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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总统-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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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两名喇叭上前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宋骁飞戴上后，继续说：“我不否认，我们中国现在是忧患重重，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是十分艰巨，民主的基础条件，还是薄弱。但是时代的力量，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出了第一步。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任何困难不能阻挠。”
掌声又一次响起，宋骁飞面色沉重，接着说：“我不否认，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国家现在譬如一条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大船，大家必须合力。才能避免船搁浅。现在施行的军政，我知道很多人不满意，但民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共和民主，美利坚施行共和一百多年，黑人和土著还没有选举权，排华法案依然存在。由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财政改革、土地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都要一步一步进行。我也希望中国能一下子就成为民主、富强、文明之国家。但是，血和泪的教训告诉我们。路还是得一步步走，我希望诸位多一些耐心，则中国一定会走向宪政。如果谁携着私利，鼓吹暴力，破坏大局，不管以什么名义，都将实为人民公敌！就职典礼结束后，拜托各位各行其职，共度时艰，将中国建设为亚洲第一强国。”
讲完之后，议员、各部总长和各省主席和代表纷纷再次鼓掌，宋骁飞鞠躬感谢。军乐再次响起，典礼结束，举行欢迎宴会，宋骁飞走下去，和他们一起庆祝。
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国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引进了一大批外国专家，特别是美国专家，这时的美国，对中国没有什么领土野心，也没有多少殖民利益， ；相反，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十分友好，不仅低息贷款给中国五百万美元，还派了大批专家来华，包括经济专家、农业专家，指导中国改革。
内阁总理盛宣怀和财政总长席家栋也是搞经济的好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出台了《国币条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币制，全国都统一用银元，银元的正面是共和国总统宋骁飞的头像，背面是共和国国旗五色旗图案。
本来宋骁飞准备银元的正面印制李鸿章的头像，但容闳等议员们认为，李鸿章称帝已经给共和国照成不良影响，而且印制宋骁飞总统的头像对中国的统一意义重大，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花钱，都知道共和国为何物，知道总统是谁，比任何宣传都要有效果，见这对国家有利，宋骁飞便答应了。
政府要求各省流通的旧币和纸钞按比例兑换，按每人一块银元计算，全国大概发行了四万万银元的新币，这个工作在1896年1月1日前就完成了。尽管政府回收回来的很多地方的旧币，比如银两成色不足，有的短斤少两，但因为有日本的三千三百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席氏家族说服了上海金融界还有各国洋行的支持，席家栋还借助成立的国家银行，发行了五年期、十年期的国债，筹措了两亿元的资金。
个别地方钱庄和票号不服从改革的，军政府出面枪毙了钱庄的老板，比如冯国璋就在山西枪毙了两个钱庄的老板，将他们的财产充公，议员们意见很大，宋骁飞电令冯国璋“下不为例！”
**制度这时显示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到1896年3月，中国的币制改革顺利完成。然后，政府彻底改革了生铁的专营制度，包括七条干线，总里程超过七千里的铁路开始修建，政府为矿产开发也制定了激励措施，农商部成立了标准化的农场，在国家的主要行业，如茶叶和丝绸行业，大规模执行标准化以利于出口。
1896年，政府还推动丝绸和棉纺工业现代化，在上海、江苏、山东、山西、河北、浙江六个省建立了30多个现代化的棉纺厂。湖北、河北等地还引进了鼓风炉和现代炼铁技术，中国生铁的产量达到三十万吨，基本自给自足。共和国的远洋货轮从香港出发，直通西雅图。
中央政府还在东北和内蒙古设立新的垦殖区，向这些地方移民两百万人，大力开荒，这一区域开垦后，一年生产的粮食够养活三亿人。中央政府还用国债的方式，向一些大地主赎买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到1896年底，中国的贸易额破纪录达到了四亿美元，中央政府的收入达到了二万七千万元，其中田赋收入八千万元、厘金及杂捐四千万元、海关关税三千万元、盐税八千万元，烟酒税四千万元，印花税六百万元，比1895年翻了一番，达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和财政总长席家栋设定的目标。几万名海外华人见状，纷纷回国经商，带回的资金高达一亿美元。
与此同时，全国的新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全国师范学堂成立了一百四十多所，参加新学的学生全国达到一万两千名，上千名留学生回国效力。科举考试的贡院大墙被推倒，重新建成了大学，西式医学院也建立了起来。
严复还在全国的学校推广梁启超等人创造的白话文，开发民智。白话书报在各地涌现，日见兴盛，其中白话报纸有10多种，白话教科书有50多种，白话小说有1500多种。
这些变化，让美国、英国等对中国刮目相看，很多在日本投资的商人纷纷到中国投资，毕竟，日本的弹丸小市场，不值得与中国这个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市场相提并论。
1896年底，美国第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还应邀访问中国，成为首个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他送给宋骁飞总统一辆黑色“四轮车”作为礼物。这辆使用内燃机的汽车双缸四轮，是美国一位叫亨利。福特的工程师1896年春天发明的，这车得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公里，美国总统希望汽车这东西，也能被中国人接受。
炮兵出身的宋骁飞很喜欢这个礼物，他看到这辆汽车的第一眼就两眼放光，心想，如果在这汽车上装上机关枪或重炮，那是不是就是原始的坦克了？他特别愉快接受了这个礼物，并友好回赠了格罗弗。克利夫兰一套精美的瓷器！
第二章 研发坦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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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福特发明的四轮车的大礼，宋骁飞的脑海里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他心里暗自想，“中国人古时候最早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做成鞭炮和烟花，现在美国人发明汽车，我们中国人将它改造成坦克，历史上的坦克直到一战时才被英国人搞出来，中国如果能在1897年研制出坦克，组建坦克军团，未来亚洲的陆军战场，必定会是中国人的天下！”
于是，在总统府的贵宾会议室，宋骁飞总统笑眯眯地跟美国第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又进行了友好座谈，商谈中美合作建汽车厂的事。
通过翻译，克利夫兰向宋骁飞表明了美国的外交立场：1893年由铁路投资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外交逐渐转向“美元外交”，克利夫兰对宋骁飞说：“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一切资源，为美国企业家、制造商、承包商和银行家赢得商业机会，美国向巴拿马和加勒比海的扩张，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新的居民点，也都是出于寻找新市场的必要性。”
宋骁飞一听，这明显是为美国的扩张辩护，不过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美国在中国没有殖民地，美国人对在华新建医院、学校、工厂都很积极，值得交往，于是宋骁飞没有拆穿克利夫兰的谎言，而是附和道：“中国过去以农业为本，重农抑商。所以工业落后，但现在完全不同。以盛宣怀总理为首的内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刺激商业发展，中国的印花税率，现是世界上最低的，中国十分欢迎美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实际上中国政府计划五年内修建的七千里铁路中。已经有一千里是美国商人投资。你送给我的四轮汽车，我很喜欢，中美可以合作，美国的四轮车公司可以到中国天津投资建厂，在土地和税收方面，中国可以给予最大优惠，中国政府可以先下订单，购买五百辆四轮车。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国现在富起来的商人不少，只要我这个总统和政府的官员坐四轮汽车上班，中国商人们肯定对这四轮汽车感兴趣。”
因为经济危机，克利夫兰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不断下滑，听宋骁飞一开口就解决了五百辆汽车的订单，高兴地直点头。“总统阁下这么支持四轮汽车，我相信未来在中国年销售一千辆汽车没有问题，我会马上派人通知美国的汽车商家。到天津和中国合作建厂。”
宋骁飞表示合作愉快，他还给克利夫兰介绍了共和新政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过去北京城很少有西式洋房，京城的大街上也没有警察执勤，监狱里刑讯逼供十分普遍，不瞒总统阁下，很多都使用中世纪的酷刑。现在。监狱里废除了野蛮落后的刑罚，你可以在王府井的新式大饭店下榻，沿着碎石铺成的宽阔街道，可以坐马车直到颐和园游玩，街道上到处有身穿制服的警察维持秩序，你会感觉北京比纽约还安全。现在各式各样的报纸在北京街头也可以买得到，每天都有新式学校建立，中国人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会再出现拳乱时的仇外行动。妇女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她们成立了自己的党派妇女党，还自己办起了报纸。”
克利夫兰点点头，道：“白宫的总统顾问告诉我，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全国建立了警务系统，还有妇女解放，这些变化真是令人惊讶，我三年前和李鸿章总统会晤时，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足不出户。”
宋骁飞还趁机向克利夫兰请教民主的问题，道：“总统阁下刚才说美国政府奉行‘美元外交’，美国政府处处为美国企业家、制造商、承包商和银行家服务，那还是民主国家吗？这不是为资本家服务吗？岂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老百姓怎么会答应？”
克利夫兰笑道：“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奉行民主的美国也是如此，关键是这些掌权的人，是不是真正关心国家未来。在美国，如果执政的政党不为民众谋利益，只顾自己的私利，或者贪污**，选民就会用脚投票，将他们选下台。商人是想方设法为民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政府为商人服务，也就是间接为老百姓服务，怎么会有民众不满意？”
宋骁飞大笑道：“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无商不奸’呀，看来这传统观念得改改了。不过，社会上的确有许多奸商，制造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坑人。美国对这样的奸商怎么处理？”
克利夫兰道：“这就需要政府的监管，还有国会制定相应的法律来严惩这些奸商。不过我倒是听说，今年中国搞货币改革，枪毙了一些不愿意配合的商人，是真的吗？”
宋骁飞并不否认，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克利夫兰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中国人还是缺乏民主精神。”
宋骁飞道：“不，总统阁下说的民主，跟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还有点不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从孔孟时代起，就有民主精神，‘民为贵，君为轻’，中国县级以下的乡村和城镇都实行自治，有的村四五十年没有一个村长。中国是最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通过国家考试，哪怕出身最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可以获得国家最崇高的职位，像李鸿章总统。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民主改革一定是缓慢的，需要稳定的大环境，不能简单地城头变幻大王旗。事实上，多数老百姓只管养家糊口，是不会在意有什么样的政府，只要政府不去压榨老百姓。所以我提高了多数公务人员的薪水，不过他们现在只能领一半，需要不犯错误，退休后才能领另一半，这也是从你们美国政府那学的。”
克利夫兰说：“这是一个减少官员**的好方法。没想到中国的面貌变化这么大，美国和中国好好合作，这两个共和国将来必定成为世界的两个头等强国。我这次来访问，还给中国人民带了一个礼物，那就是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宋骁飞对此表示欢迎。
会见完克利夫兰，宋骁飞马上在总统府召见了从天津赶来的谭嗣同。谭嗣同虽然从山东时就一直跟着宋骁飞，但没有担任政府部门的要职，宋骁飞给他安排了一个不惹人注目的职位：中**械制造局局长。
1895年，宋骁飞就将中国原来最大的三家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合并，新成立中**械制造局，把原来的官僚全部裁撤掉，只留下留学回来的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五千人，还有从德国等国聘请的技术顾问，都交给了谭嗣同，专业进行研发，改造洋枪洋炮。
谭嗣同就任后，在宋骁飞的支持和指导下，还严惩了十来个贪污**的管理人员，其中包括李鸿章的外甥张士衍，他任军械局的军需采购官，在采购弹药时收了日本商人五万元的回扣，买来的火药成分明显不足，谭嗣同本来要将他杀头，以儆效尤，但总统府秘书长李经方百般求情，考虑到李鸿章刚去世，不好大动李家人，宋骁飞最后将张士衍开除公职，交军事特别法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惩办了张士衍，谭嗣同立了威，提高技术人员的地位，一年时间，就集中改造了德国毛瑟步枪，命名“天龙枪”，新改造的“天龙步枪”采用螺旋形膛线，金属壳定装式枪弹，使用无烟火药，弹头为被甲式，提高弹头强度，由射手操纵枪机机柄，实现开锁、退壳、装弹和闭锁，弹头仓容八发子弹，一次装弹、多次射击，几乎不会产生枪口炽焰和白烟，并改用7。7毫米口径枪弹，解决毛瑟枪杀伤威力不足的缺点，并配上半米长的单刃刺刀，比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性能还要好一代，比张之洞的“汉阳造”要先进两代，并且年产六万支，还生产了八百磅子后膛大炮和四十磅子的全钢快炮二十门。
听完这些汇报，宋骁飞很满意，他对谭嗣同说：“现在仿制改进洋枪洋炮是必要的，六万支天龙步枪年后马上配发给驻守京城和直隶的新军。我现在要交给你一项开创性的任务，只能由中国人秘密研发，你手下有可靠的工程师吗，最好是机械和火炮方面的。”
谭嗣同想了想，说：“有一个人，大总统你看合适吗，他叫戴小侯，浙江仁和人，出身于制造武器的世家，祖上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机械、兵器制造家戴梓，曾造出‘连珠火铳’和‘子母炮’。戴小侯自幼聪颖不凡，少年时就喜欢上了机械制造，曾自己制造出多种火器，能击中百步以外的目标，早年留学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学采矿冶金，后赴德国考察学习机械制造与爆破技术，回国后参与了江南制造局八百磅子后膛大炮和四十磅子的全钢快炮的研制工作。”
宋骁飞问道：“他多大了？”
谭嗣同说：“三十岁。”
宋骁飞一听，这正是自己需要的人才，道：“你马上全排，我亲自会见他。”
谭嗣同说：“我马上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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