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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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即将来临！“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斗已经打响了！“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战斗正打得难解难分！“泉涌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战士们奋勇杀敌，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带兵打仗的诗人，高适的诗，是驰骋沙场的急就诗，血泪交加的烽火诗。夜读其诗，耳畔会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厮杀声……　　　

　　“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年轻时的高适，也想藏身于山水之间，赋诗于烟雨舟楫之上，但是，历史的选择，常常是不可由人自主的。在担任淮南节度使，奉命征讨永王李璘时，高适做过一篇《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作为一个军事首领，他事先考虑了对敌斗争中的心理障碍，于是移檄将校，要求摒弃私人感情，断绝个人恩义，服从国家利益。他又何尝不知，他的好朋友李白，此时尚在叛乱的永王军中为官，两军交战，总会要相遇的吧。但他此时的身份，是一个为国效命的将军，诗人与好友，以及个人恩义，只能置于一旁了。当日携手同游的文章好友，将如何面对？他的矛盾，大约是埋在心中的吧。作为一个军人，高适逾越了个人的情感追求，上升到了“义而知变”的理智境地。　　　

　　在我看来，高适的身边，一定少不了一把剑，长年悬于腰间，挂于帐下。这种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的兵器，是兵器中的君子，飘逸从容。他的诗作中有多处提到剑。如“二十解书剑”，“孤剑通万里”，“岂知书剑老风尘”，“击剑酣歌当此时”，“抚剑悲风对秋草”……剑为何名，不得而知，也许正是这柄剑，浓缩了将军才子高适毕生的追求、理想和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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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1）　　　　　　　　　

　　崔颢：谁乘黄鹤去　　　

　　诗在唐代，是一个传媒，也是一个擂台。诗与诗之间的比较，这种不确定主题、富有趣味性的文学竞赛，时至今日仍然沿袭不衰，将寂寞的文坛弄得热闹生动，花絮繁多。譬如崔颢先到黄鹤楼，题诗一首，力拔头筹，竟然使得后来的诗仙李白大伤脑筋，面对美景，诗兴全无，只是嘟嘟哝哝地说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显得很是勉强和无奈。在崔颢的诗作面前只能闷头喝酒，以李白的文名，“哲匠敛手，无作而去”，甘于服膺别人，实在少有。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黄鹤楼有幸，天下人来来往往，在其中观赏聚会，平静如常，但崔颢和李白这样的大才子一到场，立刻风生水起，骤起波澜。崔颢和李白的这场比赛，没有人来投资和策划，旁观者也少，居然也搞得有声有色。崔颢先来了一趟黄鹤楼，登高望远，心有所动，写了一首感怀诗。时隔许久，李白这样的大文豪也来了，负责接待的当地官方自然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酒酣耳热之际，请赐墨宝。有人顺手就将崔颢的诗稿递了过来。李白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顿时觉得心空脑塞，写不出更好的诗篇了。　　　

　　细细品察，这则逸事，其实多有可疑之处。依李白写诗的功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常常是在酒后信手拈来，而他若干次题写的天下名山大川，也不乏前人佳作，一代诗仙哪里会顾及前人脸面，只管借着一腔酒意，自写他的李氏文章。甘为崔颢之下，极有可能出于戏说。　　　

　　文人之名，除了白纸黑字的著作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名途径，便是借助别人的评论，进行炒作传播。时下有不少作品，文章未火，炒作先热，可谓风生水起，名先文至。崔颢与李白同赋黄鹤楼的逸事，以李白夸赞崔颢未写告负而终。后来还有人不肯罢休，从李白的另两首诗《鹦鹉洲》和《登金陵凤凰台》中，找出崔颢作品的影子，再揭李白的伤疤。如果在现代，遇有好事者，说不定会爆出疑似剽窃之类的噱头新闻，弄得沸反盈天。文坛这类事情总是时有发生，始终不会寂寞，而且常常将一段佳话演变成一段恶炒。　　　

　　为了李、崔二人这首小诗，历代文坛也未曾停止过争论。严羽在《沧浪词话》中称，“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刘克庄则含糊其辞，“真敌手棋也”，甚至连清代的纪晓岚，也饶有兴趣地加入其中参与讨论。崔颢只凭这一首诗，便将诗坛点衬得无比精彩。　　　

　　贰盛唐风但，除了几首好诗，崔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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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崔颢：　谁乘黄鹤去（2）　　　　　　　　　

　　崔颢者，亦擢进士第，有文无行。好蒱博，嗜酒。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　　　

　　——《新唐书·卷二○八》　　　

　　纵观史书给崔颢确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参与赌博，二是成日嗜酒，三是不断地娶漂亮老婆。用今天的话来说，既是赌徒，又是酒徒，还是好色之徒。凭着这三条，崔颢一下子被打入品行不端的行列。也许当时的进士考试，没有进行细细审核，这样问题多多的人，居然混进了京城的官员队伍。　　　

　　依崔颢的个性，他本当是一位鹤立鸡群、卓尔不群的叛逆文士。一介文人，不但喝酒，还参与赌博，实在是常人不能接受的。换了李白，虽嗜酒如命，却喝出了酒仙诗仙的好名声；崔颢同样会一掷千金，只混出了个酒徒赌徒的形象。为崔颢作传者，还列举了他年轻时多作浮艳轻薄之诗，又说崔颢游历京师之时，连续娶了三四个夫人，都是美色佳人，只要不满意，立马休了再娶，在情感上不能专一而终。这件事，实在是将崔颢的名声搞得江河日下。挑三拣四，背弃盟诺，心猿意马，换了商人，大家似乎可以理解，可以一笑了之。但换了文人则行不通，文人娶妻，一定要周吴郑王，四六对偶，像做八股文一样中规中矩，否则，传统与道德的守护者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即便是近代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也因此而多获毁誉。　　　

　　作为开元天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崔颢身上其实也有许多优点，可惜优点没被发现，缺点却被找得准准的。崔颢的传记，在新旧唐书中所有文人传记中，是写得最为奇怪的。三四行字，记的都是崔颢“有文无行”的劣迹。即便是宋之问，还获得“弱冠知名”、诗赛一举成名以及被贬后“颇自力为政”等正面评语。而关于崔颢，基本上就是彻头彻尾的毛病一身，坏蛋一个。　　　

　　文人多为怪物、异类，在生活方面有时难免天真怪异，真要被史家揪住小辫子不放，就有口难辩了。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不幸钻以死角，偏激则不可避免了。有时候，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对于你的感觉。　　　

　　崔颢真有这么坏吗？恐怕也不至于。问题大约还得回到“恶炒”这个词上。因为不被理解，所以导致了种种传闻，传闻渐多，自然陷入了欲辩不能的地步。关于崔颢，还有一则　“艳诗门”的故事。　　　

　　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　　　

　　——《唐才子传》　　　

　　李邕是当时颇具声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是个老资格。因为听说崔颢有才名，就请他来，虚席而待。崔颢欣然而来，上了一首《古意》：“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正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没想到，崔颢为之得意的作品，老夫子却认为浮艳之至，有辱斯文，气得差点吐血，大喝一声“小儿无礼”，门都没让进。弄得崔颢一头雾水，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这难道又是崔颢的错吗？李邕自动请人家来，《古意》的内容并非不健康，年轻才子的思维不受束缚，且其诗作可能另有所指，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关于李邕，史称“颇自矜”，对年轻后进不那么慈祥和蔼，李白有一次登门拜谒，也是遭受冷遇。结果李白也不客气，写了一首《上李邕》，末尾说了一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这番话，可谓借古劝今，旁敲侧击，孔子尚知后生可畏，你老人家得瑟什么呢？　　　

　　崔颢留下的四十多首诗中，确有十多篇为年轻时创作的关于闺情一类的诗，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如记载的那样“浮艳”、“轻薄”。诸如《川上女》《卢姬篇》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优秀而生动的生活诗篇，主题并不浮艳，恰恰相反，都是女性同胞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心声。我从崔颢诗中，没有看到轻薄，看到的，只是如火如荼的热血青春，《长干行》等诗篇，至今还流传甚广。　　　

　　崔颢的一颗心，其实是滚烫的。只是他不懂得包装，不懂得作秀，不懂得阿谀。但少数存有恶炒心理的人不这么想，你有才是吧，但我看不顺眼，就揭你的短，让你火不起来，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坐立不安。生活中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家伙，习惯了捣乱，习惯了无事生非，习惯了幸灾乐祸。崔颢在“苦吟咏”，埋头发愤，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抒发自己的人生激情，他哪里知道，别人正在背地里，处心积虑地挖他的墙脚。到头来，他落得个仕途不顺，进士出身，只谋了个司勋员外郎。　　　

　　作为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崔颢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时代生活。他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漫漫边塞之旅，金戈铁马，快意恩仇，使崔颢晚年作品出现“风骨凛然”的大气与凝重。他的两首长诗——《江畔老人愁》《邯郸宫人怨》分别表现一个百岁老人对历经繁华、饱经沧桑的生活变迁回忆，一个失宠被弃的宫女对放归乡里之后惨淡人生境遇的哭诉，他们分别发出了“人生贵贱各有时”、“百年盛衰谁能保”的哀叹，而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崔颢的社会责任与作家良知的自然流露。　　　

　　单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很难看出崔颢的劣行，却多有劝世之句，警世之音。时至今日，还在说崔颢坏话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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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1）　　　　　　　　　

　　杜甫：忧端齐终南　　　

　　读唐诗是一种艺术享受。但如果兼读唐史，诗史并阅，联系当时情境，还可以咀嚼出除诗而外的更多味道来。　　　

　　每次读到杜甫，总有些揪心的感觉。他的诗，含着绵绵的忧愁。盛唐年间的其他诗人，不得意时，或是饮酒求醉，如李白，一醉解千愁，以超凡的想象化解内心的不快；或是归隐赋闲，如王维，闲来万事空，避开尘世的喧嚣。而对于杜甫来说，始终没有寻觅到解脱的良方。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忧郁与忧愤之中，忧从中来，忧如丝绕。如果有解忧的办法，那么唯有做诗，埋身书斋，躬耕纸园。这样的法子，终究有些无奈，常常是忧容稍解，愁云又生，恰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诗人多愁。偏偏杜甫又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愁的多事之秋。开元盛世刚刚开了一个好头，盛唐的赞歌还没有写完，“安史之乱”便不期而至，杜甫就要立刻转变身份，从一个盛世的欢呼者、记录者，成为“国殇”式的挽歌撰写人。这样的角色转变是令人痛苦的，遭遇的尴尬，也是所有读书人都不能直面的。大唐王朝培养的一批文士们，在这场动乱中，尝尽了愁云压顶、国破心碎的滋味。只不过，杜甫的味蕾更为敏感，品尝起来更是浸肤入骨。　　　

　　忧从何来？忧于国势。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与生俱来，儿时捧读圣贤书，家国情怀的文字频频入目，继而是家长的耳提面命，兼以生活中不断的警示案例。杜甫的忧患意识，来自于“承儒守官十一世”的家族遗传因素的深深影响，“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他希望太平盛世能够长久持续。但忧患意识确是被一场内战彻底激发出来了。安禄山兵指长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光景，转眼之间被残酷的战争所取代。乌云压城，大厦将倾，李唐王朝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叛变，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弥漫的战火，遮住了诗人的双目，所有的闲情逸致，都被刀光剑影吞没了。他的诗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充满了愤怒与伤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一个曾经被皇帝无限信任、拥兵数十万的封疆大吏，竟然充当了抢夺皇权的急先锋。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杜甫立刻将祈愿国泰民安这样浅表层面的忧国之心，上升到“毫发裨社稷”的实际行动，在匆匆安顿好妻儿老小的避难之处后，他上路了。他要追赶一群落荒而逃的皇室成员，证明自己的忠诚，尽到自己的义务。　　　

　　然而这条路，杜甫走得异常艰难，先是被叛军所俘，脱险后，好不容易逃至凤翔，得以谒见肃宗，官拜左拾遗，但又因为被罢免的宰相房琯出头辩护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心灰意冷之下，于乾元二年，弃官西行……“时危报明主，衰谢不能休”，“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乱世之时，报国无方，杜甫饿着肚子，倚望蓬门，仅剩下了一介书生的沉重忧思。面对着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一个不知前途的未来，他大声疾呼：“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一直在守望着，祈盼着。而此时的他，只不过是个被君王抛弃的旧日臣子，一个退隐于江湖的落魄游子，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民间的文人。想想自己一介书生，去国离家，却不被理解，杜甫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涕泪一次次沾湿衣襟。杜甫的诗中，有流不完的泪，数不尽的哭，一场战斗的胜负，都会令他百感交集，泪如雨下。那首被公认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然是他微笑之后的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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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2）　　　　　　　　　

　　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杜甫从动乱与民生入笔，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随之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同和重视。后来的诗人不断地提到“安史之乱”，警醒当局，杜甫的忧，与屈原的忧，异代同流，都是出于爱国心切。　　　

　　忧从何来？忧于民生。数年战争，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将大唐盛世的铅华洗尽，华美的霓裳被无情地挑落，露出衣衫褴褛的战后残局。杜甫一直在观察着，忧心忡忡，忧心如焚地观察着。在家中，在酒宴上，在各种场合，他愤怒地抨击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带着困惑，他离开了长安，目光投向民间。在出行途中，他像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了饿殍遍野，难民如潮，难道这就是那些御用文人笔下所描绘的盛世吗？　　　

　　八年的时间，时政倾覆，局势动荡，像一锅馊了几天的粥，蚂蚁、蚊子和苍蝇都掉在了里面。大唐王朝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揭示这匹健壮的骆驼是如何一下子羸弱下来的，大家在迷茫里寻找动乱的根源。杜甫用他的笔，把他的思考如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