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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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那时的张闻天也“左”，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张闻天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老朋友”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那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如张闻天所回忆：“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那时，刘英就去白云山古寺看望过张闻天。自然，毛泽东注意到刘英的“动向”。
　　张闻天曾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共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内总负责的职务上退下来。众望所归，大家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却说，还是请洛甫负总责。这样，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笑称他是一位“明君”。
　　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使毛泽东、张闻天的友谊甚笃。于是，毛泽东也就当起“月老”来。长征途中，毛泽东把刘英调到中央队来，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日渐了解，关系迅速亲密。
　　有一天，毛泽东遇见刘英，故意问道：“刘英，中央队有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哪一个呀？”
　　刘英不响。毛泽东笑道：“洛甫不错嘛！”
　　刘英依然不作声。毛泽东道：“你默认啦！”
　　刘英咯咯笑了。毛泽东问：“你既然看中了洛甫，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刘英连忙声明：“我暂时不准备结婚。”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要‘考验’一番？”
　　刘英这才说出原因：“一结婚，就会生孩子。我看许多女同志怀孕了，在长征中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暂时不想结婚。”
　　毛泽东一听，点头道：“小刘英，你很有头脑。等以后你决定和洛甫结婚时告诉我，我替你宣布！”
　　红军经过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刘英才决定和张闻天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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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张闻天夫人刘英（3）
毛泽东得知喜讯，要张闻天和刘英“请客”。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当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的洛甫，即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的话，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他所说的“李三郎”便是唐明皇。
　　据刘英回忆，她早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时，便认得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老师，在她的学校教过课。不过，张闻天并未注意到她这个娇小的湖南姑娘。
　　后来，她在中央苏区遇见张闻天，说起当年在莫斯科曾是他的学生，彼此间觉得很亲切。于是，就有了些来往。她去瑞金白云山看望张闻天，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过，当时只是同志间的交往。
　　自从长征时毛泽东把她调到中央队，她跟张闻天朝夕相见，开始对张闻天有了真切的了解。张闻天沉默寡言，学者风度，擅长思索，讲话不快、不多，但颇深刻。虽然遵义会议后他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却很容易接近。他年长刘英五岁，像大哥哥一般照料刘英。他为人正派、正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喜欢读书、写作，钻研马列主义理论。他富有才华，二十四岁时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旅途》，还写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他懂英文、俄文、日文，为人谦逊，作风民主。他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在毛泽东的“促进”之下，刘英爱上了文文雅雅的“书生”张闻天。这一爱，情深意切，彼此相爱了一生。
　　张闻天自从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达八年之久。如毛泽东所言：“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那一时期，实际上张闻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直至1943年3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在组织上成为中共领袖，取代了张闻天。
　　此后，在中共“七大”，他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初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遭到批判、撤职，从此跌入逆境。
　　然而，历史却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他做对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支持彭德怀，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他又做对了！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诬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而这“俱乐部”据云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张闻天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屑一顾。他对刘英说：“哼，说我是‘文化俱乐部’成员倒还差不多！”
　　从此，张闻天失去种种官职，成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特约研究员”！
　　刘英说，张闻天是一位“书生”，书卷气十足。他的可贵，在于坚持真理而不动摇。不论他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还是作为普通一兵，他都以坚持真理为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闻天的爱好是打网球、下围棋。他在家里下围棋，对手是刘英。他也喜欢跟陈毅下围棋。平日他爱吃青菜和鱼，不吃辣，而刘英嗜辣。
　　他喜欢音乐。担任驻苏大使时，凡是有音乐会，他总尽量去，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兴趣。
　　他也喜欢散步。特别是在晚年，身处逆境，他每天坚持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他把自己的思索，不断写入笔记本。晚年，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笔记。这些笔记，如今已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他在笔记中仍坚持对“左”的批判，难能可贵。
　　刘英说，张闻天性格文静，从不急躁。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而张闻天讲话，哲理性强，条理清楚，但不太生动。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常常开玩笑，而张闻天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张闻天从不讽刺别人，挖苦别人，讲话总是很正经。
　　张闻天作报告，一般事先拟个提纲。他写东西，写得很快。一般先打草稿，然后左改右改，很认真，遣词造句很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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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张闻天夫人刘英（4）
虽说张闻天是位“书生”，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品格。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煽动红卫兵抓“叛徒”，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要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打成“叛徒”，并且追究责任，说成是刘少奇搞的，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张闻天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此事经他批准，该由他负责任。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仍挺身保护战友刘少奇及那六十一人，是很可贵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英和张闻天一起，受尽折磨。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
　　从1969年5月16日起，张闻天和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据刘英回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樯，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即便如此，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张闻天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这样当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不太重又好拖，她不会因拖把不干净而拖不净地板遭看守的斥骂。她呢，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干净。如此这般，他们被囚禁523天，夫妇俩“人不见面心相见”！
　　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他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活。张闻天被迫改名为“张普”——那是张闻天自己取的，意即“普通劳动者”。
　　经过长期折磨，张闻天已病魔缠身。经再三请求，夫妇俩总算获准回到无锡“闲居”。到了无锡，已是1975年8月。
　　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已是垂暮之人了。冠心病、肺气肿、心绞痛，一齐向他袭来。他自知不起，在1976年4月下旬，向刘英嘱咐道：“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要妻子当场写下了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刘”。
　　这年7月1日，是刘英永远难忘的日子。早上，张闻天听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的“七一”社论广播后，对刘英说：“很失望，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那时，姚文元把持着宣传大权，讲来讲去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
　　他喝了几口米汤。
　　下午5时许，他的病情突然转危。刘英急请护士来，打了强心针，无效。七十六岁的张闻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多活三个多月，便可亲耳听见“四凶”被擒、乾坤扭转的喜讯……
　　197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张闻天同志。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刘英以张闻天夫人身份出席大会，一个个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紧握她的手，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时间的淘洗，张闻天终于被历史所承认——他是闪光的金子！一切横加在他身上的污言浊语被洗清了，他的高贵的品格受到了尊重。刘英无限宽慰。
　　刘英晚年，忙于完成张闻天的未竟之业。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里，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以“自己的脑袋”思索，写下大量力透纸背的论文和笔记。生怕文稿落入“四人帮”爪牙手中，王震对刘英说：“放在我那里吧！”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论稿，在雨过天晴之际，收入《张闻天选集》问世。系统收集张闻天著作的《张闻天文集》，也在刘英和编辑组的努力下，一集接一集出版。
　　刘英和张闻天婚后，在1939年生下儿子张虹生。张虹生如今有两个女儿。另外，张闻天遭“贬”后，1960年曾和刘英住在青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饿得慌，挣扎在死亡线上，被张闻天夫妇收养，取名小倩，以纪念青岛。儿子现在南京工作，养女和大孙女在刘英身边。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5）
刘英虽然早已离休，仍很忙碌。她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而在她的同龄人中像她这样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的人是不多见的。她成了历史的见证人。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访问过她。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及对刘英的印象：她“还不到5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刘英在中央高层领导圈里生活了多年，我请她回忆领袖们的往事，她答应了。她谈笑风生，说起了她的种种见闻。
　　很自然的，她从毛泽东说及了朱德。
　　“朱老总肚量大，胸怀广，可以称得上‘海量’！”刘英谈起对朱德的印象。
　　朱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身为总司令，没有半点架子。刘英和小青年们要朱德讲故事，他马上就讲，跟年轻人挺合得来。朱德的衣着很简朴，甚至曾被人误认为伙夫！
　　朱德的业余爱好是下象棋。长征时，战事倥偬，没有功夫下棋。在延安，朱德空暇之际，便跟战友下起象棋来。有一回，刘英在一侧观战，朱德败北，看样子输定了。忽地，刘英见朱德偷了一枚棋子，当场“揭发”。朱老总哈哈大笑，那副天真的憨态，真像个孩子！那时，他的对手常常是彭德怀、任弼时。他不肯输，也不服输，总想赢棋，所以连偷棋子也“在所不惜”！
　　在刘英的印象中，长征时，康克清是最“神气”的巾帼英雄。康克清担任总司令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她身体非常棒，腰间挂一支驳壳枪，肩上背着米袋，走起路来脚底生风。按规定，她有一匹马，但她很少骑马。她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后，一连生了六胎，体质变得很虚弱。康克清从未生养。1940年，朱德前妻所生的女儿，十四岁的朱敏，从家乡四川来到延安，康克清非常高兴，视同己出。
　　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张闻天赴苏。朱敏在苏联留学。周末，使馆举行舞会，朱敏常来，结识了使馆随员刘铮，彼此相爱了。康克清赴苏开会，见到刘英，知道女儿在恋爱，便向刘英打听：“你们使馆那个刘铮怎么样呀？”刘英说：“这小伙子不错。”
　　康克清又问：“照你看，他爱的是我的女儿，还是爱的是女儿的爸爸？”刘英笑道：“这个问题，你要问你女儿了！”康克清也大笑起来：“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刘铮和朱敏结婚，康克清很高兴。
　　刘英跟刘少奇也很熟悉，都是湖南人，谈得拢。不过，刘少奇沉默寡言，而且态度总是那么严肃。刘英说，陈云平日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挺风趣。
　　不过，刘英发现，一旦跟刘少奇讨论理论问题，他的话就多了，简直滔滔不绝。刘英记得，有一回刘少奇跟她谈人的社会性、自然性，谈得头头是道，概念很清楚，又富有逻辑。
　　刘少奇的嗜好是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眉头紧皱着，留下很深的川字纹。他也爱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英读过多遍，很受教益。
　　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在当时，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