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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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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曾经把她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这个葡萄架下面,让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她时髦的半导体,时髦的裙子,在一九六六年不知去向。
时光 八(1)
二00五年夏天我没有来得及回幼儿园。我坐在刘国标的轿车里,路过旧自来水厂,一路黑灯瞎火,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然后上坡,路很小,我闻到了一种我熟悉的气味,我意识到,那就是幼儿园的气味。微腥,有一丝奶香,微酸。最新鲜的生命聚集在一起,就会有这样的气味的吧。
二00五年的旧县委会,左边依然是幼儿园,右边已新盖起一家高档宾馆,那里有全南流最豪华的KTV。高中毕业三十年,我在南流只见到了四个同学。包间里光线微弱,刘国标说,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他陷在沙发上,他说,他的家族不长寿,他也不会活得太久。没有多少年了,他说,想玩什么就得趁早了。
潘智最先到,他一进门就自嘲,说自己囊中羞涩,两手空空。他跟一九九八年判若两人,那年他衣冠楚楚,意气飞扬,有一辆桑塔纳轿车。他向来不悚大地方,他去过几次北京,找到过某部的部长,曾在北京饭店贵宾楼请人吃过三千元一桌的饭,他承包公路,大开大合。但他现在不行了,车已经卖掉,连电话费都出不起了。同学聚会他一概不来,尤其回避姚红果,这其中的缘由无人得知。他说,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转。然后就拿起了麦克风,他的歌唱得很好,曾得过全市第二名。他说:李飘扬,我唱一个歌,看你记不记得。他便唱: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们伟大的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到处都照耀着灿烂阳光。
不可能不记得,永远都记得。全校歌咏比赛,我们班合唱的歌曲,歌是我选的,没有人反对。但合唱总弄不好,太抒情了,有点唱不起来。我指挥打拍子,节奏也总是不对。但班干部们全都很来劲,李卫星、魏嘉等人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队形,由一个大弧形和两个小弧形组成,众人拍案叫绝,认为凭此队形就能夺冠。果然,我们班以全票获得冠军,每个人喜气洋洋。
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相信,这首歌已经没有人记起,它不像那些成为红色经典的歌曲,仍在卡拉OK里被人传唱。一九七五年到现在,三十年,我从未听任何人唱过这首歌,它在无声的深渊中,越坠越深,没有人能拉得住它,我也不能。我希望我能活得久长,我们全班都能活得更久长,这首歌,它曾经在一九七五年,被我们全班六十三个人唱成了全校冠军,这是它此生最辉煌的时刻,它再也没有机会与六十三个中学生相遇了。我们全班六十三个人,已经有人不在人世。苏淑良,九十年代初死于车祸,是在广东出的事。还有一个男生,刚毕业就已病亡。下一个会是谁呢?
一九九八年,张飞燕专门到家里找到我,她给我带来一张座位表。我吃惊不已,从来想不到,二十多年过去,竟还有人保留着中学时代的座位表。她说,我给你抄了一份。十六开的白纸,用圆珠笔画了格子,每个人的名字用钢笔端正填上,用铅笔,在亡故的同学名字上画了框框。留着座位表,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记忆中,六十三个人,一个都不会忘记。它是我们班的文物,价值连城。
二00五年,纸上的六十三个名字,只有五个人坐在局促微暗的包房里。黄文惠和卢甲兰很晚才赶到。有人在玉林,有人在N城,有人第二天要起早上班,有人下岗了,要想尽办法挣钱养家。张飞燕,这个保留着全班座位表的人,她不在南流,她到广东当游医去了。她的姑妈治疗不孕症,她便也治疗不孕症。她没有上过专门学校,没有文凭和行医资格,但她治疗不孕症。这一切难以想象。
我想念座位表上的六十三个人,每一个人都使我百感交集。我也想念孙向明和麦大安,想念公鸡二炮,它斑斓的羽毛隐隐发光,在时间的深处和远处。唱完了莽莽昆仑我们的班歌,我就点了《怀念战友》。《冰山上的来客》是我们热爱的故事片,它所有的插曲都穿越了它诞生的时代来到了当今卡拉OK的曲目单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云不会笼罩着冰山》,我相信,不止有一亿人会唱,它的旋律和歌词,将在一亿人的喉咙里浩浩荡荡,像一条大江,奔向海洋。
时光 八(2)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它的时候,
好像那哈密瓜,
断了瓜秧。
天山脚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和她分别后,
好像那都它尔,
悬挂在墙上。
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
啊,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看见你雄伟的身影,
可爱的脸庞。
时光 九(1)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亲眼看到长脚表演的魔术,在晒谷场,汽灯的逆光中,长脚曾经拿着一只箩筐转圈吗?他从空箩筐里变出公鸡之后,又从空气中抓到两根竹轴,就手一展,一幅是向江青同志学习,一幅是向江青同志致敬。
这两幅标语我肯定是看到了,是在另一个节目里,红布的底,黄颜色的字,是用宣传画颜料写上去的,红布有点旧,也有点脏。这两幅标语被人用手举着,绕场一周,它在空中缓缓飘动,离地三尺。这么说来,它肯定不是被长脚举着的,而且,举着的人也不可能站在地上,她必须站在高处。
翟青青,这个名字,这个人,随着一辆独轮杂技车的晃动,停留在我面前。那两幅标语,正是她在独轮车上举着的。她瘦削、苍白,神情严肃,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演出服,两根长辫子在头顶绕了两个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软底鞋,很像芭蕾舞的那种鞋,只是尖头没有硬壳。白色,瘦长,病态,神秘,超越了现实,却又因为与样板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里的鞋子相似,而与现实保持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我特别喜欢这双软底鞋。小学五年级,学校里排练《白毛女》第一场,林南宁,我们小学的文艺老师,极富热情和野心,私自带领五名学生去N城学舞,回来之后才让学校报销了路费,但住宿费等一概没有,她们住在亲戚家,到处钻墙打洞,挖空心思,一个星期回来,还买回了五双芭蕾舞鞋。一双是红色的,另四双则粉色,俱是缎子,闪闪发光。这可是震惊全南流镇的大事,芭蕾舞鞋,那么奇异,那么超凡脱俗,除了专业的县文艺队,哪里还会有呢!在我们凡俗庸常的生活之上,在南流镇的米粉和酸萝卜之上,在我们的头顶,闪耀着光芒的芭蕾舞鞋,它根本就不是人穿的,仙女的脚才能穿得进去呢!难以想象,它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小学里。《白毛女》第一场,《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和第一场,县文艺队还没演过呢,我们就演了。这是小学教师林南宁的杰作,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全南流的中学和小学,他们望尘莫及。林南宁,后来我还遇见到她,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悲剧人物。
我太喜欢芭蕾舞鞋了,我把翟青青的软底鞋看成是芭蕾舞鞋的替身,影子和姐妹。我等在礼堂门口,我说,翟青青,把你的鞋给我看看吧。她有点舍不得,她看看我,又看看鞋。我拿过鞋摸了又摸,它不是缎子面的,足尖不硬,鞋底也没有牛皮,但它颜色素净,鞋形又是那样瘦削俏丽,有点像翟青青本人。我真想穿到脚上试试,翟青青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她一把就拿过去了。她把鞋抱在怀里,说,这鞋外面买不到,没有鞋,什么节目都做不了。我就问:这个鞋是从哪里找来的?
当然,是她家里的。不问也知道。一个杂技世家,跟杂技有关的一切她家都有。就如同她家有独轮车,有演火流星的碗盏,有走钢丝的钢丝,她家也有软底鞋。一九七四年她来到我们学校,在我的上一届。她并不引人注目,她穿着平淡,沉默、忧郁,眼睛从来不看人。她一个朋友都没有,她总是一个人走路,在勾肩搭背的女生中,她的身上有一种寂静空旷的气息。我们同在文艺队里,但我从没见她笑过。她不跟我们一起排练,她自己练,在家里,每次演出有她一个节目,插在我们中间。
她的身体极其柔软,向后仰头弯腰,一直弯下去,再从两腿间伸出头,嘴里咬着花,头上还能顶一只碗。像一株病态的植物,令人惊悚。没有人觉得翟青青是个妖精,她身怀绝技,但极其胆小。我们不明白一个身怀绝技的人为什么如此胆小,那是多么令人费解啊!任何人,任何事情好像都能使她受惊吓,她在人面前低眉顺眼,随时准备受伤害。她被什么事情吓坏了呢?
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文艺队集中开会,我一走进礼堂就感到气氛异常。礼堂很大,文艺队开会排练只占其中的一小个角落,但这帮人大多有表现欲,能把一个角落的动静弄到礼堂的外面去,那天很反常,那种安静非同一般,静得坚硬,带有重量,这种重量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
时光 九(2)
人比往常多,工宣队的几个领导都在,还有校团委书记,平时这些人也会来看排练,但只有在彩排的时候才会到齐。他们神情肃穆,好像已经进入临战状态。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剪着短发,样子干练。我不认识她,但她从容地坐着,并不像是客人。
团委书记说开会了,他先给大家介绍新来的工宣队队长徐同志徐队长,就是这位女同志,以后文艺队就由徐同志直接领导。接着是徐同志讲话,她说她先来宣布一个组织上的决定,原工宣队队长刘某某同志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经研究,撤销其驻校工宣队队长职务,留校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一时更加安静,这安静像座山压在头顶上,谁都说不出话来。
太突然了,工宣队刘队长,那是跟校革委会主任有着一样权力和威严的人,相当于现在的校长,跟校长并列执政,甚至更有权威。他背着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可不是个亲切的人。他极其严肃,时不时地到礼堂看我们排练,但他并不说什么。生活作风错误,令人震惊,我看不出,他不像。在我眼里,犯这种错误的人都是色迷迷的,看见好看的女生就两眼放光。他不是。他来看我们排练,背着手,脸上像铁板一样严谨。
像铁板一样严谨的人犯了生活错误,是真的吗?组织上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千真万确,刘队长没有到场,他已经到学校食堂劳动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看见过他,他戴着旧草帽,骑着旧自行车,车后驮着一只大箩筐。他当了食堂的采购员,专门买米买菜。
另一个人是谁呢?那个受害者。
徐同志没有说,她申明的是这件事的错误程度,她说在这个生活作风的错误里,他们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但经组织上证实,没有发生性关系。她强调了两遍,没有发生性的关系,没有性关系,所以从轻处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性关系这个词。从来都是说男女关系,搞男女关系。性关系跟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太令人费解了。男生女生们个个低着头,不敢看别人,每个人心里乱糟糟的,既困惑,又惊慌,好像到了一个又陌生又危险的地方,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个事件之后翟青青就不见了,文艺队演出的节目里,也就没有了杂技。翟青青去哪里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议论她,她本来就不是我们中间的,她不是南流镇人,她讲的一口白话既不是广东的,也不是N城的。从口音到肤色,到她的身怀绝技,她的软底鞋,都不能使我们有同类感。谁会对她有持久的兴趣呢?
很多年后,一九九八年,我回南流,路过N城,和旧日的朋友吃饭,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突然提起了这个名字,翟青青。你还记得翟青青吗?他问,她说是你的中学同学。翟青青,这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人提起她,十分意外,朋友说翟青青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写作。南流镇是一个离文学特别遥远的地方,很多年里买不到像样的文学刊物和书籍,我的所有同学,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没有人阅读文学书籍,更没有人写作。在整个南流镇,我没有听说有人写作并坚持二十年。
他说翟青青一直在写,有很长时间没有生活来源,但她一直在写。她曾上过北大作家班,只去了一个月。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寂静与芬芳》,他曾看到过稿子,小说不合常规,没有完整的结构和扎实的人物,但句式奇异,感情痛切,读过的人都会心有所动。小说没有能出版,无论书商还是出版社,都嫌无利可图。翟青青没有知名度,年纪也大了,她的小说可能没有机会出版了。他又说,现在她可能还在北京当北漂。
我会遇到翟青青么?
G省的文学北漂,绝少有能熬过三年的。他们在北京的各文化单位打工,文学杂志、文化杂志、时尚杂志、房地产杂志,各类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网站,各种写作班研究班,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拿最低的工资,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夜晚写作到深夜。他们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也看画展,看地下电影和戏剧,出席颁奖仪式,聚会,故宫和长城,也都趁机去了。有人写出了作品,发表了,又写了作品,又发表了。他们一边写作一边寻找爱情,找到了,两人就住到郊区县的便宜房子里,就算留下来了。找不到的,热情就消退了,爱情也跟文学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而文学又是多么无用的一件事,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带来荣耀,仍然要住地下室吃方便面。就这样,他们消耗了青春期的热情,觉得自己老了,于是他们就回到了故乡。有的人,觉得当过了北漂,就算实现了梦想,总算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过了,没有像白痴一样,一辈子,都过着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
。 想看书来
时光 九(3)
北漂生涯是他们一生中的华彩,或者说,是一次大学,一个人生的台阶。他们回到N城,找到了工作,结了婚。面对新的朋友或工作对象,如果有人提起北京,他们就会漫不经心地说,我在北京呆过两三年呢,那地方风沙大,太干燥,经常流鼻血,很难适应。
翟青青会是这样的么?很难想象。此刻我仿佛看到她,在某一次活动,人不算多,但也不少,三五成群的,人和人扎着堆,但翟青青只有一个人,她脸色苍白,就像没有吃早饭。她的辫子早就不辫了,头发中分,在脑后扎成一把,她拎着一只牛皮纸口袋,上面印着某某出版社字样,那是某一次新书发布会得到的。现在她拎着它,里面装着通讯录、笔记本、书、杂志,还有伞、太阳镜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不跟人搭话,也没有人注意她,她走来走去,慌乱,茫然,她太想看到一个熟人了。但是没有。她孤零零地走来走去,不时地翻翻纸口袋里的东西,那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要她折腾的。
多半会是这样。她使我想起林多米,落落寡合,在人群之中也如同在人群之外。也很难想象她嫁人,我宁愿她不嫁,她不适合家庭。总有一小部分女人是不适合家庭的。这类女人无处可去,我们这块土地没有修道院,如有,也许翟青青会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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