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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者的心灵旅程:当你途经我的盛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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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几乎碰到大塔的时候，才赫然发现它矗立眼前的，当时竟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雾气还没有散去，甚至连塔身精致的雕刻都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没有关系，我掏出念珠，绕着大塔，边走边持念“噶玛巴千诺！”我祈请诸佛：无论离开印度以后我会去到世界的哪个角落，请加持我不要忘记噶玛巴！无论今生之后我要承担怎么样的果报，请加持我不要忘记噶玛巴！
不知道到底这样走了多久，四周的雾气渐渐散去，我仿佛见到了上师噶玛巴就站在我的右手边，和我并肩而行；我还听见上师说：不要忘记利益一切如母有情，只要不忘记众生，你就不会忘记噶玛巴！
我知道，我已经启程了。
（完）
导语
回归自己的路程迂回而曲折，
那座叫做“本来”的圣城，一直在远方。
那辆叫做“出离”的大巴，驶在最寂寞的路上。
那叶叫做“解脱”的舟楫，飘摇于长夜茫茫。
即便如此，
还是不能退转。
五年修来一皈依（1）
写在前面的话
动笔，还是不动笔，这是一个问题。
以前去印度，回来之后会积极主动地、心情澎湃地写一些东西，游记、散文、记录。以至于到如今，人还在印度呢，就会有同去法会的人说：“等着回去看你的游记哦！”我心想：“您不是也在呢嘛，怎么还需要看我的游记？”一回国，更是看到留言、收到短信、接到电话问：“今年的游记呢？”我又心想：“噶举祈愿法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同步的详尽图文报道，怎么还需要看我的游记？”
于是我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需要通过我的游记去了解噶举祈愿大法会的殊胜，没有人需要通过我的笔墨去了解噶玛巴的威德。
但是，想起上师曾经在给予大众皈依戒的时候，在讲到“自皈依僧，不结交恶友”时说：在这个时代，实修的圣贤僧很难遇到，所以法友、善知识很重要，“比如我的时间很少，连弟子的信都常常没时间回，也很难有长时间的教导，所以我的弟子们应该常常聚会、联络、互相支持”。我生性疏懒、不善交际，平时其实很少跟噶举的同修聚会、联络；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我想大概就是坐在电脑前面，输入一些旅行、朝圣的信息了吧，如果能够再多做一些，那就是坦白地记录自己的成长（以及退转）、慷慨地指出自己走过的路（包括歧路）、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教材个案来分析（往往是反面教材）。
有的人，他们负责在大手印的路上留下正确的小脚印，也许我，可以负责在大手印的路上举牌子，上书：“熊出没注意”。如果还要继续为印度之旅写点什么，这也许就是唯一的理由。
从无知出发
今年前去觐见上师，先是呈上供养，将别人托付的问题都向上师作了说明之后，才真正开始自己与上师的对话。
“上师，今年是我第五年来参加噶举祈愿法会了。”
上师点点头。
“依照金刚乘的传统，上师与弟子之间应该互相观察六年。”
上师点点头。
“这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您。”
上师有点意外。
“从您的慈悲、智慧、戒律，更正重要的是从我自己对您的信心等等各方面去观察。虽然还没有到六年，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可以确定，您是一位具德的上师，您可以做我的上师。”
上师点点头。
“现在，请您也观察我吧！”
上师笑：“需要这么传统？”
“是的，请您好好地观察我！”
上师说：“好的，我会好好地想一想，然后告诉你答案。”
“需要再等六年吗？”
“不需要”，上师停了一下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跟一位同去的师兄说起自己对上师的请求，她大惑不解：“你不是第一年来就皈依了噶玛巴，请他做你的上师了吗？怎么到现在才说要观察？要观察也晚了呀！”我的回答，也许让那位师兄更无法理解：“万一那时候我错了呢？万一错了总不能硬着头皮错下去，所以观察还是要补上。”
说到“那时候”，那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一位七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大宝法王年底在印度有一个世界和平祈愿法会，你想不想去？”大宝法王，噶玛巴，就是那位噶玛巴吗？这个名号我一直念了十二年——已经忘了是谁教我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含义；钱包里一直放着那个双目炯炯有神的七岁孩童的照片——难道这个小孩已经长大？“去啊！”我当即回答。
五年修来一皈依（2）
于是开始着手准备护照、签证、机票。等到一切基本就绪，给那位朋友去电话：“我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你呢？”他说：“我没说我要去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消息而已！”出发在即，才发现自己对那个地方、那场法会、那位法王，一无所知。
那时候国内几乎没有关于大宝法王的消息，没有传承的介绍、没有如同剧照一般精美的法照，更加没有大批的法王的“粉丝”。那时候我没有对藏传佛教的了解，所以也就没有那种虔诚；我也看不到对大宝法王的介绍，所以谈不上崇拜；我甚至只有一张噶玛巴七岁时的照片，能不能把他认出来，也不敢肯定。为什么而去呢？坦白地说，真的不清楚。肯定没有什么明确而殊胜的理由，也许只是因为一些隐隐约约的需要，一些模模糊糊的信念，一些一时冲动的决定。
还记得是晚上到达的菩提迦耶，找到旅馆，放下行李，到大街上转了一圈。远远看到正觉大塔，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那就是佛陀的金刚座所在，只是觉得：印度教的塔，造型真特别。其实正觉大塔就是举办噶举法会的地方，我并不知道。当时迎面走来一位喇嘛，竟然张嘴就用普通话对我说：“你要去哪？”我竟然张嘴就是：“我来见噶玛巴。”喇嘛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吧！”就走了。我站在原地，茫然地问自己：“明天，明天又能去哪里见呢？”
那样无知的我，万一错了呢？
从无明开始
第一次坐在噶举祈愿法会的现场，很震撼，也很不知所措。因为那时候的噶举祈愿法会，更像是西藏人自己的法会，藏文的法本，西藏的规矩，所有文字资料都是藏文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藏人。置身于法会现场，只能是个被祝福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为世界祈祷；在噶玛巴座下，也只能是个跪拜的人，却不知道该如何跟着他前进。
那时候法王在菩提迦叶并没有自己的寺庙，所以是租用的雪谦寺，当初前去参法会的外国弟子也并不多，法会期间法王每天晚上都会在雪谦寺给予外国弟子开示。小小的雪谦寺经堂，已经能够容下所有的外国弟子。那时候法王给予皈依戒，会让没有皈依过三宝的人坐在前几排，已经皈依过三宝的人则在讲课后先行离开。还记得，我皈依的时候，只有二、三十人。没有什么制作精美的皈依证，只是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小白纸，上面是法王给我们写的藏文法名，然后盖上法王的章，仅此而已。
到了第二年，第二十三届祈愿法会之前，第一届宗门实修法会时，前来皈依的人已经有六七百，主办方也精心准备了皈依证。当我混迹在领取皈依证的人群里，想要走近法王献哈达的时候，走到法王面前，老人家指着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吗？！”所以直到现在，我的“皈依证”，还是那一张小纸条。不过我相信，那会是噶玛巴所发的，最特别的“皈依证”。从那一年开始，雪谦寺的经堂，已经坐不下前来觐见法王的外国弟子了。于是晚上讲法的场所，换到了台湾寺的地下室。现在的人们，一定很难想象，法王还在地下室里讲过法。
那时候在座下听法的我，也像是那张白纸，只有一个名字，然后呢？因为一个名号，我来了，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呢？我就算是皈依了吗？当时我以为我是的。
直到第三年，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真正的皈依。那一年去见法王，如同走投无路的病人，我老实交待——
五年修来一皈依（3）
“上师，您知道癌症吗？Cancer，您知道吗？”
上师说：“我知道。”
“得了癌症的人，如果他想补充营养，首先得到补充的是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如果他想吃药杀死病毒，首先被杀死的是他身体里健康的细胞。”
上师认真地听着。
“上师，我觉得我就像是个癌症患者。当我想提升‘佛性’，首先得到滋养的是我的‘自我’；当我想杀死‘自我’，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佛性’。就好像我能来见您，首先生起的是骄慢心，然后才是法喜。我是不是很糟糕，我该怎么办？”
法王并没有当下就告诉我该怎么办，却在一个多月之后教授《佛子行三十七颂》的时候，给我开出了“药方”——
“很多人很喜欢修持，也好像很认真在修持佛法，但大部分都是一种逃避痛苦的安慰而已，就好像背痛涂点儿油，按摩一下一样。然而真正应该舍弃的东西，例如世间的名闻利养，却又放不下，虽然没有明说，但下意识的、很自然地把俗务当成生活中不能没有的一部分；因此，在怎么努力修持，顶多得到的是短暂的快乐而已，不会有更深的体会。如同得到了癌症，食物的养份首先让癌细胞吸收去了，好细胞得不到；而应该对治癌细胞的药，首先却把好细胞给杀了，完全本末倒置。我们放不下执著的修行，就像如此：该利益的没利益到，不该舍弃的却舍弃了。
虽然法王当时是在对着大众讲法，但是听到那个“癌症”的例子，我知道，上师说的就是我。
那样无明的我，万一错了呢？
向无畏前进
到了第二十四届祈愿法会，噶举祈愿大法会已经有了多国语言的念诵法本，多国语言的现场同声翻译，噶举祈愿大法会已经成为了国际性的集会。
到了第二十四届祈愿法会，我们在菩提迦耶兴建的德噶寺已经圆满落成，但是前来参加法会的外国弟子，还是将宽敞的德噶寺大经堂挤满了。噶举祈愿法会已经成为了噶举佛子一年一度回归的心灵家园。
就我个人而言，一年一度回来见上师，更像是复诊。如果噶玛巴如同泰姬陵，只是印度众多著名的供人观瞻的“胜迹”之一，那么大可不必每一年都不远万里地前来——实在没必要每年参观一次泰姬陵，不是吗？
记得在第二十四届祈愿法会结束后，我去见上师，向他报告自己功课的完成情况，并请示是否可以开始下一个阶段的功课。上师稍作观察，很简洁地说到：“座下还不够。” 两年之后，再去见上师，我又报告到——
“上师，两年前您跟我说，我座下的修持还不够。”
上师点点头。
“这两年以来，我在座下一直跟着老师学习《华严经》，还有就是修如梦……”
还没说完，上师连连点头：“如梦观，非常的好。”又说到：“《华严经》非常的好，你可以好好地修《普贤行愿品》、《净行品》，等过几天给你授了五戒，还可以修《梵行品》。”
只是很简单的报告，上师就能够了如指掌，并准确地指示了接下来该服用的“药”。
上师如良医，法如良药。这些年来，前来见法王的有这样两种人，一种是非常热衷于看医生，是的，只是看医生，不是看病。他们对医生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自己的病情的关心。那么噶玛巴，很容易会沦为他们的‘泰姬陵’。还有一种人，热衷于抓药。他们不相信任何的医生，更愿意自我诊断，然后自己决定，只需要哪一副药，而不需要其他。于是噶玛巴就只是他们的药剂师而已，他们不需向医生报告病情，自己写了药方，抓了药，付了钱就走人。第二种人是更危险的，因为往往自认为这就是：“依法不依人”，还自以为有佛陀撑腰。殊不知，佛陀说的是：要根据上师所掌握的法而决定要不要皈依他这个人，但并不是说：只要上师讲的法，不需要依止上师。
一年一年地回到印度，回到上师面前，小心地报告着病情，有时候是药量不够，有时候是矫枉过正，有时候通体舒泰，有时候痛不欲生。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上师的法，远不止是他双唇之间吐露的语言，所以呈上一双耳朵绝对不够，不呈上全身心的虔诚，得不到上师的心传。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真正的皈依，一定是同时的出离，你不可能同时站在原地还能够保持前进，对轮回里的系缚法出离了多少，就能知道对三宝的皈依有多少。
而上师下药，完全不必是闭门开方，随时随地，无心快语或者苦心叮咛，甚至只是默默行持，总是能够触及弟子的患处。很多次，明明是法王对着大众的开示，明明是随手拈来的例子，却像是对我的准确棒喝，或者一剂及时的救命针。这样的情形出现了很多次之后，我开始相信，上师给与的其实是全部，但并不独厚于谁，而是如同常雨甘露，只看你愿意用多大的法器去装载，用多开放的心去相应。
令众生从轮回大病中出离，让世界恢复勃勃生机，就是噶举祈愿大法会存在并且延续的意义，目睹自己一点一点的变化，见证内心一年一年的成长，就是我前去觐见噶玛巴的动力。
其实，这些年来所有的“观察”，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放心地将自己交给上师三宝，常相知、莫相疑。用六年的甚至更长的时间，确定一个生生世世不变的决定，一点也不算长。
最后直到离开印度，法王也没有告诉我观察的结果，但我愿意，用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等待上师给我的答案。但愿，我也不会让上师失望。
（五年修来一皈依完）
一直向西，行脚去
行脚的不一定是僧。
于僧道，行脚是一山一寺一道观的寻访、参问，生死大义、天道人伦，都一一去觅个究竟。然而于愚人如我，行脚是不得不的渐行渐远，直到找到一个足够疏离的距离，足够高远的高度，才稍微能够一瞥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更多面向——是的，我的意思是，当我和世界深深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行脚，而不是旅行？因为山山水水不是目的，即使我必须经历它们，而且我也绝对不会错过一次尽情的浏览。但是当借阅了别处的风景与人生，再借问了他人的领悟和实证之后，最终需要穿越的，是我自己内心的沟沟壑壑，需要找到的，是心灵的暗礁与险滩。这是一个上下求索、左右奔突的过程，最后可能豁然开朗，也可能一无所获，但既然选择了出发，就需要有一点一意孤行的凛然，不是吗？
我选择一直向西，从北京到拉萨，从拉萨到尼泊尔，从尼泊尔到印度，行脚而去。
（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又寂寞又细小
北京西到拉萨，T27次列车，晚上七点半点出发。在火车上一觉醒来，看到了一片古城墙，明明上了岁月，还要一副光彩崭新的模样，想必是西安，倒头接着睡去。又是一觉，还没醒来，被邻铺吵醒，说是看见雪山。看上去好矮的雪山啊，却不知自己已经是身处海拔四千以上，所以连连的小山稍一仰脖，就顶了天，白了头，穷了首，生生立在了三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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