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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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
　　“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简言之，在章太炎那里，旧的国粹方面比康、梁还旧还深，新的西方的政体思想比康、梁还新还锐。章太炎的《与吴君遂书》，提倡力行，兼革命与学术于一身，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
　　1904年，康、梁仍坚守立宪与改良的道路，但已失却从前的影响力。本年，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产生更大影响，康、梁之徒为之气沮。“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这个剖析，深入到康、梁的骨子里头去。当然，他们感铭于皇帝的知遇，这也没什么错，但他们搞他们自己的一套便也罢了，可是他们偏偏在自己给清廷打得抱头鼠窜之际，还对革命者的搭救毫不领情，并在海外毁坏后者的名声，口舌间所持有的一套还是清廷的语汇，其在海外的行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其手，莫名其妙，所以中山先生直接出马，他继续写道：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
　　中山先生此种判断，具有无可辩驳的强大逻辑力量，足以使对手陷于哑口无言的境地。
　　夹在革命、立宪之间的名士派，易走极端。同盟会的变节者刘师培也对立宪、革命大加掺和，他在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伪造一则《炳麟启事》，里面说“立宪革命，两难成就……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十多天后，章太炎在《民报》予以否认。启事虽起于章、刘龃龉矛盾，而神情口吻，逼肖神似。既揣摩到章的心理，同时也是刘师培的心态流露。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笔战，客观上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清廷罪恶，谴责清廷暴行，让人民看清它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认清它是贪污*的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了267年），让人民早日脱离它，唾弃它，迎来一个共和、*的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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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中的差异性
保皇派与革命者的原则分歧，在1906年的初夏冲突达至顶峰，同盟会以《民报》为据点，和保皇派展开论战。后者的机关报《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等文，以开明专制为论战依据，《民报》则刊登《〈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对其予以迎头痛击。
　　不但保皇派和革命者之间意识泾渭分明，就是革命者内部，也有激烈和稳健的分别。1905年夏，陈天华投海以后，留学生那边革命派分裂为两种意见：一派是宋教仁、胡瑛等人主张立即退学回国革命，一部分是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主张应该谨慎从事。于是宋教仁和胡瑛组成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势力最盛的时候，声称要胡和汪以死来谢罪，其中女同志秋瑾非常激烈，范源濂因为怕她而躲在医院里面，谁知被她找到痛打一顿。有一天秋瑾和同盟会几个省的分部部长邀约胡汉民和汪精卫谈话，汪精卫有些疑惧，坚辞不去，胡汉民乃翩然独往，到会后他详细阐述了革命者应有之立场，最后令秋瑾表示折服，说到痛心处，甚至把在场的胡瑛说哭了。
　　至于改良派的海外运作，上书的内容应该是当时知识界所能接受的*常识。这个*常识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内容，而在其形式。什么形式？就是他诉诸的对象。他诉诸何种对象？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前，诉诸光绪帝，这个也无可非议；但在菜市口血案，以及搜捕流放、拘禁皇帝的局面之下，仍然傻子的条件反射一样上书，名义上还是针对皇上，实际直接和最后对象是慈禧，要她来参加他们的宪政游戏，那么意义为零。
　　改良派的运作成为与虎谋皮，成为一种天方夜谭，海市蜃楼。
　　因为在专权者的手里，不可能产生专制意志和民间诉求的和解与互动。
　　如果改良派的宪政运动是针对新一轮革命和*的发动，那么他成为时代先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倘若他不过是要和*意志勾连，玩一种他们认定的改良游戏，那么这个改良，就成为一种传统的政治骗局，并成为一种新禁锢之开始。
　　在与清廷积极合作的智识者中，杨度又和康、梁有别。他较之后者更注重一切机会。
　　杨度反对以革命手法对付清王朝。在他的长文《金铁主义》中，他以为法国数十年流血遍地，俄国亦然，只有英国最好，王政复古，国事安全。
　　但他也承认，譬如俄国，政府过于强暴，惨无人理，罪恶专制有如蛇蝎，而被政府之压抑既久，怨恨太深，故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在此文中又说，举兵以抗政府，很少没有被政府军打败的。譬如普鲁士、俄国改造君主立宪即是。但是民军虽败，却唤起全国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而舆论之武力终胜”。所以他以为，唯舆论才是造成胜利的根本。宪法得以实施，国会得以召开，最终将归功于舆论，而不当归功于兵力……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1）
当1906年9月，张之洞奉上谕：载泽等陈奏深以国势不振，由于上下不能相连，内外隔阂，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唯仿行宪政，大权统一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亟应先将官制次第更张……以预备立宪基础（《张之洞年谱》）。
　　一个“大权统一”，一个“但是”，所有努力全打水漂了。
　　到了次年的夏天，安徽巡抚恩铭被道员徐锡麟行刺出缺，张之洞立派第八镇统制张彪，乘军舰前往弹压。
　　清廷命令张之洞，立宪之道宜如何进行，各种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这一路共有33位随员，经费是26万两银子。至于考察报告，各团员都大感头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将工程发包给杨度。半年多时间，游历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熊希龄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团，赶紧打道回府，理董考察报告事务。他专门到日本，去找杨度要稿子。
　　杨度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为列强欺凌剥夺，“今政府之对于外，则赠礼之政府也。所赠者，国民之经济而已。其对于内，则窃财之政府也。所窃之财为何？国民之经济而已。其不负责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金铁主义》第三节）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长，实为一专著。对社会、对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辗转复沓，横说竖说，反而减弱它想达到的效果。
　　杨度的设计、理念都没有问题，虽说来源于日本宪政，但矛盾纠结的晚清帝国，实现的路径却没有一条。
　　杨度晚年好论佛，《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状，如在目前。他说他的修炼，“自觉气达于丹田，转趋尾骨，上缘背脊，以贯于顶……此后静坐之时，手足自动，异状甚多。身亦上腾，几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动毕，遂及他部，或齿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转动，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动，作种种喜怒哭笑之状……”
　　此系论静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搅动心里火山之爆发，五脏六腑，骚然万状，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学时以君宪论结识袁世凯，从此多年奔走其门下。袁世凯暴卒后，他又依托张勋、曹锟、吴佩孚，其间也曾转贴孙中山。再往后是张作霖、张宗昌、第三国际、杜月笙……汹汹奔忙，六根不净，昭然若揭。
　　所以他标榜的修佛，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竟很像谤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过日本，杨度事先撰写考察蓝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补足。
　　时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龄随载泽等访欧，经日本、抵东京当日，即将此任务交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写了几个月，夏天交卷，其后与梁启超商组党（宪政会），以人事纠纷未果，1907年创《中日新报》，组政俗调查会，脱离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联络谭延辏У热俗橄苷�讲习会，该会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入都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五大臣出访的依托（2）
同年7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谈到“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实，维持其蔽可也。谓得国粹即能保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见其徘徊犹豫之状。
　　1907年，又派政考团达寿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备工作，各省成立咨议局，府、县成立议事会。
　　今有告别革命派以为当时革命党不闹事，听任清廷立宪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通的。首先，立宪的筹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一旦压力停止，立宪马上停止。
　　其次，号曰立宪，却容不得维新立宪派人士参与——只许我自摸，不许他人染指。譬如此际梁启超在东京组政闻社，彼欲回国参与分权，却被严厉禁止，明确告之他们仍是戴罪之身！
　　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反而倒有无尽的机心与蛮横。1906年秋，载泽并向慈禧密奏“立宪”大利有三：“一曰皇位永固，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大利三。”也即“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那就看他们的另一番算计了。国家、生民都是其不惜埋葬的赌本。“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面对晚清的劣政恶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更多地选择了忍辱偷生，或同流合污，或把生命消耗在毫无指望的上书请求路途。但同盟会健儿的挺身犯难，不乏吴樾、徐锡麟、彭家珍这样敢于公开向*宣战的孤胆勇士。
　　端方考察美国时，大员出洋考察政治，端方、戴鸿慈由日本转美国，抵欧洲，绕地球一周而返。当时中山先生委派冯自由驻日本，陈少白驻香港，刘成禺驻美国旧金山，与保皇党人相争持，遍设言论、筹饷机关于南北美各国。刘成禺为洪门致公堂白扇，握有言论总裁权，端方到美后的情形，刘成禺多有所知。加利福尼亚大学请端方、戴鸿慈二人赴校演讲，刘成禺正在该大学，得以亲见其演说情形。他在《世载堂杂忆》中记叙当时情况，大学校长请他们演说，端、戴两人同时上台并立于演席中。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你和西方人多有往来，你才晓得规矩，你先说吧。两人一左一右站立，端方说一段，翻译译一段。译完，端方就问戴氏说，老前辈，我说的没错吧？戴鸿慈说，不错不错。端方又说一段，翻译译完后，他马上又向戴氏请教对否，如是往复数百次。结果那些听演说的西方人就问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刘成禺就以中国古礼如是作答。校长得知后，就修书以刘成禺所说致谢。于是端、戴就问刘成禺，所谓古礼之说在哪部经典里头。刘氏举出当年苏东坡自编典故的故事，说是想当然耳！一度在唐人街传为绝妙好辞。
　　端方知道刘成禺从湖北来美留学，就视之为他的学生，托人转达要求刘氏去驻地看望他。待到见面，他问道：“你是我的学生，何以不来见我？”刘氏以报馆忙碌卖文为生作答。端方就说：“我读汝在《大同日报》所作之文。我语汝，从今以后，那些话都不要讲了。”　刘成禺故作不知。端方说，什么话！就是你讲出口的那些话，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从今以后，都不要讲了。同是中国人，一致对外，此次考察回国，必有大办法，老弟，再不要讲了。
　　临行，端方又说：我忝居老师，你屈居门人，你给我面子，那些话此后都不要讲了。刘成禺说，端方口中所谓“那些话”，盖排满论也。
　　到了1907年，立宪在全国绅商阶层已趋共识，逐渐形成涌动的呼求与洪流，他们请愿召开国会，开放舆论。民间要求归要求，在宫廷内，又是一番情景。1907年6月，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参劾，说他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请予罢免。这个奏稿系杨士琦手笔，由恽毓鼎具名，奕劻背后指使，给杨士琦的润笔是白银二万两。由铁良、孙家鼐查明，随即将瞿氏开缺回籍。稍微开明者即无法在慈禧势力范围动弹。
　　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预备之期为九年。该大纲为宪政编查馆草拟，可疑之处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变化，实为渺不可期，缓兵之计，既可为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