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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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仁”的精神实质是“通”，“仁——通——平等”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
康有为的家族长辈“剿灭”太平天国有功者很多，荣归故里，给童年的康先生影响甚大。他在11岁的时候就有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他的叔祖康国器在南海县银塘乡修筑园林，大购藏书，有为得以博览群书。他十五岁时，第二次应童子试，仍不售。十九岁，应乡试不售。但他这时候写的文章已经纵横捭阖，大有澎湃之势。二十二岁时，他因苦闷一度入西樵山学道，然后一直读书，研究不辍。二十五岁时取道天津入京，应顺天乡试又不售。回程在上海亲见租界及街道之繁华，了解西方的兴趣大增。
　　康先生二十九岁时，通过他人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开局翻译西书，有意介绍泰西政治制度。他批评从前传教士所译之书多为军事、医学之类，以为那属于本末倒置的不切之学，惜事未成。三十一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仍不售，改以书稿传播形式上书，提请变成法、通下情。书未上达，而影响不小，此所谓布衣上书。沈曾植、翁同龢等人支持他上书，而另一批官僚如许应骙、李文田等则竭力反对，在京的广东同乡甚至有提议将他驱逐出境的。而屠仁守因为帮助他起草文折，竟被慈禧太后革职永不叙用。
　　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四处游历，游览江南诸名城，绕道武汉。1890年，即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梁启超等人来从他问学。
　　1894年他三十七岁了，那时孙中山忙着在檀香山筹组兴中会，康有为却忙着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七月份，给事中余联沅提请焚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两广总督李瀚章下令，康有为将该书自行焚毁。
　　1895年，他三十八岁，因《马关条约》之签订，激起人民抗议。康有为派梁启超在应试的各省举人中鼓动联络，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批这个条约，上书内容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事。此第二书就是“公车上书”。因联络附议人多而声势浩大。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最后形成极有声势的请愿运动。但是慈禧等人迫使光绪帝批准签订《马关条约》，造成既成事实，并对签名者实施恫吓，请愿逐渐沉寂。
　　上书后不久，发榜，康有为中进士，旋授工部主事。五月，他又上第三书。
　　康有为对皇帝的感情，在第六书中说得清楚，乃是皇帝叫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去向他咨询，又索要他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康有为颂之为历朝历代没有的事，是大圣人的圣德在播撒光辉，感动在此罕有的知遇之恩。
　　黄遵宪《杂事诗》写日本明治维新，“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
　　此与德川氏崇儒术有关，读书明大义，始知权门专权之非。黄遵宪说：“后有布衣高山彦九郎等，力倡尊王攘夷，一倡百合，幕府严捕之，身伏萧斧者，不可胜数，然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何负于国而欲废之耶？”
　　但是日本变法成功，其人事结构与中国不同。
　　

康有为变法的经纬
康有为《强学会序》形容列强的虎视眈眈，有谓“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人心惶惶，事势错杂者不可终日”。
　　而中国则“孱卧于群雄之剑，鼾寝于火薪之上”。
　　康有为的意思，这个时候，审时度势，绝对要重于扼守旧制，也即通今重于考古。审时之重点在于广植学问以救世。
　　因为政治的不上轨道，引发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后引起了虎扑狼咬的瓜分运动。
　　康有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就是在割地赔款的惨境中，人心惶恐不安，一个人提出不同寻常的救国方案，既合乎古训，又衔接当时世界潮流。
　　康先生自有阅读能力以来，就特别关注这个政治制度的沿革，以及经世致用之学。他和李鸿章成为改革的两翼，前者是变法运动，后者是物质的改革。
　　王莽“变法”引起众怒，成为千古罪人；王安石最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康有为以他的绝顶聪明，一把揪住孔子这位至圣先师。
　　他的《孔子改制考》，断言孔子根本是一位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统。他从这一别致角度解释孔子思想，目的在于*呶呶之口。
　　强学会之前，康有为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以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两千份。又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当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
　　《上清帝第五书》洋洋近万言，中心就是要在悲惨灭亡的边缘，以求变法图存。
　　该文涉及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写法上颠倒回环，辗转复沓，几等悲呼惨号。笔法穷极形容，出以治病之方，哀感顽艳。“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
　　“公车上书”是联署一千多人集体表露心声，康、梁挂帅，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汇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公车上书记》序），效果并不见佳，以后的上书基本上是单干，力求直达皇帝本人。
　　《上清帝第六书》，为统筹全局折。前五书只有第三书到达皇帝手中，康有为说他屡次力请变法的折子，竟是这种待遇，所以他痛苦到只有“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
　　“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他苦口婆心，反复申说，与其是说写给皇帝，不如说在打消守旧势力的担心。他说，旧有的祖法，是拿来框制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的。倘若祖宗传下来的地盘都被割得四分五裂，那又到哪里去找祖宗之法呢？若仅守祖宗之法却不能收祖宗之地，这不是荒唐吗？但假如说稍微变一下法就能守住祖宗之地，这难道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
　　但是说到变法，皇上积极推行，但大臣们左右阻挠，知识分子良心人士论说传播，守旧的势力群起攻之，造谣诬蔑，水火相攻，那就是缘木求鱼，鱼永不可得。
　　他在第六书中的具体指陈，假如皇帝下决心变法，就应该：其一，在天坛太庙，集合群臣宣誓变法，诏定国是。其二，群臣上书表态度，否则下台；民间上书设点应有御史监收，使其直达皇上。其三，设立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开通轮值方式，皇上每日亲临商榷。
　　论说三权分立的重要内涵，议政、行政、司法。而清廷只有臣子上朝跪对，哪能商量什么问题。现在都说新政，但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集中，总署仅管理外交，却又管商务等，事权不明，人员多老迈者、兼差者，他们能办成什么事！所以制度局之设立，使之为变法之焦点，乃为重中之重。
　　对于现有的守旧势力，在行政系统的僚属，怎么办呢？他说，骤然去之，也是不对的，也难以进行，所以在制度局之下，设立十二局分领其事，是为：
　　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邮汇局，陆军局，海军局。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提出四项变通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以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之策，第四项乃巩固国本以自强的根本大计。
　　不过直到第六书，他都只是强调立法机构（第六书中表述为议政机构），行政、司法却与泰西相去悬绝。盖西式行政系统主官，皆由民选，再由主官组阁，而康有为的上书中，则以旧式司法、行政系统来和新式立法机构生硬嫁接，其能生出何种怪胎，将不得而知也。他虽知三权分立之概要，却以立法仅为议事。他说行政系统犹如手足，不能倒过来替皇上（头脑）参谋。这样看来制度局更倾向于一个幕僚机构，还不是根本意义上的立法机构，由此也可见此老于西法尚未透彻到舍筏登岸的地步。当然了，假如变法得以实行，也不妨步步为营，但是在发源的理论源头没有到位，总之还是有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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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优势与劣势
戊戌变法两年前，即1896年春，李鸿章带着于式枚、罗丰禄等十余人赴俄国，在莫斯科签订密约。夏季，转赴德国，觐见德皇威廉二世。然后再转往巴黎、伦敦。八月底，至纽约，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秋深时方自美返天津。
　　也就在李鸿章转往德国之际，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伦敦、柏林交付。
　　在清廷，张荫桓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交涉。杨崇伊奏，弹劾翰林文廷式，以其“遇事生风，语多狂悖”，永不叙用。
　　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同龢的学生，也是主战派的生力军。文氏奏参李鸿章挟裹洋人自重，为慈禧及李鸿章所痛恨。其后，文廷式即被驱逐回籍。
　　李鸿章欲保其荣华地位、身家性命，一意为恶，打击民间变法，打击变法之同僚。因能言、敢言之士威胁到他的地位，如此一来，遇强敌只有拿国家利益交换了。
　　当李鸿章回国时节，孙中山先生却在伦敦蒙难。先是清廷命驻美使臣杨儒追缉孙中山，先生10月初自美抵伦敦，被诱禁于中国驻英使馆。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在日本出版，谭嗣同《仁学》完稿，严复《天演论》译文脱稿，孙先生实践革命，文廷式、康有为却与强学会有关，李鸿章对之都是一样的打击。
　　此前，1895年7月，康有为发起，帝党中坚人物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陈炽、沈曾植、文廷式为中坚人物，袁世凯在这时和康有为接触，因而他也参加进去。
　　该会组织发展很快，声威广播。
　　翁同龢对之极为注意，慨允拨发经费。王文韶、孙家鼐、张之洞、刘坤一均或捐助资金，或拨给会址，以作政治投资。英美公使表示要捐助仪器图书，李提摩太亲来联系，但李鸿章和大学士徐桐的人马也有打进学会，传情报，搞破坏，如张孝谦、史褚成等人。
　　夏天，康有为到上海、南京，组强学会上海分会，但张之洞这时作为两江总督，要求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的变法学说。康有为拒绝了。秋初，章太炎、陈三立、岑春煊、张謇都加入成为会员。
　　类似的组织在全国出现。
　　秋天的时候，李鸿章的党羽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要求禁止，遂被下令封禁。文廷式旋被革职。
　　其后，康有为回到广州的万木草堂，当时孙中山在附近开业行医。康有为常到这座楼购买各种西方书籍，孙中山发现这个倾向，就想把他争取过来，托人说项，希望能做一次会谈，但是康有为要求孙中山递交一份门生帖子，拜他为师，孙中山觉得这非常可笑，于是会谈流产。
　　1897年，康有为四十岁了，他转往桂林，和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企图建军、购置武器。这一年，黄遵宪由湖南盐法道署按察使，梁启超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
　　谭嗣同自南京辞官归长沙，组织南学会，该会为上层知识分子的改良派组织，同时又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
　　十一月的时候，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国事需要国会讨论，颁布宪法。皇帝欲召见，许应骙挑拨阻止，说是康有为的官儿太小，不够召见的资格，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遂由帝党方面的御史杨深秀来访康有为，彼此深为投契。
　　实际上改良派对守旧势力的利益还是充分考虑到的，譬如并不准备将其待遇撤销。政治方面的禁止妇女缠足，下诏求言，拟定宪法开国会，满汉不分，断发、易服、改元，都并不怎么触动他们的利益；经济方面的奖励工艺，提倡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等，也都并不触动他们的禁脔。
　　但在康有为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变法失利的灾难程度。
　　对于洪秀全来说，皇帝非由我做不可；康有为呢，皇帝虽不必由我做，但皇帝得听我的，我在皇帝背后，他的大政方针，一如我意中所欲出。
　　但是这个听我的皇帝，却被一只强有力的黑手控制拿捏，康有为怎能咽下这口气呢？
　　他必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放手一搏。
　　

帝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