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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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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晚餐，轮流在我们布鲁克林的家（我们做给约翰吃）和皮埃尔之家的厨艺美食之间，那是西村新开的一家昂贵的餐厅（约翰总是坚持由他埋单）。那天原本计划七点半在皮埃尔之家的酒廊碰面，但约翰在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打电话来说他的腿有些毛病，所以不得不取消。后来知道是静脉炎发作（由凝血块造成的静脉发炎），但约翰星期五下午又打电话告诉我们他感觉好一点了。他不能走，他说，但如果我们不介意去他的公寓用些外卖的中国餐，也许我们仍然能在一起吃晚饭。“我不愿见不到你和格格，”他说，“反正我总要吃饭，为什么不在这里一起吃？我只要保持跷腿的姿势，真的就不会很痛了。”
我写在蓝色笔记本上的故事里窃用了约翰的公寓。我们来到巴洛街，他打开门把我们让进去时，我有种奇怪但并非不快的感觉，仿佛进入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步入一所并不存在的屋子。过去我来过特劳斯的公寓无数次，可当我在自己布鲁克林的公寓里花了几个小时思量它，又把我故事里那些虚构的人物安置进去后，它现在看来似乎同时属于一个虚构的世界和一个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现世。想不到的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相反，随着夜晚的深入它愈加强烈，到八点半中国餐送来的时候，我已开始习惯这种我姑且称之为（因为想不到更好点的词）双重意识的状态了。我既是周边发生的一部分，却又与之隔绝，心思随意漂流，想象自己坐在布鲁克林的书桌前，在蓝色笔记本上写着眼前这个地方；同时又坐在曼哈顿一间跃层公寓楼上的椅子里，身体稳稳地盘踞，聆听约翰和格蕾丝相互倾谈，甚至不时插入自己的意见。一个人想心事的时候会显得心不在焉，可我没有心不在焉。我在那里，充分参与周围发生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又不在其中，因为周围一切显得不再真实。这既是一个存在于我脑中的虚幻之地，又是我实实在在的栖身之所。同一时刻身陷两处。在公寓里，在故事中。在我脑子里还不停地写着的这间公寓里发生的故事之中。约翰看上去比他自己承认的要痛苦得多。开门的时候他斜撑着拐杖，我看见他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蹒跚地回到沙发上自己的位置，深深地塌陷下去，而后用一摞枕头和毯子把腿架起来，看得出他在畏缩，每迈一步都忍着痛。但约翰不愿对此大惊小怪。二战末期他十八岁时在太平洋上打过仗，他属于那一辈的男人，以不自怨自艾为荣，一旦感到有人对他小题大作，马上报以不屑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在任期间让“静脉炎”一词产生了某种喜剧效果。除了对此开了几句玩笑以外，约翰顽固地拒绝讨论他的病情。不，也不尽然。等我们到了楼上的房间，他还是让格蕾丝帮他在沙发上坐定，重新把枕头和毯子放好，并请求原谅他“这个不中用的老朽”。然后，当他适应了自己的位置以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真是一对，是不是，希德？你发抖和流鼻血，现在我的这条腿也出问题了。我们是天底下一对没用的跛子。”特劳斯历来不修边幅，但那天我感觉他尤其耸遢，单从他的蓝色牛仔裤和全棉套衫的皱褶程度来看，我断定这一身他已经一连穿了好几天了，更不用说他的白袜底全变成了灰色。一头乱发，后脑勺部分由于这个星期长时间躺在沙发上而被压平，板结了。约翰看起来非常憔悴，比平时我见到的他老了许多，不过如果一个人正在被痛苦折磨，必定因此牺牲了许多睡眠，看上去自然不会是在最佳状态。我并没有对眼前他的样子特别警觉，但格蕾丝，素来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为镇定的一个，却对约翰的状况显得十分紧张和不安。我们还没来得及订晚餐，她先拷问了他足足十分钟，有关医生、药物和诊断，而后，当他向她保证不会马上死掉，她马上转为关心实际的需要：购买日用品、煮饭、倒垃圾、洗衣这样的日常琐事。这些杜马太太都料理妥当了，约翰说，他指的是这两年来为他整理房间的那个马提尼克女人，她不在的时候，她女儿就会顶替她来。“二十岁，”他接着说，“很聪明。模样也不错。走起路来似乎脚不沾地，好像在房间里滑翔。给了我一个机会练习法语。”撇开腿不谈，约翰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话比平常这种时候要多，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滔滔不绝。虽不敢肯定，但我相信正是疼痛使他放松了舌头说个不停。说话一定从蚁噬般阵痛着的腿上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一种亢奋式的放松。此外，还有他喝下的大量酒精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每次新开一瓶葡萄酒，约翰都第一个把酒杯伸过来，那晚在我们喝掉的三瓶酒中，几乎有一半最后流进了他的身体。也就是一瓶半葡萄酒，外加两杯纯苏格兰威士忌作为结束。我过去也有几次曾见过他喝这么多，但不论约翰喝多少，他从来不流露出醉态。不会咬字不清，不会眼色迷离。他是个大个，一米八五，差不多两百磅，盛得下。“大约在腿还没出事前一个星期，”他说，“我接到缇娜的弟弟理查德打来的电话，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自从葬礼以后就没了联络，算起来有八年了，八年多了。即便她在的时候，我和她的家人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她不在了，我就更懒得去联系他们。他们也不联系我，我也不特别在乎。所有奥司乔家的男人，他们在春田道上恶俗的家具店，乏味的妻子和平庸的孩子。缇娜有###个表兄妹，她是唯一一个有点想法的，唯一一个有勇气冲破新泽西那个狭小的世界寻求自我的人。所以那天理查德打电话来让我吃了一惊。他现在住在佛罗里达，他说，来纽约出差。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吃顿饭？好一点的地方，他说，他做东。我没什么其他安排，便答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答应他，但也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拒绝，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八点见。“你得了解理查德。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不起眼的人，没什么内涵。他比缇娜晚出生一年，今年该四十三岁了，除了在高中篮球队打球的时候短暂地辉煌过一阵以外，他这辈子大部分时候都浑浑噩噩，从两三所大学退学，从一种无聊的工作转到另外一种，不像个结了婚的人，从没真正长大。脾气很好，我觉得，但是浅薄、乏味，有种呆滞的麻木使我不由地紧张。唯一让我喜欢的是他对缇娜的热爱。他像我一样爱她的一点一滴，真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不否认他是她的好兄弟，模范兄弟。你在葬礼上，格格。你记得当时的情景。好几百人到场，教堂里每个人都在抽泣，呜咽，恸哭。那声势好似一股悲痛的洪流，哀伤的程度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但在所有在场的哀悼者之中，理查德是最痛苦的一个。他和我，坐在教堂的前排。仪式结束，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几乎晕厥过去。我使尽全身力气才扶住他。准确地说，我是伸出双手紧箍住他，他才没有瘫倒在地上。“但那是好几年以前了。我们一同经历了那次伤痛，之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那天我答应和他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心里想着会度过一段沉闷的时光，在窘迫的交谈中熬过两个小时，然后冲出门径直回家。但我错了。我很高兴告诉你们我错了。每次发现自己的偏见和愚蠢就让我觉得兴奋，让我意识到我所知道的其实连自以为的一半都没有。“一见他的面我就很高兴。我都忘了他长得有多么像他姐姐，有多少面貌特征是他们共有的。眼睛斜挑的样子，圆滑的下巴，典雅的嘴和直挺的鼻梁，简直就是男性版的缇娜，或者，好像她以某种方式显现，不时迸射出来。我感觉又一次和她在一起，感觉到她的存在，感觉到她的一部分活在她弟弟的身上，这种感觉吞没了我。有几次理查德那种特有的说话的样子，那种特有的手势，那种特有的眼神，令我感动得想靠上去亲他。吻他的嘴唇——咬合亲吻。你们大概会笑我，但我真的觉得很遗憾那天没有真的吻他。“理查德还是理查德，过去那个理查德，不过好了点，虽然样子没变，却让人觉着舒服了点。他结了婚，有两个女儿。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因为老了八岁，我不知道。他仍旧在混日子，干些没劲的工作，计算机零件推销员还是效率顾问什么的，我忘了。他还是把每个晚上都消磨在电视机前。足球赛、连续剧、警匪片、风光片，他热爱电视里播放的每一样东西。但他从来不读书，从来不选举，甚至从来都懒得假装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点看法。他认识我有十六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我的哪一本书。我倒不介意这个，只是想说明他有多么懒，多么彻底地丧失了好奇心。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挺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喜欢听他讲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讲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讲他永远进步的网球比赛，讲佛罗里达为什么比新泽西更适合居住。气候好，你明白。没有暴风雪和冰冷的冬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夏天。那么平常，孩子们，那么他妈的心满意足，可是——我该怎么说呢？他处于绝对平和的状态，对生活那么满足，几乎令我嫉妒。“这就是那天的情形，在市区一家寻常的馆子里一顿寻常的晚餐，寻常的闲聊，但这时理查德突然从盘子上抬起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讲到理查德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感觉一样，但这个故事震撼了我，它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三四个月前，理查德在自己家车库的一个纸箱里找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偶然翻到一个旧的三维视镜。他依稀记得是他还小的时候父母买的，但记不起当时的情形或者他们用它做什么。他相当肯定他从没有用过，甚至摸都没摸过，但也可能他把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把视镜从纸箱里拿出来一看，发现这不是用来看现成的旅游景点和风光照片的那种廉价货。这是一架货真价实的光学仪器，是五十年代早期三维热时留存下来的一流产品。那股热潮没能持续多久，它的玩法是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自己拍三维照片，然后冲成幻灯片，就可以用这种视镜来看了，像一部三维的相册。照相机没找到，但理查德找到一盒幻灯片。一共只有十二张，他说，看起来他的父母只用新型照相机拍了一卷胶卷，然后就把它收在什么地方，再也想不起来了。“理查德并不知道幻灯片里的是什么，他取出一张放在视镜上，按下背景灯按钮朝里看。刹那间，他说，他生命中的三十年被抹去了。那是1953年，他在新泽西州西橙县他家的客厅里，站在缇娜十六岁生日晚会的客人中间。忽然间他什么都记起来了：甜蜜的十六岁’晚宴，筹办宴会的人在厨房里打开食物、在台面上排列香槟酒杯，门铃声，音乐声，喧哗声，缇娜发髻上的结和她呼呼生风的黄色长裙。他把幻灯片一张一张放在视镜上从头到尾看完全部十二张。所有人都在那儿，他说。他的母亲和父亲，他的表兄弟们，他的叔叔婶婶们，他的姐姐，他姐姐的朋友，还有他自己，精瘦、十四岁、突出的喉节、平头、夹着的红色领结。这不像在看普通的照片，他解释说，甚至不像在看家庭电影，那些抖动的图像和褪掉的色彩总是让你感到失望，它们给人的感觉属于遥远的过去。三维照片保存得难以置信地完美，不可思议地清晰。里面每个人看上去都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凝固的瞬间成为某种永恒，到现在已经不朽了近三十年。鲜艳的颜色和入微的细节清晰闪耀，周围的纵深感足以乱真。理查德说，他盯着幻灯片看得越久，就越觉得他能看到里面的人呼吸，每次他停下来换下一张，就感觉如果他看得时间长一点，哪怕就长一会儿，他们就会真的动起来。“他一张一张把幻灯片看完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第二遍看时他渐渐发觉照片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他父亲，1969年死于心脏病。他母亲，1972年死于肾衰竭。缇娜，1974年死于癌症。那天在场的六个叔叔婶婶，也有四个已经去世了。有一张照片，他和父母、缇娜一起站在前院的草坪上。就他们四个，手挽手，相互倚靠，并排四张滑稽的笑脸生动地冲着镜头扮怪相。当理查德把这张照片第二次放在视镜上，他的双眼突然盈满泪水。就是这一张揪住了他，他说，这张对他来讲太要命了。他意识到他是和三个幽灵一起站在草坪上。这个三十年前那天下午的唯一幸存者，眼泪一旦夺眶而出，就再也无法抑制。他放下视镜，双手捂住脸，开始痛哭。他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痛哭。‘肝肠寸断，’他说，‘完全无法自制。’“这是理查德，别忘了，一个毫无诗意的人，一个钝得像块木头的人，然而他一看到那些照片，也神魂颠倒，脑子里再也容不下别的事。视镜就像一盏神灯，带他穿越时空，寻访死者。早上离家上班之前他会来看一遍照片，晚上回家以后他又会来看一遍。都是在车库，都是自己一个人，都是躲开妻子和孩子，沉湎在1953年的那个下午，无力自拔。魔咒持续了两个月，直到一天早上理查德走进车库发现视镜坏了。机械部分卡住了，按钮按不下去，打不开背景灯。他可能用得太多了，他说，因为不知道怎么修，他觉得自己的奇遇结束了，他发现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永远从他身边消失了。这是灾难性的损失，最残酷的剥夺。他甚至无法把幻灯片举起来对着光看。三维图片不是传统相片，你必须借助视镜才能完成整体成像。没有视镜，就没有图像。没有图像，就没有回到过去的时空旅行。不再有时空旅行，就不再有喜悦。又一轮悲伤，又一轮哀痛，似乎，在重新赋予他们生命之后，他不得不再次埋葬死者。“这就是两个星期前我见到他时的情况。机器坏了，而理查德还在努力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被这个故事感动。看到这个平庸呆憨的人变成了一个暗怀哲思的梦游者，一个渴望着遥不可及时空的痛苦灵魂。我跟他说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他。这里是纽约，我说，既然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能在纽约找到，这里就一定有人会修。理查德被我的热情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感谢我肯帮忙，那天我们就谈到这儿。第二天一早我就忙活上了。四处打电话，做调查，不出一两天，我查到在西三十一街有家照相馆的老板说他可能会修。那时理查德已经回了佛罗里达，当晚我打电话报告他这个消息，我以为他会非常兴奋，我们马上可以讨论如何把视镜打包寄来纽约。但电话线那头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约翰，’理查德终于开口说，我们见面之后我想了很多，也许对我来说整天泡在那些照片里并不是件好事。阿莲娜开始感到不安，我也不太关心孩子们了。也许现在这样更好。你得生活在现在，对吗？过去已经过去，无论我对着照片看多久，过去也不能再回来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约翰觉得，但格蕾丝不同意他的看法。她说，和死者密会了两个月，理查德已经很危险了，他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抑郁症。我正想说点什么，可是刚一张嘴想要发表意见，却突然又可恨地流起鼻血来。这是从我住院前一两个月开始的，尽管到现在我的其他大部分症状都已经消退，但流鼻血一直很顽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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