有后盾，我们没有。我们的规格应该与《人民文学》大体相同。现在需要党组帮助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钱的问题。我 70％的精力放在《中国》，却在《新文学史料》拿工资。
丁玲插话说，有件事要说清楚。头两期只有牛汉和夏熊领着干，原来说是民办公助，拿来的编辑费除留公用外，按八个月劳动量，按多劳多得原则分配给编辑们，这样一个月有五 十几元，结果引起舒群发脾气。丁玲说这话，是因为舒群把编辑费问题反映到党组去了，她要当着党组书记唐达成的面解释清楚。
牛汉接着说，应该定一下《中国》的编制，我们想搞二十五六个人，编辑要15个人，其余搞行政，不一定一下子进来，可以逐步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班子不行，主编副主编衰 老，因此编辑部的力量要加强。我们现在没有突破，读者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是纯文学刊物，阳春白雪，与群众有距离，要雅俗共赏。（丁玲插话：没有雅俗共赏，雅 俗共赏的结果就是俗！）钱的问题，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开办费借了十万元，一个大型刊物至少要有两个月周转费二十万元。文化艺术出版社管印刷发行，刊物不赚钱，他们 情绪也低落了，第一期说盈利五千元，第二期说赔了，第三第四期就不愿干了。
牛汉汇报完，丁玲说，这个刊物最好不要饿死。我个人很高兴饿死，那样我可以安心写文章去，可是对读者无法交代，对作协名声也不好。为什么作协有那么多刊物，唯独容不下 这个刊物呢？现在我们把问题摆出来，就是跟你们要人要钱，还请你们谈谈对《中国》的看法。官是我们自己封的，你们承认不承认？原来我们想搞民办公助，后来上面批下来， 是作协的刊物，强加给你们的，你们准备怎样对待，要有个明确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一、你们要不要这个刊物？二、怎么办这个刊物？这个领导班子不行，可以改组。现在我 们的评论界太不像话，想拉的人拼命捧，不想拉的人就打。我在中宣部开会批评了《绿化树》，也犯罪了？我不收回。有些人说什么保卫《绿化树》，作品有什么可以保卫的？我 实在厌倦在文坛里呆了。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摸底的，正是因为我摸底，人家就讨厌我。《中国》可以改组，你们觉得谁好，都可以进来。牛汉是个好人，他可以留下来。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4）
牛汉说，邓友梅的思想不僵化，可以来办刊物。我们明年改成月刊，现在双月刊定价一块六，太贵。陈明说，现在的问题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向我们刊物要补贴，给不给？
丁玲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扯得太远了，现在是作家协会承认不承认这个刊物，给不给人，给不给钱？她两个眼睛直视着唐达成，唐达成只得开口了。他说，这个刊物有点先天不 足，你既然批了作协可以办两个大型刊物，就应该连同编制、经费一起批，但是都没有解决。我向中宣部提过意见，贺敬之同志说解决不了。我们也去编制委员会争取过，可现在 工资改革，编制冻结。开办经费上级也没有给，我们临时借了十万元给《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个人是解决不了的，请你们写成书面报告，提到党组讨论一下。杨子敏说，各位 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么大一个刊物，没有人，没有钱怎么办？我们也非常苦恼。
汇报会么，只是汇报，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还得要起草报告！这一次，苦差事派给了王中忱，他写好后陈明与曾克又做了修改，6月22日，以丁玲署名的报告交给了作协党组和作协书记处。这是就编制和经费问题给作协的第 三份报告，也是由丁玲一个人署名的第一份报告。
在财力人力方面，《中国》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们曾几次向党组汇报，请求帮助。六月十五日，我们特别约请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等负责同志来作集体汇报，细 陈种种，请求紧急援助。现再次向党组、书记处汇报，恳请予以关切，并采取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困难。
（一）经费问题。《中国》自去年创刊至今，作协临时拨给开办费十万元；八五年又批准年度事业费十万元，我们甚是感激。我们均节约使用（有详细账目可查），至今剩余不多 ，维持日后的办公经费，尚有困难。本来创办这样一个大型刊物，需要多少开办费、业务费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承印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次的纸张投资便付出九万元，这表示了该 社对作家协会的支持和对文学事业的关心。但该社是独立核算的企业，《中国》的出版占用了该社部分资金。近来更因为纸价暴涨，印刷工价提高，已印刷的三期《中国》计亏损 三万元（一期盈四千元，二期亏近万元，三期估计亏两万元）。目前，第三期已脱期一个月，如再不解决亏损补贴，出版社将难以继续支持，《中国》有停刊的可能。
（二）编制问题。《中国》至今只有正式编制三人（其中编辑一人，事务员一人，司机一人）。现有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兼职。我们根据工作需要呈请批准正式编制名额为二十五名 ，这和其它同类刊物比较，并不算多，恳请从速批准。
上述难题，迫在眉睫，恳请党组、书记处明察，并请明确指示，以便遵循。我们将一本初衷，坚守岗位，工作下去。《中国》幸甚，党的文学事业幸甚。
与前两次报告相比，这份报告讲述的困难更为具体。但与前两次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仍旧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丁玲对作协党组彻底绝望。从七月开始，她转向求助习仲勋。
2。 黎辛感到委屈（1）
1985年的《中国》，第一期1月30日出版，第二期3月30日出版，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消息。刊物脱期了，因为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见了。
2003年6月9日，中国文艺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介绍说：办《中国》时，丁玲找了党委书记苏一平，苏一平住在木樨地24号楼，丁玲住22号楼，离得很近。当时贺敬之兼任艺术研究院 院长，我是副院长，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苏一平直接找了出版社社长王致远，王致远又来向我汇报，说你知不知道，丁玲与舒群要编文学杂志，苏一平同志让文化艺术出版社给 他们印刷出版。我说我不知道。王致远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干吧！王致远说，编杂志一般要赔钱，特别是刚创办的时候。我说，赔就赔吧，一期赔个三五千元，一年赔上 三五万元，年终时候研究院多补贴你们一些就是了。
黎辛说，当时出版社给《中国》的稿费是按最高标准，当时的标准好像是千字12元、14元、16元三档，我们按16元给；编辑费是按照稿费的十分之一给。后来冯夏熊找出版社，说 编辑费要按十分之二给，出版社不同意。牛汉也来找，说我们办公费不够，你们按十分之二给我们编辑费，将来差多少钱，我们再给你们，但是《中国》一直没有给出版社钱。
《中国》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矛盾，就是由钱引起。
印刊物需要纸，当时纸还是计划供应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便宜，计划外的叫“议价纸”。贵一些。出版社原来的供纸计划内没有《中国》，只能使用“议价纸”，出 版社向《中国》要纸张补贴，《中国》又拿不出钱来。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导致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在6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王中忱汇报说，第五期出版社不给发，原因是补贴问题没有解决。出版社要补贴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原来说是民办公助，出版社 赔钱还是一种资助，有名誉，现在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其他刊物作协都给补贴，为什么独有《中国》要由出版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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