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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 传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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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既尊敬赖朝，又尊敬信玄，这两人是家康作为武人的老师。
家康回到骏府后，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那里，骏府是原先今川义元的根据地，对家康来说是一片充满了长年人质生活回忆的土地。现在，已成为了天下统治者的家康心中，一定有着无穷的感慨吧！
然而家康并没有过上安乐的隐居生活，虽然秀忠继承了将军一职，但政治上的许多事还是必须得到家康的决裁，所以一些要事时常不得不在江户和骏府两地往复。家康在秀忠身边设了本多正信为老中的主席，而在自己的身边，将正信的儿子正纯提拔做了秘书。
正信与家康心意相通，谈话又极得要领，战争时期是他的参谋长，平时则是他的政治顾问。因为将秀忠作为将军设在了江户，而本多原本就是三河谱代的家臣，因此让正信作为辅佐者跟他一起去了。现在，正信担任老中一职，若用现在的制度打比方，老中就是内阁的大臣，老中笔头即大老就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大老这一制度就是这样从家康时代开始的。
接下来要简单介绍一下家康所一手缔造的幕府制度。在这之前，家康已将大名分为谱代和外样，他将大领和高禄赐给了外样大名，与此相对的是，不授予与幕府政治密切相关的职位（如老中、若年寄等，若年寄相当于现在的内阁政务次官，是在家康的孙子家光时代设立的）。
谱代大名则未被授予很高的俸禄，与此相对的是，被授予政治上的要务。
这样一来，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那些外样大名没有权力，有权力的谱代大名则没有足够的金钱和兵力。
所谓谱代大名，都是一些自三河时期起的家臣，是与家康生死与共，为家康夺得天下立下彪炳战功的人，虽是这样，但俸禄却很少。
例如：本多康纪，五万石；松平忠利，三万石；本多正信，三万石；酒井忠利，二万石；井伊直胜，十八万石；户田氏铁，三万石；榊原康胜，十万五千石；鸟居忠政，十二万石；大久保忠职，二万石。（庆长十九（1614）年）
再来看看外样大名，前田利常，一百二十万石；伊达政宗，六十二万石；福岛正则，五十万石；浅野长晟，三十八万石；池田利隆，五十二万石；黑田长政，五十二万石；细川忠兴，四十万石；加藤忠广，五十二万石；岛津家久，七十三万石。同样也是庆长十九年。与此相比，无论哪位谱代大名的俸禄都很少，井伊的十八万石是比较特别的，只有井伊、榊原、鸟居的领地达到了十万石以上。
在德川幕府的三百年之中，外样大名没有一人担任过老中之职。为了使读者们了解老中们的俸禄，试举元和二（1616）年到宽永十五（1638）年的老中俸禄为例：本多正信（三万石）、安藤重信（五千石）、土井利胜（三万石）、本多正纯（三万二千石）、阿部正次（六万石）、酒井忠世（八万五千石）、稻叶正胜（八万五千石）、酒井忠行（二万石）、井上正就（三万五千石）、森川重俊（一万石）、酒井忠胜（十万石）、永井尚政（八万石）、堀田正盛（十一万石）、松平信纲（七万五千石）、阿部忠秋（三万石）、阿部重次（六万石）。所谓的老中，就是以将军的名义向诸大名发布命令，拥有着令那些大大名都为之颤栗的权势，因此俸禄少也是作为一种均势吧。
大名、小名是民间的称呼，至于多少万石以上是大名，多少万石以下是小名，倒没有统一的标准，大致上以十万石为界限，以这样标准判定的话，那老中们不过是小名而已。
但是，三河谱代的家臣中，连这样的小名都赶不上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被称为旗本。旗本的数量，据说有“旗本八万骑”，一旦发生了叛乱，旗本将成为将军直属的兵员。所以他们虽然俸禄微薄，但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可以直接面见将军！”
就连大名也要对旗本另眼相待，象伊达政宗那样的外样大名，在某次酒宴上与名叫近藤登之助的旗本同席而坐，也并非不可能之事。直参的旗本作为大名的家臣或是陪臣，身份卑微，可以说是将军家臣的家臣。
在旗本中，三河谱代的家臣占了大部分，是真正对德川家尽忠的一部分人。因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八万人精兵，家康可得以自信地宣称：“尔等这些大名尽可以起兵反抗试试！”
接着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家康用以统率大名们的方法。
对于外样大名，家康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一直将他们作为假想敌，于是产生了这样对待大名的方针：他将外样大名置于离江户较远的地方，不仅如此，还必定在外样大名的领国附近设立谱代大名或是忠心比较可靠的大名，随时保持监视。
例如，在秋田的佐竹旁边，派遣了庄内的谱代酒井；在奥州的外样南部、伊达、上杉、丹羽边上，用堀田（山形）、保科（会津）、松平（白河）来与之对抗；对于加贺的前田，以其东西越前、越后的亲藩来把守，所谓亲藩，就是和德川家有亲戚关系的藩领；四国之南有外样大名山内，北有亲藩松平和谱代久松；广岛的浅野和长州的毛利，则安置了岛根县松江的亲藩松平和广岛县福山的谱代阿部，阿部同时还负责监视邻国冈山的池田；九州鹿儿岛的岛津，则有虽非谱代，但与德川家有深厚关系的熊本的细川来钳制；对福冈的外样大名黑田，则有小仓的谱代小笠原，同时小笠原还负责监视毛利。谱代大名无时无刻不密切监视着外样大名的动静，如果对方出动反抗幕府，就马上出兵征伐。
亲藩是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藩领，在这之中有着御三家之称的水户、尾张、纪伊最为重要，他们使用了德川一姓。纪伊的德川赖宣（家康的末子）曾对邻国和歌山的浅野长晟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你如果谋反后向大阪出动的话，我就会象粘在你脚后跟上的饭粒那样，立刻出兵抵挡。”
就这样，令外样、谱代、亲藩相互牵制，制霸全国的家康的用心良苦令人惊叹。还有，象京都、大阪、堺、长崎、日田（大分县）那样重要的地方，不设大名，被称作天领，是幕府的直接支配地，设立代官（幕府的差役），京都的代官则被称为所司代，负责监督皇室。以前已几度提到，家康非常尊敬赖朝，在大阪夏之阵结束后，以赖朝的制度为参照，制订了《武家诸法度》，用以作为约束大名们的法令。
这还是在家康从大阪退回伏见城的期间，召集诸大名，让本多正信来发表了如下事项：
1、勤于武道。
2、避奢倡俭。
3、禁止起筑新城。
4、修理城池须得幕府的允许。
5、邻国若有风吹草动须立即向幕府上禀。
6、诸大名须遵守参勤交代的作法。
7、削减制约各国的武士。
在这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居城新筑的禁止、修理的上禀，和参勤制度。城是大名的居所，战争时期则变成了要塞，甚至可以说要塞是更为重要的用途，所以不得擅自新筑，修理也要得到幕府的许可。因为违反了这一条款，福岛正则、本多正纯后来受到了改易的下场，福岛正则是因为大水冲坏了城基，不得已修缮，而被扣上了这一严重的罪名。家康还制订了要求诸大名一年住在江户，一年住在本国的制度，这是因为他觉得有要将大名们络绎不绝地放在身边监视的必要。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消耗大名们的金钱。大名们往复于领国和江户之间，需要极大的费用，他们自恃身份，对于那些讲究随从的人数、行列的形式的大大名，就要花费更多的金钱了。
“不可让大名手中有钱，钱多的话就会变成军资，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变得贫穷。”这恐怕就是家康的方针吧！因为这个，无论哪个大名当真都穷了下去。
但参勤交代的制度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那就是造成了日本全国交通的急速发展。为了大名通行的便利，道路被修造起来，为了大名休憩的便利，宿场（以旅舍为中心的町）被建造起来。
当时最为重要的街道有东海道、中山道、奥州街道、甲州街道，还有从家康死后建造的日光东照宫开始的日光街道，以上五条街道被称为五街道。东海道有着就象在弥次喜多的膝栗毛、广重的绘画中所描述的宿场，被称为“东海道五十三次”。交通的发展促成了全国物产、文化的交流。就连家康也没有想到参勤交代所带来的利益会如此之多吧！
以大阪之役作为标志，战争终于结束了，从那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国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家康常常告诉家臣们：“武道是武士的本务，因此不能怠于武事。”他自己在合战中初次上阵拿起采配，狂喊着“冲啊！冲啊！”因为用拳头紧勒马缰绳的缘故，手指的关节间流血不止，后虽涂药痊愈，但由于经常如此，最后四指中节都生出老茧来，上了年纪的时候，手指的伸缩都变得极为困难。这之后，他经常向人说：“身为大将只敢在士卒身后伸头探脑，怎能打胜仗？”但在战役到大阪之役告一段落之后，家康的心里更多想的是国家的治理。因为这个，比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武士，他更需要象本多正信父子、后来的天海、崇传那样长于智谋的人。
榊原康政和本多忠胜一直到死都对此不解。某次忠胜生病，家康派人去探病，忠胜在铺盖上连礼都不回地道：“最近连大人的轿子都看不到了哪！”在过去一次合战的作战会议上，本多正信反对忠胜的意见，忠胜看着正信，以贬低的口吻道：“你这种只会象会计一样算钱的胆小鬼懂得什么？”而现在自己失宠，而如正信之辈却得以重用，才会说出这样酸溜溜的话。
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战功之士在这个时代已派不上用处了。大久保彦左卫门是三河谱代中纯粹的旗本，后来在他写给子孙们的《三河物语》中，着实发泄了这样的不满。
然而不管怎样，乱时取武将，治时需文臣，这毕竟是此世的常理。
学问
这是家康在大阪之役中取胜，回骏府途中发生的事。
因为大雨的缘故，一行人在某处停宿了三日，家康对侍臣道：“道春在吗？把道春叫来，为我讲释论语。”
为雨所困之时，一般说来一定想听些轻快点儿的东西吧。如果是织田信长，会吩咐：“我想要看猿乐（能）。”如果是丰臣秀吉，则会说：“我想要开茶会。”而家康却偏好听这四方字的论语。
家康就是这样将林道春安置在身边，让他经常讲解朱子学，他对于学问异常地热心。林道春实名信胜，出生于京都，十三岁学习唐诗宋词，批点苏东坡全集，被世人认为是神童。他二十一岁讲解朱子学的经典论语，门人无数，深受其他学者嫉妒，向家康进谗。
“所谓的学者，真是一些气量狭隘的人啊！”家康笑着，反而召见了道春。他对初次见面的道春进行了测验。
家康和其他学者一起与道春会面，家康发问：“光武帝是汉高祖的第几代后人？”没一个人能答上来的，家康便问道春：“汝可知否？”
道春立刻回答道：“光武帝乃汉高祖九代孙，详见后汉本纪。”
家康的下一个问题是：“反魂香典出何处？”依旧无人能答，又是道春接口：“在汉史的正传中无从考证，但在白氏文集李夫人的乐府中，和东坡诗注中记载，孝武帝曾焚香召唤夫人的魂魄，指的就是这个吧！”
又问：“屈原之兰为何种？”
道春毫不犹豫地答道：“依朱文公之注，当为泽兰。”
家康对道春的才学非常欣赏，委以重用。后来道春成为德川家的学问最高权威，他的子孙代代被称为“林家”。
道春的老师是藤原惺窝，惺窝是藤原定家（《新古文集》和歌集的编辑者）十三代孙，在儒学上学问精深，非常有名。
文禄二（1593）年，家康听受惺窝《贞观政要》的讲解。他十分爱读此书，将其作为政治上的经验来作参考。提起文禄二年，正是秀吉朝鲜之役进行到如火似荼之时，家康也许从那时起，就开始考虑治理天下之事了。
在庆长五（1600）年，家康采用了木版活字印刷的方法将《贞观政要》出版，在前年出版了《六韬三略》，庆长十（1605）年则出版了他最爱读的《东鉴》。在这本书的序言上，学僧承兑（京都南禅寺的僧人）的文章写道：“东鉴记载了从治承四（1180）年到文永三（1266）年这八十七年中发生的大事，遗憾的是不知系何人所作，岁月如梭，世事本为人所渐忘。阅此书毕，史事顺逆一览无遗，家康公屡度此书，参祥善举，以恶为鉴。”不仅如此，庆长十七（1612）年他还让林道春写下了《东鉴纲要》。
庆长十年，《周易》出版，十一年《武经七书》出版。那之后，出版了有名的《大藏一览》（汉语翻译佛教书籍系统性的整理），使用了九万铜活字。这部书最初是由学僧崇传进献于家康的，家康道：“这样珍贵的书籍，应立刻出版一百到二百部。”结果在三个月内排出了印刷版。该书文字清晰华美，作为礼品赠与他人，其中一百二十五部每册加盖了朱印，捐赠了各地的寺院。
接着又刊行了《群书治要》（中国的书籍），为了发行此书，从京都招徕了工匠，以骏府的能舞台剧场为工场加造，不足的活字还向中国人订制，据说共造了一万三千字。
如果说光这样还算不上弘扬学问，他还在伏见造了学校（专习儒教），在江户的富士见城楼内设立了文库。
因与秀吉亲近，家康常常参加茶会、能的表演，一次因为家康的能舞滑稽，秀吉的侧近忍不住笑了起来，秀吉道：“别犯傻了，对尔等这些擅长舞艺者来说，别人都很差劲吧。但正因为家康不善于能，才会成为海道第一弓手的啊！”
的确如此，家康没有这样的逸乐之想，对于他，最大的乐趣一定就在于学问和狩猎吧！因此家康的学问都是一些相当有用的理论，而不太喜欢诗和歌。
知足
家康的学问不仅仅是出自知识欲，他是想要让学问对自身起到帮助作用。
一次，家康在谈话中对本多正信说道：“在年轻的时候，我忙于奔走战场，没有时间来研究学问，所以到老来一无学问。但我曾从他人处学到老子说过的一句话，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就是‘知足者常乐’。”
家康的处世哲学是质素俭约。“时时知足”的他厌恶奢侈、浪费之事，不仅是对自己，时常也对家臣劝诫。外出狩猎也并不作特别周到的准备，只带一小撮饭团和梅干，在山野之中，分两三次把它吃完，如果剩下也不扔掉，就这样带回去，并且让随行的家臣们也这样做。
某次狩猎之时，同行的一个年轻家臣梳着当时的流行发型，家康见到便将其叫到身边责备道：“混帐小子，尔祖父身居要职，心存武道四方奔走，也不似你这般结发招摇。”他认为：“武士就应象武士的样子，朴实的打扮最是顺眼。武士乘着轿子往来行走，尤其是不到五十岁，身着那种捻线绸和木棉的生硬衣服，光脚着草鞋走路，自以为得意的家伙，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家康从小就经受了无数辛苦，他时常教导家臣们要不断忍耐，忍耐，再忍耐。在家臣中有一人性子非常急，别人说些闲言碎语也会立刻动怒，进而和对方争吵。家康教导这个家臣道：“你对这些闲聊的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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