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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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3年退休。惨烈的“*”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当局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是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2008年12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处理稿子。主编张发和副主编谢泳都在。老谢刚刚受聘厦门大学做教授。大家坐下喝茶，说到巴金与黛莉，又提及襄汾人物赵逢冬，话语稠密。张发兄长年编稿，与山西各市县作家联系广泛，我便向他咨询说：“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当即拿起电话：对，老杨是县文联主席，这样查得快！
　　张发兄先向襄汾杨志刚热烈概述查找赵逢冬原委。我在一旁忽然想到，此事却也奇了，先是赵黛莉、赵从平和我都姓赵，而后在市公安局找过杨志强，现在又冒出一位杨志刚，二人姓名仅一字之差，像是弟兄俩。说不清这里头有啥道道。
　　只听张发兄一声高叫：让赵瑜给你细细说哇！
　　接过话筒来，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息吧。
　　众人看到了曙光，遂提了汾酒，乘兴而聚。谢泳有感而发，再一次谈及他的观点：研究现当代历史，追寻实物、实证、实据为最佳，然后触类旁通，综合提高，有些弄出来的所谓成果太可疑了，实在靠不住。最不好的就是不顾史料来源，人云亦云，胡编充数。老谢说得是。一连数年，他坚持在旧书市场淘集“*”期刊《朝霞》，在收齐基础上，老谢经过分析、比较、统计，对于新时期文学与以往文学之传承关系，做出新总结、新论断……
　　真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惟其怀疑，始有收获。大伙儿举杯决议：纠正我们的学风！话语亦多传承性。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1）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2）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Anarchi*）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