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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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悔恨交加，恨不能生啖袁世凯之肉，在瀛台软禁期间，传说终日无事，就在纸上写满“袁世凯”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撕成粉碎，表示碎尸万段之意，光绪帝最后郁郁而终，可谓不得善终，始作俑者，即是袁大头。
　　载沣是载湉的亲弟弟，他亲政期间，本来要杀掉袁世凯报仇，但现实却太不允许了。一者袁世凯已坐大，二则张之洞以老迈之身跪下来说，国家大敌当前不宜动刀兵。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怒，质问南方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取消？”并通过唐绍仪向南方方面探询，假如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有何把握”？显然他的个人进退远在社稷民生之上。
　　到了1913年春，邹鲁回到广州，预备北上出席国会。当时舆论，都不满袁世凯没有经过临时参议会议决，而直接命令通过的官制官规。有人主张弹劾，有人主张国会移到南京开会。
　　一般人总还是对袁世凯抱有期望，以为他是治世的能臣，就像中山让位给他时所说的，有十年的期许。
　　那时中山先生在日本，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唐绍仪都在上海。邹鲁到了上海，常常和他们讨论国民党将在国会里面采取的政治方针。大体决定后，方始北上。宋教仁受中山先生命令，到北京主持党务。本来宋、邹要同行，而邹鲁想先在莫愁湖边墓地凭吊北伐阵亡将士，他先一天到南京，约定次日在浦口车站相会。
　　3月21日凌晨，邹鲁在浦口车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车要开的时候，还不见宋先生身影。一个招待员仓皇跑来对他说，宋先生在沪宁车站遇刺了！仿佛晴天霹雳，邹鲁叫苦不迭。宋先生致力于政党政治最力，强调内阁必须有政党组织，如此一来袁世凯任用私人的机会就阻断了。所以，他看到国会里面国民党占尽优势，他的妒忌叫他似要发疯。邹鲁说，政治竞争，不树堂堂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
　　袁世凯前些年大搞预备立宪，组织人马，提交议案，高调发声。他的宪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此国贼，非加以*不可了！
　　袁世凯当年也上过关于宪政的条陈，那纯出于个人算计。当他称帝后，民国护法军政府*他的檄文中，列举其二十大罪状。涉及破坏宪政的就有：当第一次内阁总理辞后，他即唆使军警威逼议员，公然向国人示威，开武力政治之恶例；*政治，三权分立，为最基本的要义。可是袁世凯因恢复旧制度要向各种马仔施以恩惠，所以对于议院，他就用命令方式使其做这做那，议院作用，化为乌有……所以在军政府第二军秘书长钟动先撰写的檄文中，说袁世凯的丑行毒祸，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践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囿也”。
　　此篇檄文，文笔雄健，迂回而波澜迭起，开头形容袁世凯的个性材质，大有烛照燃犀之效，“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
　　现在也有史家或以为袁氏聪明过人，抑或老奸巨猾，实则根本上看来，此公智商终属下下之驷。同盟会人物尝有评价其失着者，以为，当其为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人向他灌输帝王思想，不料此公叫嚣：“不敢领教！不敢领教。”好像他自己豪奴当惯了，根本不考虑反抗清廷，自己走向帝位。到了民国肇建，他反而要公然称帝了。实则当其在晚清最后十来年中，若下手夺取天下于清廷之手，国人可能会谅解他甚至支持他，可是这个憨包，偏要将帝位笼罩在已经建立的民国头上，这不是白痴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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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徘徊终于拖延（1）
慈禧于1901年底在西安诏议变法，实因西窜过程中，大跌面子。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合上三疏，譬如建议设立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崇尚节俭，打破常格，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去书吏、去差役、裁绿营、简文法等等。其所陈述，剀切详细，然就各条细观，究属卑卑无甚高论。所谓变法，竟在义和团义理及康梁维新之间徘徊折中。张、刘负有一时之人望，而如鸦片之病国害民，亦因税收关系，未敢急议禁绝。官收洋药也为变法之一要目，其识见与魄力，则远在维新人士之下矣。
　　1907年，清廷将前年设的政治宪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为该馆提调，四品衔。
　　这一年张之洞、袁世凯均调军机大臣，袁世凯也需要一个宪政专家，杨度适逢机会，一拍即合。
　　立宪是舆论的呼声，但清廷亲贵们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过了；维新人士则认为不够，革命派则根本不理会这一套。
　　袁氏在其间权衡掂量，由奕劻向太后传话，以为立宪乃缓和危机的灵丹妙药，建议清廷开宪政讲座。
　　杨度当主讲讲师。讲前，张之洞指示，宪政须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袁世凯指示，立宪以富国强兵为目的。
　　杨度谈起当时的笑话：立宪运动的基本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清廷亲贵却要求巩固和扩大君主特权。讲师们要照顾各路大臣的意见，讲起来顾东又顾西，按下葫芦起来瓢，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滑稽突梯，莫过于此。
　　这些变革，对于变器又有不同，虽亦为变器，只变器——器物、器具，而非器——器识、气度，等于不变。而所变的先进的器物，更有利于专制对民众之控制。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中无所不在的监控。
　　1906年，出洋考察的大臣载泽回国以后奏请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廓清级别，明定责成，以预备立宪的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就设置了议院，一般有重大事情就要交付给议院讨论，民间有什么问题也要交给议院转达，所以国家上下一体，军民同心。到了有战争的时候，人尽皆兵，有税费时候，人人自愿缴税，它能够富强起来是有原因的。而清廷的预备立宪到1908年，资政院提议说立宪国应该有议院，才搞出一个议院的总纲和选举法。资政院是国会的雏形，可是钦定的人员和选举的人员各占一半，地方咨议局争持不下的事件要由资政院来复核，就把省级议会和中央议会搞成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这和今天的议会、议员全由民选全然两码事。
　　关于弹劾，议会应有全权。譬如，2009年1月29日晚，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对布拉哥耶维奇的弹劾案，该州立法者随即宣布剥夺其州长职务，原副州长奎恩宣誓就任伊利诺伊州新州长。布拉哥耶维奇此前被指卖官鬻爵，涉嫌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来的联邦参议员位置。他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FBI）窃听，结果卖官一事东窗事发。
　　此前，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以114票对1票通过弹劾州长提案。身为*党员的布拉哥耶维奇被形容为一个“粗鲁，*”的政客。一位参议员说：“他应该被扫地出门，并且被禁止再一次进入议会。”布拉哥耶维奇不但被弹劾，伊州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永远禁止布拉哥耶维奇在该州出任公职，以防此人卷土重来。　。　想看书来

折中徘徊终于拖延（2）
清末的议会裁决权在哪里呢？在皇族和实力人物。总不能说他们使用了宪政议会的名词就承认它的合法性吧。清廷1906年9月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又以为抓住了开展立宪的依据，一时间数十个鼓吹立宪的团体相继成立，如上海以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东京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发起的政闻社；东京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的宪政讲习会等。
　　但是，清廷批准宪政编查馆所拟《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说得很明确：“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议案须经该省督抚认可方能生效，如果“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再看1908年秋，清廷对资政院、宪政编查馆有关选举法、议院法的批复：“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呈，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之。”也承认他们所拟条理详密，权限分明。但这是前提。然而重点在，“无违中国礼教”，将来编纂宪法等，要以此为准，“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
　　这一年的立宪改良运动有点怪异。革命者早就不信这一套。1908年3月，孙中山命黄兴、黎仲实率队进攻钦州，军事进展顺利，黄兴声威大震。打到四月底，又进攻河口，毙杀警察管带蔡正钧，毙杀清廷边防督办王玉蕃。
　　到了盛夏时节，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奏请三年内开国会，将侍郎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此前，于式枚作为考察宪政大臣奏请缓行立宪。“宪法自在中国，不须求之外洋，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清廷赫然震怒，诏命将陈景仁即行其革职看管。
　　康、梁推动立宪，但他们只能写些文章，要予以践行，还须借重当局有力人物，于是暗中则拉拢肃亲王善耆，以及政治新星良弼等人，中立张之洞、奕劻，以孤立袁世凯，图谋控制清中央大权。
　　袁世凯奏政闻社多系悖逆要犯，敛财结党，托名研究时政，其实阴谋不轨。于式枚任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这些话清廷听来入耳。袁世凯并非跟顽固派一样完全吻合的口吻，他也要立宪，但这中间潜伏了极其精密的算盘，前一年的夏天，袁世凯就以事机危迫，请尽快预备立宪。
　　自仿行立宪以来，满汉大臣纷纷上折献策。袁世凯奏陈十条。属于换汤不换药。其中第七条是建政府，即内阁会议制度。第八条是设立资政院。
　　在专制条件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三权分立，故资政院徒有其名。随后诏设资政院，溥伦为总裁，年仅二十余岁，系年少亲贵。
　　八月二十七日颁布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宣布九年预备立宪。
　　清廷命资政院大臣奕劻、溥伦进行筹备，定期汇报一次，说是要在第九个年头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到时候颁布宪法、召开议会。
　　宪法大纲*，第一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此前，有政闻社，江浙一带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都在开展立宪活动。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其他各省代表先后到京递交请愿书。
　　十一月十四日，光绪帝病亡，年仅三十八岁。次日慈禧亡故，年七十三。十一月底，美国对中国示好，首先将庚子赔款退回博取好感。唐绍仪到美国道谢。
　　就上一年来看，各省官制次第编订。1908年，资政院王大臣拟定资政院院章。宪政编查馆订立各省咨议局并各议员选举章程。预备立宪限定九年，大肆铺张，实为涂饰民间耳目之举，阻塞视听，迁延岁月。当时满人的领袖为亲王奕劻，以贪婪庸鄙闻名于天下。阳则示人消除满汉界限，阴则以满人把持要津。所定宪法，借皇帝钦定名义，不许人民议论干预，有钦赐宪法之称。
　　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筹备之事，大率有名无实。慈禧辈忙碌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外国之欢心。改良的目的，至少要将专制政府的权力做一定程度的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不幸慈禧玩弄手腕，竟以改制打开开倒车的路径。官场蜂拥，大大抑制着专业人士的成就感和进取欲望。
　　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现象和权力寻租，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窝案”、“卖官买官”等新品种，而且提高了经济成本。
　　谭嗣同被杀头，往刑场的路上，还有不少愚昧的民众向他投掷臭鸡蛋、烂菜皮，英雄受尽侮辱。过了十余年，清廷以预备立宪做最后挣扎，但民众已没有耐心。当时汪精卫、黄复生之所以没有被杀头，乃因部分清朝大臣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反而会招致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力主从轻发落。这时候再大开杀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改判终身监禁。迨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发布《罪己诏》，10月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说：“窃见汪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事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于是在这年的11月6日，汪氏被开释，重获自由身，获释当日，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如观明星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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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之忸怩：国事亡于拖（1）
到了1909年，各省的咨议局召开*，选举资政。1910年，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典礼。1911年，开第二次*，中国有国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也是清廷到那个时候，倡行立宪政治的最大的改革了。但是这个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一切都晚了。
　　1910年，资政院举行开院礼，但载沣徒具文饰，了无立宪诚意，他实在对不起他的亲哥哥，他还是和慈禧差不多。资政院开会了，议员大半由朝廷指派，即有钦赐议员之称。中枢要员，仍多用满臣。
　　1911年颁布内阁官制，改立责任内阁，罢除旧内阁军机处，设立十个部，仍以奕劻为总理大臣，军咨大臣（参谋总长）仍由载涛担任。各省咨议局议员也多为满人，十个部的国务大臣，满人居七，舆论称为皇族内阁，于是就有省议员要求改组。载沣却严厉申斥，他说，英人为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涉。清廷的家法，到这时，和两百多年前的多尔衮、福临以下毫无区分。
　　其致命之处在于，一则议员不是民选，一则议员无权限。
　　咸丰帝临死前，对孝贞皇后说，（慈禧）此人非若所能制，不可则早图之。
　　慈禧在屏风后面听到此话，从此既怕慈安，又恨之入骨。
　　在讨论谁人继承大统的时候，她就说：“溥字辈无当立者。载湉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目的是利用幼君可自行专政，参与讨论的各位亲王惊愕而无从，也不敢反抗。
　　所以她立光绪帝目的是专权在手，始终不放，始终将其当傀儡。但这个偶然的选择却令她头痛不已，因为光绪帝长大后非常明白事理。
　　甲午之役，慈禧垂帘听政，光绪帝已亲政，想要以一战雪国耻，也可借此不再受制于慈禧。这个战略布置本来是不错的。可惜练兵等同儿戏，慈禧又大肆挪用经费。无备必有患，结局是割地赔款。举国惶惶不安，而有维新之要求。可是接下来的戊戌变法却毁于一旦。这是甲午为因，戊戌为果。
　　慈禧以帝王首魁亡命在外，想要将光绪帝彻底打掉，以杜绝海外那些人的念头。于是思谋废立，却以外国反对未果。适义和团起来，慈禧及顽固派欲利用之对抗西方列强，不料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进犯，一败涂地，备遭侮辱。慈禧仓皇逃到西安，受尽惊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