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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九七五-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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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放歌，她忽然就从地里冒出来，她站在几盆指甲花旁边说，嘿，我家到了。她天真单纯，她的热情是跳跃着的，像一只鹿，她的动作也是有点像鹿的。她从舞台上碎步走过，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鹿一样的吴清华，这只鹿很认真，从舞台的这头跳跃到那头，虽然不像吴清华，但像鹿，也是不错的。
她踮起脚取下她家的糖果盒，圆的，比大海碗还大，上有暗红的漆，盖上还用金边描了花，里面装着玻璃纸包的水果糖，糖果圆圆的有红的绿的，甚是稀罕。郑放歌一人发一颗，她又在米缸盖上找到了装花生的夹箩，她大把抓着花生，让我们在嘴里含着糖的时候嚼花生，那样特别香，等于吃花生糖。见我们都听话地把花生和糖果同时放进了嘴里，放歌就很高兴，她端着夹箩高举过头，飞快地转了一圈，那是《大红枣儿送亲人》里的动作，当时我们正在排练这个舞蹈。
那段时间校文艺队不活动，校礼堂不再传出歌声和器乐声，我无比失落。我想念张大梅、周青、凌玲、李小宇，也想念童小萌和李永青。校文艺队的鼎盛期，像一锅汤，热气腾腾。
但是汤凉了，来了另外一些人，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到我们亚热带的南流镇冬训。他们体格高大，简直比我们高一倍，不可思议，目瞪口呆，而他们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学校，就在我们的礼堂打球。真是天外奇观啊！我们每到下课就到礼堂看他们训练，真是很好看的。什么叫国家水平呢，看看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吧，他们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所有的姿势是又帅又透着洋气，哪里像我们这些土番薯。
宁夏女篮是第二次来。
那十几个人我们个个都认识，还给人家取了外号，一个最矮的，叫矮婆，是五号，年纪偏大，听说都有二十四五岁了，比别人矮一截。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来了，结果她又来了，她技术超好，作风顽强，体力充沛，每场比赛她都打满全场，她像一只母老虎，威风，神气，统领全队，她是女篮队长。另有一个，九号，全队最漂亮，很白，腰细，我们管她叫小姐。小姐技术也过硬，但她慵懒，训练不积极，上场也不爱跑动，场上场下都像游魂一样，心不在焉。她很绝，球一到她手里，她立马就醒了，漂亮转身，迅速投篮，两分！这次她又来了，仍懒散，也漂亮，但瘦弱了些，更白了。姚红果主张叫她白骨精，没叫开，大家心疼她，仍称她小姐。十三号，一看就是农村姑娘，朴实，健康，剪着齐耳短发，皮肤黑黑的，黑里透红，刚下地回来就是这样的。她只有十八岁，圆脸，一笑一口整齐的白牙，耀眼迷人。我们叫她白牙。白牙这次也来了，我们一看她就很高兴，她长大了，高了点，明显胖了，举手投足，像了一个成熟的球员。这真让我们高兴，白牙简直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我们跟她最亲。吕觉悟说，我喜欢白牙。我说，我也是。
白牙、矮婆和小姐，她们让人惦记。我们跟到灯光球场看她们比赛，就像宁夏女篮是我们南流中学的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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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十五（4）
文艺队，演出，舞台。俱往矣。仿佛校礼堂天生就是用来练球的，好像宁夏女篮就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长出来的。矮婆、小姐和白牙，她们迅速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张大梅、杨海燕、王雪，她们的身影正在淡去。
县里忽然又要汇演，队伍重新聚集，文艺老师，工宣队长，乐队，结构依旧，人马早已翻新。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都进来了，还有雷朵。又要排《白毛女》第一场，这样一支队伍，稀里哗啦的，芭蕾舞的功夫谁都没有，我们穿着上一届的芭蕾舞鞋，立不起足尖，一试就扭了脚。喜儿也没有，无人堪此重任。
找到了崔鸽子，她来演喜儿。我们多年不见，本来幼儿园同班，后来不见了，原来是跟父母下放公社，现在她又回来了。她跟来路不明的童小萌不同，她就是我们南流街上长出来的喜儿，童小萌的皮肤是白的，她来自天上，崔鸽子长着黑皮肤，她是地里的。我喜欢长得黑一点的人，无论男女，结实、弹性、有健康的光泽。
崔鸽子，她端着灯盏就出来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她跟童小萌一样，动作软塌塌的，比童小萌还要软。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和我，我们四个人跳窗花舞，谁也不比谁更好。整个文艺队破罐子破摔，文艺老师也没了心思，就让我们自己练。乐队本来就不齐全，干脆放录音。后来加上雷朵，六个人排了一个舞蹈《大红枣儿送亲人》，一字排开，穿插，围成圆形，转圈，每人手里端着一只空篮子。
有一天，要拍学校的宣传照。化妆，穿上演出服，在一间空教室，新建的教学楼，尚未启用，白色的墙，没有黑板和桌椅，窗户还没装上玻璃，光线空荡荡的。我们穿着花布大襟衫，腰上扎着黑绒小方围裙，头上接上长辫子，手上拿了花篮。
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六个人排成一排，踮着脚，花篮举在腰部的左边，窗户的光线只到达腰间，把每个人的身体分成了两半，上身是黑的，脸也是。
拍完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上街，到照相馆。
大白天，光天化日，脸上顶着浓妆，一咬牙就走出了校门口。又是六月份，快要毕业了，凤凰花正在开，走出校门，走过东门口和陵宁街。新华书店、文具店、照相馆。我们七手八脚开票，五六个人乱糟糟的，拿着票上二楼，脱衣服穿衣服，盘头发照镜子，我们要照一个藏族姑娘的，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再轮流穿上一件毛背心，面带微笑，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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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与公鸡（1）
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犹如一轮明月和明月中的玉兔。这样古怪的场面不像是真的，倒像一幅弗里达·卡洛的画，胎盘悬挂在空中，胎儿不知去向，天空是深蓝的，底下是墨西哥的大地和植物。如果深蓝的天空之下不是高大壮硕的仙人掌，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垌，一垄接一垄的花生、黄豆、红薯和甘蔗，一只公鸡站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从南流县城向着香塘公社六感大队奔驰，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插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加强营养，母亲特意弄来了一只胎盘炖给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脚步疲惫，却神情亢奋，她从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状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蓝紫色，胎盘就在器皿里。浸泡着血水，剪成了一块一块，脐带剪成了一小节一小节，像花生米那样长短。母亲直接倒进砂锅，放进生姜和酒，像炖鸡一样，大火烧开煮五到十分钟，再小火慢炖。
我像等待一只炖鸡一样等着胎盘炖好。
我不但吃过胎盘，还吃过青蛙和老鼠，在饥馑的革命时代，这三样东西胜过今天的山珍海味。胎盘味甜，脬，不是糖的甜，是一种鲜美。像鸡汤。比鸡汤甜。胎盘肉类似猪肺，有点脬，松而疲。不好吃。但脐带却好吃，脆，滑，与猪耳朵相仿。母亲会把脐带挑出来挟到我的碗里，她说你不爱吃肉就吃脐带吧。常常是她从医院值夜班回家，从菜筐里拿出这只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器皿，一边说今天这个产妇是头胎呢，很健康，又新鲜，半夜三点生的，这个胎盘最靓！但胎盘没有青蛙肉好吃，南流土话管青蛙叫禽鼠，机关干部则叫田鸡，田鸡肉比鸡肉嫩滑，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上葱姜炒，或者放进滚粥里，则成田鸡粥。长大后在北方也吃过田鸡，是整只剥了皮油炸，四肢僵硬，形骸悲惨，犹如僵尸，我看了大骇，不但毫无胃口，连多看一眼都不忍。我的禽鼠，我的田鸡，我的青蛙，他们这些野蛮人，真是暴殄天物啊！老鼠也如此，你不能想象我们是吃一只老鼠，我们吃的是鼠肉，剥皮开膛，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鼠肉，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姜酒炒，如果要给没长牙的小孩吃，则要把鼠肉剁成肉末，煮鼠肉粥。鼠肉比鸡肉更优质，只要看老鼠奔跑的速度是鸡的数倍就能想到，它的肉更香，更紧，想当年，谁家在过道里炒老鼠肉，满街的人都要流口水！胎盘也没老鼠肉好吃，但是胎盘十全大补，营养高级，而且不易得到，故犹显珍贵。有谁家生孩子会自己吃掉胎盘，或者把胎盘送给别人吃呢？这都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处在胎盘文明的中级阶段，吃胎盘是一件需要适当遮掩的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在中药里我们叫它紫河车。但我母亲从来不用紫河车这个文雅的称呼，她直接叫做胎盘，她对胎盘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对她而言，胎盘就是高蛋白和氨基酸，是一种高级营养品。
那年我十六岁，体重七十九斤，头晕，瘦弱，就要到农村去，从早到晚出工，挑重担，吃稀粥，所以母亲要让我单独享用整整一只胎盘。砂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胎盘鲜美的气味从姜酒中蜿蜒上升，我怀着对一只炖鸡的向往，等待胎盘炖好。这时母亲让我吃一点早餐，她从藤筐里拿出饭盒，里面的一点点肉粥已经凉了，倒在碗里，仅两三羹，铺满碗底而已，这是她从夜班的宵夜里给我省出的一口粥，粥里有肉末，味道极好，我三下两下就吃净了。
我每周只有一两天能吃上早餐，全家六口的早点相当于一天的菜银，难以承担。早上六点半，《东方红》的乐曲从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响起，南流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如同当头一棒，从远远的地方挥舞而来，墙壁和蚊帐顶纷纷伸出手，把我们从半醒不醒中拽起身，朦胧着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走出大门，清晨的空气一凛，骤然清醒，肚子一下更饿了，空腹走在上学的路上，四面八方的凉气灌进肚子里，隐隐发痛。晨跑，到县体育场，跑上两圈，再回到学校上早自习，这时饥饿平息下来，似乎它也累了，要睡上一觉。第三节课开始，一上课，肚子里的水便源源不断地涌上喉咙，它们穷凶极恶，我用力地咽下去，它们更使劲地翻上来，我们拉锯着，来来回回，好像它们不是我的口水，而是牛皮，好像不是牛皮，而是更坚韧的什么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个回合下来，它们变得更尖锐，变成了阻挡不住的千军万马，手里拿着刀枪剑戟，在肚子里厮杀起来。一阵阵烧灼，一只火球在身体里。
胎盘与公鸡（2）
多年来就是这样。母亲的夜宵有时是粥，有时是米粉或面条，加有鸡蛋或肉末。她在值班室里呆到半夜十二点，食堂的推车辘辘声出现在走廊里，铁皮桶里的滚粥热气腾腾，带着温暖的肉香，它们被盛到了大碗里，有满满的一碗！夜宵的香气弥漫着，如果没有人来急诊，母亲就找出我家的饭盒，先倒出一半到饭盒里，然后开始吃夜宵。吃完夜宵如果还没有人来生孩子，她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六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夜晚，我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到早餐。
插队的前一天，我吃到的胎盘极其鲜美，砂锅盖冒着热气，松木柴燃尽了，胎盘汤醇厚得如同鸡汤，我吹着热气，小口喝着汤，也吃肉，吃完一碗母亲又给我添上一碗，她说剩下的午饭后我再吃一碗，吃完晚饭再吃一碗。中午母亲做了炒米粉，放了猪油，有肉片、酸菜和蒜叶，非常香。晚饭她做了番茄水豆腐，还有韭菜炒鸭蛋，都是特意为我做的菜。我吃得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凭空重了几斤。
中午的时候我舅舅捉来了一只公鸡，这只鸡羽毛华美，神情警醒，它的脖子和背部的羽毛闪着金红的亮光，尾羽是长长的墨绿色，色彩饱满沉着，它被放在在厨房过道，一只脚拴着麻绳，绳子另一头系在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午后阳光浓盛，透过人面果树的叶子洒满了过道，地上鸡蛋大的光晕一圈一圈的，满地都是，公鸡站在光晕里，它全身闪闪发光，鲜艳动人，好像这满地的光晕不是从人面果树叶子上洒下来，而是从它身上漫出来的。
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临行前要给我打一针鸡血针，我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因为这时候鸡血针的风潮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即使在甩手操、红茶菌连同鸡血针这些稀奇古怪的健身术最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任何人投身进去。在革命时代，所有光怪陆离的强身术都无一遗漏地来到南流镇，甩手操、红茶菌、鸡血针，它们带着它们传说中的神奇功效，所向披靡，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再到小城镇，从N城到玉林再到南流，它们来自大地方，时髦，神秘，令小镇的人们着迷。
我从未做过甩手操，也没有打过鸡血，只偶然吃过一口红茶菌，微酸，有点涩，是暗红透明的，我早就把它们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现在，一只公鸡出现在我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它在满地的光晕中，神采奕奕。我母亲从班上带回一副注射器，是高压锅消毒过的，用发黄的粗布包着，布上印着红色的字样：南流县人民医院供应室。舅舅一只手捉着公鸡的两只脚，另一只手掀起公鸡的翅膀，他拨开羽毛，鸡肋窝里露出一道暗青色的血管。母亲从公鸡的血管里抽出半管血，她用酒精棉球给我消了毒，然后往我身上一扎，这管鸡血很利索地就注进我的身体里了。她做事从来都是这样不容置疑，稳准狠，快捷，有效率。
我在懵懂中，又兴奋又迷茫，同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兴奋还是应该迷茫，打鸡血针，这个神秘的事情，一个过时的时髦，它早就消失得踪影全无，现在它忽然从天而降，落到我的头上。一只公鸡，金红墨绿的羽毛流光溢彩，在人面果树下，它的血进入了我的身体里。
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么？
我会有特异功能么？我会力大无穷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想入非非中我兴奋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上像着了火，头脑里的筋也像灼着了，一阵热辣，一阵抽搐。脸是烫的，口干，我起来喝水尿尿，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得像一朵木棉花。
家人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前去集合，我远远看到县礼堂门口停了三辆大卡车，很多人正在往车肚里放行李。站着和忙着的人都不少，但不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头也没戴上大红花，连标语都没有，一切都太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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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与公鸡（3）
不过我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唱出声来了。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盼着下乡，因为只有下乡才可能招生招工。人是要经受锻炼的，我把高尔基的《海燕》抄了两遍，时常念叨着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事就置身于一只湿淋淋的海燕中，假设自己飞进了暴风雨。十六岁的时候我默诵着这句话，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我拿着办手续的证明，到县革委会的知青办领取下乡物资。我从两种颜色的蚊帐中挑中了本白色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挑选感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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