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为戴厚英写《非命》（5）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　想看书来

为戴厚英写《非命》（6）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为戴厚英写《非命》（7）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