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逃。保皇会在海外运动华侨，积有巨款，因为维新败北的创痛，密谋在武汉起事，由唐才常主持之，他在长江上下游有所布置。哥老会势力遍布长江，唐才常游说其合作。哥老会头目说，我们若以勤王为号召，动起来后，情绪难以把握。必须动之以利益，才有办法。
　　唐才常不得已，同意其大戮三日，然后封刀安民的要求。此举大为世人诟病。
　　从武汉到上海，持一种富有票证为入党秘证，最高计划是将光绪帝从瀛台劫持出来，运到西安，重建王朝。因事机不密，1900年8月21日晚被张之洞逮捕，次日被害。
　　两湖总督张之洞本来并不一定要杀他，但是湖北巡抚荫霖以其大逆不道，不杀不罢休。于是唐才常授首。
　　本来他们的势力已经不小。张一麐当年从宜昌西行，看到东湖县张榜揭示第五次富有票免究者二百多人，算起来，东湖一县就有一千多人，而全省数目之多，当令人吃惊。如此之多的会众，却甫起即败，令人浩叹。当慈禧一行因八国联军进攻而西向狂逃，到了河南省一带时，曾给慈禧救驾的吴永在湖北境内看到一个告示，通缉富有票持有者的疑犯。富有、贵为两种票据，本来是一个革命机关的手续，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属于一个标志，首领唐才常，是康有为的学生。因此在票据当中嵌了“有为”二字。唐才常失败以后被杀，慈禧在逃难中还在通缉搜捕他的余党。
　　他本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门人，但张之洞却杀害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自立军因之*云散。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用武力开辟夺权道路的尝试遂告终结，他们也不愿再试了。康有为分析张之洞的心理，“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虽也说在点子上，却也十分无聊，滚滚的人头，回天乏术。张之洞《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括之以“五知”，知耻、知惧等等。另外他也说要知变和知要，甚至说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在维护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参考“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养专制制度之阙，以起内政之疾，但有一个清朝廷永远在上头，这些思考的折扣就大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以为，张之洞督楚十九年，其建设事业，规模宏远，鄂人颇称颂之。第晚年政存宽厚，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凡贫老者，咸委县缺、厘金以周济之，此辈以戒得之年，恣意贪婪，之洞不问也。这个就乡愿一点的观点来看也没什么，但他自述《劝学篇》的写作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
　　这个却有点问题。
　　其说，有点像杨度在革命者和康、梁之外的第三条路线。但是杨度的第三路线却是要从夹缝中走出来——虽然他根本没有走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才常的宿命（2）
而张之洞却更走进了夹缝。
　　盖其西化虽未走偏，却远不到位；另外就名教、本源而言，虽看似到位，却严重走偏。盖其所说是清廷歪曲过的名教，是一种专制的变相的传统，是假传统。而真传统却在革命者那里，在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胡汉民、陈英士……他们那里，1902年的4月份，章太炎在东京举办中国亡国242年纪念会，此前他和唐才常共同组成自立会，但他以反对勤王为号召，当场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鼓吹种族革命，发掘人民的历史观念。此种观念又直接从顾炎武、黄宗羲那里承传开辟而来。他们才是真正正统的思想家。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所编《中学修养教科书》各册由商务出版。此为中小学修身课本。该书序文说“无徒以四书、五经……扰我学生思想”，被张之洞指为妄诞，欲对蔡元培不利。商务为免去麻烦，在版权页未列蔡先生名字（《蔡元培年谱》336页）。汪精卫策划大举行动之际，蔡元培在德国，但与革命党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蔡先生写信给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国人所组织之小队，或可发一惊人之剧。”
　　大约三十年后，张之洞的小孩又跑到汪精卫的面前讨好。其子张仁蠡在抗战期间投到日军卵翼之下，1939年夏任武汉特别市长，依托日军，以他爹张之洞当年在湖北的声望为后盾，以簪缨世族为居。他为了在武汉市长位子上和伪湖北省府的何佩瑢等人争权夺利，对方提出省市政府合并计划，拿到板垣征四郎处欲批准。
　　张仁蠡无计可施，面临被人吃掉。他原来曾在北洋时期在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下当科长，于是就请退隐京华的傅先生开书单，他拿去刻印，这种种转折都是为了用来讨好汪精卫。他先到汉口藏书家徐行可处拜访，讨得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因为文廷式乃汪氏钦慕的词人，将书送给汪精卫祝寿，汪极重视，不久即予刊刻，这样张仁蠡复又站稳脚跟（伪鄂省财厅会计张世瑛的回忆）。
　　此一循环，不知张之洞在地下作何感想！
　　戊戌年慈禧发动政变前的两个月，就下令颁发张之洞《劝学篇》于各省，用以对抗改良主义运动。书中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为中国之祸”。“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的结论是：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这也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了。问题是专制乃杀灭生机的一种病毒，怎么以之“求富强”呢？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张氏的症结，就在这里。
　　张之洞要维护旧的道德，其实旧的思想好的一面，也要在*体制下才能完善之，辩证有序融化之，升华之，承继之。旧思想、旧道德中好的一面，在专制中同样备被打压，至晚清，世道跑步进入缺德社会，根源在于清廷的习惯性缺德。
　　如此一来，张之洞之流要求不变中体之下，来做立宪意义的改良，那就强人所难了，是看似正确，实则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之路。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康有为活在幻想中
康有为对皇帝的怀念，执著的念想，在变法失败后狼狈逃窜的年月中，越加的深入骨髓，渐渐地发展为一种相思成疾的精神病倾向。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在他眼中，都会显得轻飘无质量；其他的路径和方法，被他以皇帝头号幕僚的身份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康有为就活在这样的幻想和幻象中不能自拔。
　　他自然有他的理由。且看当年他们之间的对话：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
　　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颓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轧，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
　　上然之。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
　　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
　　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伊（指守旧权贵）等皆不留心办事。
　　吾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
　　上一笑。
　　吾曰：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
　　上曰：然。
　　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上曰：可。
　　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上曰：可。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节录）
　　一个何等开明、锐进，富有超越眼光和远见卓识的光绪帝啊。难怪康有为开口闭口他和皇帝如何如何了；问题是变法烈火焚城一般亡于慈禧的政变，一时间人头落地，杀戒大开……改良派背井离乡，有国难投，皇帝又在软禁的折磨之中，而康有为这个时候仍然沉溺在当年短暂的得意，一概拒绝革命者的善意和帮助，这种固执和不智，对康氏本人，对幽禁中的光绪帝，对改良事业的前途，都是极大的根本的伤害。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康有为常常口不择言，其言其文，伤人无数。
　　现今的国人大体上和旧时代不同了。他们不再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和一些守正不阿的清官。他们业已懂得，只有西方式的*制度，才可以保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富裕、安全和受到公正的对待。就算得力的强梁或中产以上阶层，也多作此想。这是他们急不可待地将子女玉帛转移到欧美的一个原因。
　　但那时的康有为却自始至终渴望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对他那么赏识。
　　

梁启超念头飘忽
1900年，梁启超想去美国，未及到，而义和团已在北京骚乱，接到多方函电催促回国。回至日本，闻北方失守。抵沪之日，唐才常等人已先后就义。
　　公私皆不获有所救。于是去国，先往香港，继而渡南洋，游澳洲（《三十自述》）。他1902年春办《新民丛报》。他说，“专欲鼓吹革命”，“如欲导以变法，则不可不骇以民权，欲导之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以革命”。大概唐才常的血把他刺激了一下。
　　钱基博说：“梁氏……其间亦为革命排满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
　　1903年，康有为在香港发表《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予以痛驳。
　　这个时候，梁启超将世界政体分为三种，一是*立宪政体，但他说该政体在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施政方略变数太大，不是国家之福；二是君主专制政体，朝廷把人不当人，防民如防备盗贼一样，各种矛盾冲突导致大乱，也可怕得很；三是君主立宪政体，乃是最优良的，它行之有效，又合于中国风俗。
　　但是他又说，今日中国遂可行君主立宪政体乎？还是不能。立宪政体，必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
　　这又把话说回去了。既然如此，当年何必紧紧抓住光绪帝变法呢？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代等下去不好吗？
　　到了1905年，他撰写《开明专制论》，倡言中国今日万不能实行共和之宪制，也不能实行君主之宪制，当以开明专制为宪制之预备。较之同盟会此时发行的《民报》，梁氏常与之为敌，思想又趋保守逆动。
　　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1910年春刊于《民报》。他在此数万言长文的结尾部分指出，立宪派的论点：应使宪法由国会产生，不应是国会由宪法而生。
　　这是不错的，它是宪政的正途。
　　问题是，前提是宪法若要由国会产生，就决不能使国会由朝廷的指定而组成。若是这样，那宪法也不可得。现实是什么呢？国会系由朝廷指派而成。
　　这一点，就连立宪派也绝望了。
　　所以，汪精卫在文章中呼叫立宪派赶紧醒悟，促他们勘破生死界限，假如他们真的念及人民的疾苦哀号，就应当奋然投袂而起。
　　作者指出，专制之世，上下都没有法可守。因此人民对于君主，只有以道德高下来判定，有道德就足以服人，无道德则被指为残贼。立宪的世道就不一样，君主和人民的权利义务，都有法条所限，人们看待君主，没有贤愚不肖的问题，仅有违法与否的分别。若要把危险的大权在握的君主控制在笼子里，使他不至于乱咬人，必须造成真正的宪政。若是国会由强权指定，那样的国会就只得名义，宪政呢？自然是晃晃悠悠，无根漂蓬，又必定泡汤了。
　　在同一年的梁启超的文章《国会期限问题》中，梁氏以为，清朝官吏视宪政为寇仇，所痴迷者，就是金钱，就是权位，没有别的。他们也大呼要立宪要宪政，不过前提是这种宪政必须保证他们对权位、金钱的攫取，否则什么宪政也不要。
　　梁启超论到，前些年，考察政治大臣曾有结论：立宪政治，上利君，下利民，而独独对中间的各级官僚不利。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迷醉的贪贿之政，肯定不可行了。所以梁氏认为他们才是宪政的大阻碍，即宪政的阻碍并不在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基于此点，他推求再三，恭维说，皇上对宪政的期待，比任何人都还要急迫。皇上定然对国会爱护有加，就像爱护子女一样。可是，预备立宪一会儿九年，一会儿七年，没个盼头，他也急啊。那怎么向国人和读者解释呢？梁先生说，可能是要求宪政者的哀告还不够，诚心还不足，那么他就要带头，不断地请求，不断地上书，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此公也真可谓移宪政之山的愚公了。
　　章太炎对康、梁辈是很烦躁不耐的，主要就是他们难以沟通、难以疏通、难以交通的心性把他搞冒火了。他决然说：“世有大雄无畏者，必不与竖子聚谈猥贱之事已。”（《四惑论》）
　　就梁先生的言行看来，游移跳动，忽三忽四，忽天忽地，念头飘荡，殊少定见。谭嗣同的血算是白流了。他曾撰写《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与人民》，为当时清廷下预备立宪令合作。后又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政论》，旋为清政府封禁。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连梁启超一块儿起用，授他为法部副大臣，这时他反而不干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章太炎大笔如椽
1903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其文富于思辩、学理和论战性；而康、梁的文章都是血质充沛，感情外露，笔蘸浓墨，哀感顽艳。
　　章太炎投身论战后，他的文章征引繁博，论据坚实，康、梁逊之。无论掉书袋，还是述见解，章太炎均胜对手一筹。文人学士，转而佩之。“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岂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