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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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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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谭嗣同慷慨赴难那年，他才34岁！短命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政变声中流产，谭嗣同将自己的文牍交付梁启超，嘱其东渡日本避难，自己则选择慷慨赴义。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志士曾派人与之联络，表示当保护营救，他毅然回绝，并告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9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在菜市口殉难。
　　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半在甘肃度过。他的父亲谭继洵在甘任按察使、布政使，他即随父在府中读书。他也曾朝着西北的更西方向驰驱，远走大漠边塞；也曾和仆从一道，张弓纵鹰，与边民同在凛冽朔风中疾驰竞猎。他曾率仆从数人骑马出塞，在冰天雪地中往复七昼夜，行程1600余里，返回后，髀股被马鞍磨至血肉淋漓。
　　他在被捕候刑期间所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何等气概。十余岁时，他即对王夫之的思想大感兴趣。一方面是压抑了两百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一方面是经世济民的学问深植胸中，他顺理成章地厌憎窒息人性的八股科举，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后来他和北京的义侠大刀王五相交善，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基础就是他的学养所致，尤其是其中民本思想影响最大。
　　后来梁启超向他的学生吴其昌谈及戊戌人物。梁先生说，大难临头，光绪帝央求英国使馆护送康有为出京，并未求日本使馆。但当时日本使馆早奉有保护*之密令，于是自献殷勤，努力营救。
　　梁启超最钦佩谭嗣同，他说谭嗣同和他在使馆住了两天，日夜商量救皇上之法，并计算康有为的行踪。一次，谭嗣同忽然想到了什么，回房中良久，出来叫使馆仆役往某衙门投文，并对梁启超说，还必须告他自己的老爹一状！梁启超茫然不知何意。事后传说谭父告其子嗣同忤逆，断绝父子关系，才得免受牵连。于是明白，那天谭嗣同闭门所干的就是这件事。真是血热而心细，身殉祖国而保全老父，再没有像他这样义烈的人了。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
清廷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可以说是维新派和宫廷之间的桥梁。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促成他次年上疏光绪帝明定国是。他主张破除资格，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他建议光绪帝将这些维新志士置诸左右，以资顾问，筹措新政，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
　　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的第三天，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梁启超、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但其最终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说白了就是要看住统治者，将其权力做相当的限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时代的发展真是极为吊诡。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差不多正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时代，明治维新所启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改革，是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后参照进行的，而洋务运动仅仅“师夷长技以自强”，重在改良生产技术，两者进行的后果相差悬殊。
　　到了甲午战争，日本大胜，所依托的底气，就是来自于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变法维新的声音。
　　这是戊戌变法的心理背景。但即使顺利启动改革，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何况它又只是一场悲凉的失败的改革。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以及《泰西新史要览》的译本和其他各国改革书籍，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并非中国无人，并非中国知识界的智慧不及日本。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启蒙运动。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变法虽然失败，但历史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在戊戌变法前几年刊行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工、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他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后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这样的思潮已深植知识界的心胸。
　　

改良与革命的辩证
一般舆论认为，戊戌年要求变法、要求改良，还是保皇主义者，还是要把爱新觉罗的大清朝保下去。这个要分两步看。
　　从变法的内容上看，就只是保江山的壳子，而内在的实质都要改变。谭嗣同的保皇是要保改革派的年轻皇帝，却不保皇朝那种至高无上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他和同盟会的诉求有重合之处，只是到达的路径大异。谭嗣同求仁得仁，康、梁却溜之大吉。也不是说他们的逃逸就不对，实在是没有引颈受戮的义务。再说变法虽然失败，但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留得青山在，异日尚可卷土重来。但谭嗣同是自己的选择，意在以一己的颈血唤醒麻木不仁的老中国儿女。
　　谭嗣同太高尚了，他的选择，老大专制、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承受不起，他们更领情的是洪秀全式的唤起。
　　从清廷的皇族一边来看，假使他们有较高的智慧理念，以原有行政资源掌控改良，则其江山的框架保持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改良既承接历史，也指向清晰的未来，就时局而言，也能保持稳定，是当时可见的成本最低的改革。
　　一般来说，无论是太祖努尔哈赤，还是圣祖玄烨（康熙帝），或者高宗弘历（乾隆帝），当他们的在天之灵得知大清帝国随时代变化而延续，只是改掉了“祖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能不欣然接受吗？但是他们的传人没有这样的智慧。慈禧太后诸人对照变法者的行为、变法的条款，倏然心惊，还是觉得“维护祖制”才是根本，这个根本高于一切，于是怒从心头起，骤然翻脸，菜市口杀戒大开，把所有柔性改良的路子都堵死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愚蛮的守旧派要把烂尾工程进行到底。一切和平解决的大门予以关闭，专制政权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怒火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