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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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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你有很新颖的创意。可我没有。”“这正是我要说的。也许我有一个创意给你。”“一个电影创意？我以为你反对我搞电影呢。”“一两个星期前，我发现一个装旧稿的盒子。很久以前写的短篇，一部写了一半的小说，两三个剧本，都是老掉牙的东西。我还是十几二十岁时写的。一部都没发表过。如果给你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重新构思成一部电影。也许我的名字可以起点作用。即便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的名字，故事本身也还是有很强的视觉效果的。我想这些意象可以使电影显得精彩而自然。”“当然你的名字有作用，简直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好，那你就看看这个故事，再告诉我你的想法。这只是个初稿——很粗糙——所以不要太计较文笔。记住，我写这个的时候几乎还是个孩子。比你现在可小多了。”“它讲什么的？”“这篇有点另类。一点不像我的其他作品。所以你开始可能会吃惊。我想我得叫它政治寓言。背景设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虚构的国度里，实际上写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情。麦卡锡、国会反美行动调查委员会、###——那时候发生过的所有不幸的事情。贯穿的理念是，政府总是需要敌人，即便不在战争中。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树立一个，向全世界宣布。这样会吓住人民。而人民被吓住后，他们就会循规蹈矩。”“那个国家呢？是暗指美国还是别的地方？”“一半是北美，一半是南美，但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很久以前，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在新大陆设立了殖民地。殖民地发展成独立的国家，后来，逐渐地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联邦。问题是，帝国建立后发生了什么？你们会树立怎样的敌人足以恐吓人民，以维持联邦的统一呢？”“答案是什么？”“你假装你们将要被野蛮人入侵。联邦已经将这些人赶出了地界。但现在你们散布流言说一支反联邦的军队已经进入原始地界，和那里的人串联起来准备谋反。这不是真的，那些士兵是为政府工作的，他们是阴谋的一部分。”“谁讲的这个故事？”“一个被派去查清流言的人。他在一个没有参与阴谋的政府部门工作。他最后被逮捕，以叛国罪受审。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那支伪军的将领和故事叙述者的妻子私奔了。”“处处都是欺骗和腐败。”“是的，一个毁于自己的懵懂的人。”“有题目吗？”“‘白骨帝国’。故事不长。四十五到五十页左右——但足够挤出一部电影的料作了。我想。你决定吧。如果你想用的话，我祝你好运。如果你不喜欢，就把它扔到垃圾里。我们都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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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12（2）
我离开特劳斯的寓所时满怀感激，说话都不利索了。即便在楼下和雷吉娜说再见的小小折磨也没有减损我的快乐。手稿在我运动外套斜口袋里，用一个马尼拉信封卷拢了。向地铁站走去的时候我一直把手放在上面，心痒痒的想马上拿出来看。约翰总是支持我和我的工作，可是我知道这种惠赠更多的是因为格蕾丝而不是我。我是那个负责照顾她的几乎被毁了的半残废，如果有什么他能做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话，他就愿意做——即便捐赠一部未发表的手稿也在所不惜。他的创意带来实际结果的可能性很小，但无论我能否把他的故事改编成一部电影，重要的是他乐意超越正常的友谊界限，卷入我们的事情当中来。无私地，丝毫没有考虑他自己从中能否获益。我走到西四街站时，已经五点多了，正是交通高峰期。当我走下通向市区F线站台的两段楼梯，手紧紧抓住栏杆以免摔跟头时，已经不指望能在车上找到座位了。回布鲁克林的人群会极度拥挤。这意味着我得站着看约翰的故事了。因为这么做非常难，我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挤一点多余的空间出来。当车门打开时，我不顾地铁站的秩序，从下车的人流中挤了进去，赶在别的人之前进了车厢。但这并没给我带来好处。一大群人从我身后涌入，我被推到了车厢的中央。车子关门开出站台的时候，我被挤压在那么多人中间，双手被迫贴在身体两边不能动弹，根本没法伸到口袋去拿信封。当车子颠簸摇晃着在隧道中穿行的时候，我能做的只是不要撞到同车的乘客身上去。有一下，我设法伸手抓住了头顶上的栏杆，这是我在那种情况下能做的最大限度的动作了。接下来几站很少人下车。有人下的话，另外两个人便会用肩膀挤过来占那个人的位子。成百上千的人被留在站台上等候下一趟车。这一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机会看一眼手稿。车子开进伯根大街站时，我设法伸手去够信封时，却被人从背后撞了一下。我被左挤右推，绕着中间的柱子摇来摆去，准备下车时，车突然停下，门打开了，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下信封是否还在那里，就被推到了站台上。信封不见了。分流的人群拥着我走了六七英尺远，当我迅速转身想挤回到车厢里去时，门已经关上，地铁已经开始移动了。我用拳头砸着经过的车窗，可列车员没注意到我。F线列车开出了站台，几秒钟后就消失了。出院后，我也曾为类似注意力的小疏忽自责过，可没有比这次更糟更令人痛心的。我没有把信封拿在手上，而是愚蠢地把它塞进那个小得装不下它的口袋里。现在约翰的手稿躺在开往科尼岛的地铁车厢的地板上，毫无疑问被布鲁克林行政区一半的皮鞋和运动鞋践踏过，变脏了。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约翰把一个未发表故事的唯一手稿托付给我，单就他的作品的学术价值来说，它很可能也值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他问起我对故事的看法时我怎么讲呢？
他说过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把它扔进垃圾堆。可那只是对自己作品夸张的自贬，是开玩笑。当然他希望把手稿拿回去，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如果有人做了我对特劳斯做的同样的事情，我想我可能会气得想勒死他。这个损失固然令人泄气，可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夜晚的前奏。当我回到家，走上通向寓所的三层楼梯时，我发现门是开的——不仅是半开，而是贴墙敞开着。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格蕾丝提前回家了，也许抱着满抱的包裹和食品袋，忘记把身后的门关上。可看了一眼起居室之后，我明白格蕾丝与这毫无关系。有人破门而入，很可能是从救火通道爬上来，撬开厨房的窗户。书被撒在地板上，我们的小黑白电视机不见了，一张格蕾丝的照片，原先总是立在壁炉架上的，被撕成了小碎片撒在沙发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恶毒的姿态，简直是人身攻击。我走到书架前去查看损失，看到只有那些最有价值的书不见了：有特劳斯和其他一些作家朋友签名的小说，还有半打首版书，是多年来作为礼物收到的。霍桑、狄更斯、亨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史蒂文斯、爱默生。抢劫我们的人不是一般的贼。他懂一点文学，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宝贝席卷一空。我的书房看来没被动过，但卧室被系统地彻底地洗劫过。妆台的每一个柜子都被拉出来，床垫也被翻了个面，格蕾丝七十年代初在巴黎美格画廊买的布拉姆·凡德·威尔德的平版画也从我们床上方的墙上消失了。当我细查柜子里的东西时，发现格蕾丝的珠宝盒也不见了。她的首饰不多，但有一对月亮石耳环是她从她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先也放在盒子里；还有她小时候戴过的手链和我在她上次生日时送的银项链。现在有个陌生人拿走了这些东西，这在我看来残忍而没有意义，如同强奸，对我们小小的二人世界的一次野蛮劫掠。我们没有盗窃和房屋保险，我也不想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窃贼从来不会被抓住。我没有理由去追究一件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事情。不过在这么决定之前，我得去了解一下这楼里有没有别的人被劫。在这幢褐石建筑里还有三套公寓，一套在我们上面，两套在下面。我先下到一楼去问卡拉麦洛夫人，她和丈夫一起负责看门的工作，她丈夫是个退休的理发师，大部分时间花在电视上，赌球赛。他们那里没被动过，但我的消息让她很担忧，叫来了卡拉麦洛先生，他趿拉着拖鞋走过来，听完发生的事后只是叹了口气。“很可能是那些毒虫干的。”他说，“在你的窗户上装上栅栏，希德。没有别的办法防止那些垃圾们爬进来。”其他两家住户也都幸免于难。看来除了我们其他人都在后窗上装了栅栏，因此我们理所当然成了袭击的目标——这对没有特意采取防范措施的轻信的傻瓜。他们都为我们难过，但潜台词却是，这是我们应该受到的教训。我回到寓所里，在冷静些的状态下打量这一屋的狼藉更让人触目惊心。先前漏掉的一些细节忽然一个个跳出来扑入眼帘，再次加重了入侵的效果：沙发左手的一盏落地灯翻倒在地，坏了；一个花瓶砸碎在地毯上；就连我们那可怜的十九元买来的吐司炉也从厨房的台子上消失了。我打了格蕾丝办公室的电话，想让她对此有个心理准备，可没有人接，这表示她已经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了。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办，我开始清理屋子。那时应该是六点半左右，我期待着格蕾丝随时走进来，不急不慢地做了一个多小时，打扫碎片，把小说放回到架子上，把床垫翻过来摆正，把抽屉安好关上。起初我挺高兴，在格蕾丝不在的时候就整理得好看了很多。我把东西摆得越到位，她进来时的不愉快就会越少。可后来我做完了要做的事情，她还是没有回家。那时已经七点三刻，早就过了因地铁故障导致她没法及时回布鲁克林的时间。她有时工作到很晚，这是真的，可她总是会打电话告诉我她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可现在电话上没有留言。我又拨了一次霍蒙的号码，想确认一下，但还是没有人接。她不在上班，她也没回家，忽然间被抢劫的事情都变得没什么要紧了，像是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细小不快。格蕾丝不见了，时钟已敲过八下，我让自己陷入了狂躁和极度恐惧中。我打了若干电话——给朋友、合作者，甚至她在康涅迪格的堂妹——但只有最后一个和我通话的人给了我一点消息。格雷格·菲茨杰拉德是霍蒙美编室的头，格蕾丝今天早上九点刚过就打电话告诉他她今天不能来上班了。她很抱歉，但有一件很急迫的事情要她去处理。她没说是什么事。但格雷格问她是否还好时，格蕾丝的回答迟疑了一下。“我想是的。”她终于说。格雷格认识她很多年了，非常喜欢她（一个有点爱上了他最漂亮的女同事的男同性恋）。他觉得这个回答令人困惑，说这“不大像她”。听到我声音里陡涨的受惊语气，他赶紧安慰我说，格蕾丝在电话的结尾告诉过他她明天早晨会回办公室去的。“别担心，希德尼，”格雷格又说，“格蕾丝说做什么事就会做到的。我和她一起工作五年了，她从没让我失望过。”我坐着等了她一整夜。恐惧和困惑让我丢了半个魂。在和菲茨杰拉德通话前，我深信格蕾丝遭到了暴力袭击——行凶抢劫，性骚扰，被加速的卡车或出租车撞倒，成了纽约街头单身女子可能遭遇的数不清的暴行的牺牲品。现在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了。如果她没有死或受伤，那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她不打电话告诉我她在哪里？我不断地重温早上我们走到地铁站去的路上说过的话，想要弄明白她那番关于信任的奇怪而又情绪化的言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回想着她给我的吻和如何忽然从我怀里挣脱，在人行道上跑起来，下台阶之前竟然都没有回头跟我挥手再见。这是一个人在做出了突然而冲动的决定后的举动，她心里已经决定做一件仍然充满了疑问和不确定性的事情，她的决心在动摇，因此不敢停下来回头看，生怕这一看会摧毁她将要做的那件事的决心。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此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格蕾丝对我变成了一片空白，那天晚上我关于她的所有想法都迅速变成了一个故事，一台可怕的小戏剧，在我对未来的深深焦虑中上演，我们的未来看来很快就要化为零了。在我已经无奈地接受了再也见不到她的事实大约两小时后，七点过几分，她回家了。穿着和那天早上出门时不一样的衣服，看起来清爽而美丽，涂着明亮的红色唇膏，上了雅致的眼妆，双颊上有一抹胭脂红。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到她走进来时吓了一跳，说不出话来，几乎没法开口。格蕾丝朝我平静而灿烂地一笑，非常自在地走到我坐的地方来吻我的嘴。“我知道我让你受煎熬了，”她说，“可不得不这样。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希德尼，我保证。”她在我旁边坐下来，又亲了亲我。我没法做到伸出手来拥抱她。“你得告诉我你去哪里了，”我说，被我自己怨愤的腔调吓了一跳，“别再沉默了，格蕾丝，你得说说。”“我不能。”她说。“不，你能，你必须。”“昨天早上，你说你信任我。我只求你继续信任我，希德。”“人们这么说，就意味着在遮掩。总是。就像算术法则一样。格蕾丝，是什么？你在向我遮掩什么？”“没什么。我昨天只是想一个人独处，就这样。我需要时间来想想。”“好，接着想。可不要用不打电话告诉我你在哪里来折磨我呀。”“我想的，可我不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必须装做自己再也不认识你了。只是一小会。这么做很糟糕。可这能帮我，真能。”“你昨天在哪里过夜？”“不是那样的，相信我。我是一个人。我在格莱默喜酒店开了个房间。”“哪一层？房间号是多少？”“希德，请别这样。这样不好。”“我可以打电话到那里查问一下，不可以吗？”“你当然可以。但这就意味着你不信任我，那样我们就会有问题了。而我们本没有问题。这是事情的关键，我们很好，我在这里的事实现在就证明了这一点。”“我想你在考虑孩子的事……”“是的，和考虑别的事情一样。”“有新的想法吗？”“我还在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昨天和约翰一起呆了个把小时，他认为你应该流产。他很坚定。”格蕾丝看上去惊讶又难过。“约翰？可他不知道我怀孕了。”“我告诉他的。”“噢，希德尼。你不应该这么做的。”“为什么不？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吗？为什么他不应该知道？”她迟疑了几秒钟才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秘密，”她终于说道，“我们还没有确定该怎么做。我甚至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如果约翰告诉我父亲，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的。”“他不会的。他那样挂虑你，不会那么做的。”“挂虑？”“是的，挂虑。和我一样挂虑。格蕾丝，你有点失常。每个爱你的人一定会挂虑你的。”谈话继续着，她不再那么闪烁其词，我打算继续督促她，直到整个故事水落石出，直到我弄明白什么让她走上那二十四小时的神秘出走之旅。这关系到太多，我觉得，如果她不说清楚，告诉我真相，我怎么继续信任她呢。信任是她要求我做到的，可是从她星期六晚上在出租车里的脆弱表现后，我没法不觉得：出了什么问题，而格蕾丝正在她不愿意与我分担的重压下渐渐崩溃。这一度看上去是因为怀孕，可现在我再不能肯定了。还有别的事情，除了孩子以外的事情。在我开始用别的男人、私情或者阴险的背叛之类的想法来折磨自己之前，我需要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幸的是，谈话在这里突然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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