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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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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拳：兵谏君王，自我戕害
《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了楚国一个特别的人物——鬻拳。鬻拳是楚文王手下的臣子，因为觉得文王一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因而再三强谏。（《列国志》中说，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获了蔡侯，准备将其烹杀，以祭献太庙，鬻拳固谏。）楚文王坚持己见，不听从鬻拳的劝谏，鬻拳于是抓住文王，以兵器相威胁，文王恐惧之下，表示听从，并按其劝谏去做。事后鬻拳对人说：“我以兵器威胁君王，这是莫大的罪责。”于是自刖其足。楚人很敬佩他的忠贞，遂让他做了大阍，管理宫门，尊称其为“大伯”，并准许他的后人世袭其官。
公元前675年，巴人（今湖北长阳一带）作乱攻楚，楚文王率兵抵御，被巴人打败于津（今湖北枝江县西），逃回楚国。守门之吏鬻拳听说楚王战败而回，故意闭门不纳。楚文王被鬻拳所迫，率军伐黄（今河南潢川县西），打败了黄师。文王凯旋归国时途中病死，鬻拳闻文王凶讯，亦自杀而死，被楚人葬于绖皇（地下宫殿的甬道门口），作为对其忠于君王的嘉奖。
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第一次以兵器相威胁，第二次闭门不纳，迫使君王放弃本身决定，按臣子的意见去行事。鬻拳的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以威胁强迫手段对付君王，以臣逼君，严重违背传统政治观念中关于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鬻拳对君王的劝谏内容又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不包含任何个人的目的，表现了一位忠君之臣在特殊情况下为国忘我、大义凛然的勇敢刚直，又符合于忠臣的行为标准。鬻拳的劝谏行为，是一种内容上的忠勇和形式上忤逆的结合。为了保证忠君利国的劝谏内容的贯彻，他不得已采取了与君臣规范相忤逆的劝谏形式，犯下了威逼君王的大罪。
为了忠君而胁君，这种行为在社会评判上是有功还是有罪，传统政治观念在此陷入了难以解脱的困惑。这一困惑一方面表现了鬻拳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传统政治观念中的一种重大缺陷。然则，鬻拳的行为正好发生在南蛮楚国，在这里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是非正统的政治伦理观念。立国于荆山蛮荒之地的楚国是靠武力扩张得到生存发展的，好战尚武、重国轻君的习性已内化为国民的性格，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政治观的另一种异样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国家的根本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利益，以战求胜是国民最大的荣耀。在这种背景下，鬻拳的行为自然是少有罪责的。
鬻拳以忠君利国为劝谏的着眼点，君王采纳了他的意见，正合于他的所求。然而，鬻拳并没有忘记他胁迫君王的罪责，他第一次谏君成功后自砍其足，第二次自杀身亡，表示了对自己胁君之罪的惩罚。鬻拳无疑是一个受到传统政治观念影响的人物，通过这种自我戕害式的惩罪，他不仅是要表明胁君之谏与个人利益的无涉，去掉别人可能产生的误会，而且是要告诉人们，劝谏君王绝不能用胁迫君王的形式，否则就应受到严厉的惩罪。在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胁迫君王之后，又向人们表明胁君的罪责，制止人们效法学习，这正是鬻拳两度自戕的苦心所在，也是鬻拳难被别人效仿的最为独特的地方。
传统政治观念要求大臣忠诚于君主，又顺从于君主，这种要求是以君主绝对正确为基础的，现实中君主的行为并非绝对正确，而当臣子能够看清君主行为的错误时，忠诚君主和顺从君主就成了对臣子的两个矛盾的要求，臣子遵循了这一要求，必然违背了另一要求。这一矛盾是传统政治观念内在矛盾的体现。传统政治观念以维护君主专制为最高主旨，这一内在矛盾就无法避免。鬻拳的胁君之谏揭示了这一矛盾，他希望以自我戕害弥合这一矛盾，最终充当了传统政治观念的殉葬品，留给人们一个独特的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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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王：临终处臣，善定后事
楚文王是春秋前期的楚国国君，对楚国的发展曾起过重要作用。《说苑？君道》、《吕氏春秋？仲冬季？长见》以及《左传？僖公七年》记载：楚文王病重时，对大夫说：“管饶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与他相处总是感到不安，不看见他也不会想他，但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益处，一定要替我即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为我先安排好了，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就想他，但我因此有了许多过失，一定要即时打发他离开。”大夫答应了，于是就封给管饶大夫的爵位，给申侯伯送了些财物让他离开。申侯伯准备去郑国，文王对他说：“你一定要谨慎呢！你做人不讲仁义，又想得到别人的政权，去其他国家切不要带着这个毛病。”申侯伯并没有听文王的劝告，到了郑国，三年就参与了郑国之政，但过了五个月就被郑人杀掉了。
楚文王料想自己不久人世，遂对两位臣子做了安排。管饶是一位礼义忠信之臣，楚文王安排让封给他爵位，以作为对他的奖赏。申侯伯是一位善于逢迎君主的谄谀之臣，文王安排让打发掉他，并给其本人以中肯的告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文王对其告诫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楚文王曾与两位臣子长期共处，对他们的秉性特点必是早有所知，为什么对二人的不同安排要到临死时方才做出呢？从情理上讲，这是有着重要原因的：管饶常以礼仪规范要求君王，少了点人情，文王对他有点不大喜欢。任用了他，让他进入国家的高层政治圈，文王必然要与他朝夕相处，其个人活动必然会有极大的不方便。申侯伯善于逢迎君王，若打发他走，文王就会失掉为自己创造乐逸生活的称心之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王病危时向大夫坦诚地表白了自己与两臣相处的感受，多少表明了他对两人迟迟不做最终安排的原因乃是在个人感情方面。然而，楚文王总不失为一位明白君主，他知道忠信之臣对国家的重要，也知道谄谀之臣对国家的危害，为国家计，他在自己将要离世前安排封爵于管饶而辞掉了申侯伯，因为这时他已与两人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了。
据《吕氏春秋》讲，楚文王在做这种身后安排时曾对人讲：管饶这种礼义之臣，不在我执政期间得到爵位，后世的圣人会怪罪我；申侯伯这个人，不在我执政时辞掉，后世的圣人也会怪罪我。看来，楚文王心中有着十分明确的是非标准，为了交给后世继位人一个健康的政权班底，为了使自己的治国用人经受得住后世的是非审判，他下决心在自己撒手国政前对两人做出了最终的安排，是后世评判的压力督促他把迟迟推延的人事安排在离政之前迅速实施。
从楚文王的临终安排一事中，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上的君长既要治国理政，同时又要追求个人的舒乐安逸，他们在治国用人上会夹杂个人感情的因素，使用一些为一般臣民所不齿的善谀之人，这并不是君长的糊涂，而是出于他们的需要。相反，一些刚直清廉之人往往难得君长的青睐。一种社会体制保障着君长的某种核心地位不受侵犯，君长的个人情欲就必会体现于一定的范围中，渗透到对人的种种关系上，这是情势所然。然而，善谀之人虽能从君长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却始终不会得到君长的尊重。清廉之人既然以清廉为高尚，就应该从心理上自觉放弃对受青睐地位的追求，心安理得地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聪明有为的君长是能够顾及大体，敢于向后世负责、敢于接受后世审判的人物，后世审判是社会历史对执政者的最后的约束，也是聪明的执政者最为顾忌的地方。
子玉：城濮梦战，内怯外刚（1）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是两国争夺霸权、影响了天下政局百余年的一次重大战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楚将子玉和晋文公重耳两人各自做的战前之梦。
子玉用美玉镶饰了皮帽和帽缨，但还没有用过。赴战之前，子玉梦见河神（黄河之神）对自己说：“你把你制作的皮帽玉缨送给我，我把宋国的孟诸（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之地送给你。”梦醒后子玉不肯把皮帽玉缨送给河神。子玉的儿子大心和楚大夫子西指使大臣荣黄去百般劝说子玉，子玉最终还是没有听从。
晋文公重耳的梦发生在两军交战的前夜，当时晋国军队按早先之约退避三舍，驻守于城濮，楚将子玉率军逼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这晚，晋文公梦见自己与楚成王徒手对打，后来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并且吮吸他的脑汁。
晋楚城濮交战是由双方对宋国的争夺引发的。楚将子玉率军与晋国军队相对抗，其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怯懦的，他梦见河神向自己提出取胜的交换条件，实际上是表达了他的一种意愿：如果能得到宋国的一片土地，凯旋而归，我宁愿舍弃掉心爱的皮帽玉缨。子玉在梦中把自己这一交换条件通过河神之口提出来，使自己更显得主动，而交换成功的把握也更大。
古人认为梦有一种对未来事物预兆的性质。楚国大臣知道了子玉的梦后，都以为是河神要有条件地保证楚国的胜利，因而劝子玉将皮帽玉缨送给河神。但子玉是一位极其自傲和刚愎自用的人物，他认为如果送礼物给河神寻求庇佑，那么即使取得了交战胜利，也显不出自己作为将领的能耐，他想要在没有任何神灵庇护的前提下战胜晋国，以此向楚国君臣、乃至向天下证明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何况他对梦中河神之语的预兆性本来就是半信半疑的。这样，当楚国众臣越是劝说他想法换取河神的庇佑，他越是要故意不去得到这种庇佑。
子玉为什么甘心舍掉神灵的庇护，非要在此战中证明自己的指挥才能呢？这是有一些原因的。当年重耳流亡列国时到了楚国，子玉认为楚成王对其过于厚待，且认为重耳有次出言不逊，请求杀之，虽被成王劝阻，但他对重耳的怨气一直未解，他要在这次战斗中重挫晋军，教训重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楚国前令尹子文推荐子玉为将时。，楚国群臣对子玉评价不一，名士蔿贾就曾公开反对说：“子玉刚而无礼，不能治民。如带领三百乘以上的军队去作战，不会安全返回。”（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玉对此言一直耿耿于怀，他要借此战显示自己的才能，树立威信，给反对者一个难堪。交战前楚成王曾派人去前线劝他撤归，他却派人向成王请战说：“我不敢说一定能取胜，不过愿意借此机会来堵住毁谤者之口。”这种心理的作用，使他更乐意在没有神灵庇佑的条件下独立取得战役的胜利。尽管他潜意识中对这次交战有些怯懦，但刚强、自傲的个性使他根本不愿承认这一点，他总认为自己战胜晋军是有把握的。
晋文公重耳为君前流亡列国，受到众多诸侯国的冷遇，但在楚国却意外地受到了楚成王的热情厚待，他对此恩长记于心，准备寻机报答，及他作为一个北方大国的君主，走到了必与楚战的地步时，一直下不了决战的决心，他总觉得与楚军作战有负楚王恩德，以至于手下大臣当面批评他是“思小惠而忘大耻”。他的战前之梦是在心中极为内疚的情况下发生的，梦中自己被楚王击倒侮辱。通过这一梦境才多少排遣了他的内疚心理，勉强追求到了与楚王关系上的情感平衡。
古代的梦观念使晋文公不能理解此梦的内含之义，他心中恐慌，召大臣询问，事实上没有哪个大臣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但为了坚定文公的战楚信心，大臣狐偃向他解释说：“您面朝天表明晋国得到天助，楚君伏地向您请罪，他吮吸您的脑汁就是您可以使他驯服，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梦。”狐偃的解释在道理上牵强附会，难以服人，实际上只是对君主的一种鼓动策略。古代的任何梦观念都不可能对此梦做出稍微合理的解释。
子玉：城濮梦战，内怯外刚（2）
子玉的战前之梦及其对梦的态度，暴露了这位楚军指挥员内心怯懦、外显刚毅、盛气傲物而外强中干的隐深特点；晋文公的战前之梦则表明这位大国君主处战谨慎、恩怨分明和富于人情的性格特点。城濮之战最后以晋国胜利而结束，其实战前之梦已显示出了双方统帅的作战性格和心理素质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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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商臣：怠慢激将，诱测王意
《左传？文公元年》、《史记？楚世家》和《韩非子？内储说下》（统一中圆点）同时记载了楚太子商臣为察究君父的传位之意而采用的激将之计。楚成王早年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商臣而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风闻此事，但难断真假。为了察知父王的确切意向，他与太傅（辅导太子的官）潘崇商议了一个计策。他们请来成王的宠妃江芈来东宫（太子所居之宫）享宴，宴间故意对其怠慢不敬，过分不恭，江妃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贱东西！难怪君王要杀掉你，立公子职为太子！”言罢离去。商臣由此确知了君父的意向，先行举事，逼死了楚成王。
楚成王是否有废掉太子之意，只有他身边的几个亲近之人才会知道，而那些人绝不会将废掉太子之事告知即将被废掉的太子。太子商臣若询问他们，非但得不到真情，反而会传到成王耳中，引起更大的疑忌。于是商臣选取了激将探测的方式。
常见的激将法是针对那些自视英雄、又有实际能力的人，为了让他们下定干某件事的决心，首先故意对其进行羞辱贬损，利用其自尊的心理要求，促使他们自己下定做好该事的决心。商臣这里所用的激将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激将的目的不是要让受激人干某件事，而是要探测其可能隐藏着的有关激将人前途命运的特殊秘密；激将的对象不是能干某事的人，而是某一秘密的知情人；同时，激将人和受激人不像在一般激将法中那样，双方的社会角色属上下关系或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下与上的关系。
太子商臣对上辈王妃江芈宴请而不恭敬，刺伤了江芈的自尊心，这位性情急躁的妃子出于报复，就把她所知道的君王废太子的至秘意向在怒骂中泄漏了出去。和常见的激将法不同，商臣的激将在性质上不是一种激励手段，而是一种利用手段，是一种诱测秘密的计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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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伯：一箭中鹿，礼退追兵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国大将乐伯在仅剩一枝箭的情况下智退追兵、返回本营的计策。在晋楚两国大军相持的一场战役之前，乐伯受楚庄王之命，乘单车去晋营挑战，连杀晋卒数人后，乐伯徐徐退归，晋军见状，分路前来追赶。乐伯为了显示自己的手段，他拿出弓箭，故意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左右两路追兵都不能前进。晋将鲍癸领兵从正后面追来，乐伯一看，自己手头只剩下一枝箭了，这无论如何也难射退追兵，心里不免一惊。这时，恰好有一只小麋鹿在旁奔跑，乐伯灵机一动，一箭射中糜鹿之背，让随车之人将麋鹿拿去恭敬地献给晋将鲍癸说：“狩猎的时令还未到，咱们都吃不上野味，请将此献给您作为膳食。”鲍癸接受了礼物，劝阻部下说：“前面车上的人极能射箭，又懂得礼貌，都是非同一般的人。”遂不再追赶，乐伯于是平安回营。
对于晋兵的追赶，乐伯本有以箭射退的把握，但手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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