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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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30年“属马”，到193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3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2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20年才对。
　　赵少嵘老人平和地讲述着这一切，间或征求一下老伴意见。二老彼此佐证，气氛祥融。又谈及大姐嫁在上海，二姐嫁在天津，小妹嫁在北京，都不在太原生活。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
　　辞别赵老夫妇，我和志强绷着脸下楼来。二人坐在车里，慢慢分析一番，仿佛眼前又发生了一起重案。
　　不对呀，莫非当年坡子街上，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2）
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川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川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姐赵文郁。到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3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　，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而下。
　　　。。

十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3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37年——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阅，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但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
　　好
　　金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3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3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37年。信写在2月间，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做同一支钢笔书写。及至到了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
　　这钢笔，份量足够重矣。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1）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2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查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
　　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9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31年，赵文英与山*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于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26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2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36年至1937年间，坡子街2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36年前后，距今70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80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　想看书来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2）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30年前，“*”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2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田茂铭老总要给奶奶做个百年大寿，太原城里一时来客如潮。豪华汽车摆了一河滩，在冬日阳光下闪烁着一片耀眼金光。十里开外，即可看到公路两旁放空的巨型气球，垂挂着各家企业贺寿条幅，红艳艳两大溜，足有上百只。山冈上一只巨型寿桃，被鼓风机吹圆了，粉嘟嘟的，令人注目。百岁奶奶实为一个大家族当中最具稳固意义的象征性老人，中国乡村长幼尊卑之传统无可动摇，乃成国家基础。谁能背叛得了这个“家”？
　　河滩里车流甚挤，有专人指挥停车，发放贺寿进餐秩序册。民间组织大型红白活动，其严密性远胜于一般行政单位。远远地，田总见我驾车驶入，便差人过来告说：赵哥不算嘉宾，而是参与事宴班子的内部弟兄，所以另有停车处，以便随时商议诸事。总指挥李元发，扯着早已喊哑的嗓音道：老赵今晚不能走！
　　百岁贺寿，三日方得圆满。
　　田茂铭、李元发二位老总，少年时住在后营坊街，一拐弯，相连坡子街。眼下大戏唱罢，电影收摊儿，乡亲们耍得累了。夜深人静时候，小范围，烧酒拉面，我向诸位老总引发都市怀旧话题。那片早已消失的旧街区，埋藏着亿万富翁们酸楚的童年，刻印着弟兄们啸聚图强的孟浪生活。记忆如潮，话语渐密。田茂铭斜靠在现代版的乡村大炕上，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让我振奋不已。茂铭道：“老人们说过呀，坡子街上，有个赵公馆哩！”
　　赵公馆？民国时代特有的称谓。茂铭盯着元发相忆：“坡子街又不长，是条短街，你记不得那个大院？”元发便说记得记得，十几年前拆院子，听说地下室里都是水，弄不清门牌是不是“20号”。那几条街，大宅院不少，可惜都拆光了。想弄清这个事儿，茂铭说，一点都不难。三小他老丈人从小就在坡子街住，找他问问便知。
　　我说，最想找的就是老人们，也去找过，都不知道搬迁到哪里去了。
　　茂铭说：明天，三小他老丈人也要来村祝寿，我领上你认认他，你们相跟上慢慢找吧，他还能找见更老的人，甚都不愁知道。
　　我连声说好。元发就笑：让你留下睡觉你还要回城，现在你回不回？对呀，一个人不能离开组织嘛！
　　次日，在祝寿人群中，茂铭向我推荐三小他老丈人。老人名叫白玉山，身材瘦高，年过古稀，头脑却十分清楚。我们一接触，白老便说：我可不算老，有些老街老事怕也说不准，待到回城，我领你见见几位前辈，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人都有。
　　我说如此甚好，容当后谢，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