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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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圆满的解决。后来在碰到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因为要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通过现场调查和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当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听说少奇同志来了，从北京赶回郑州。黄峥：少奇同志和你们调查组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讲话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那时少奇同志已经离开北京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作的这个讲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北京开会，他应该是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的。王光美：是的。吴芝圃同志回到郑州，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少奇听后很高兴。黄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经过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在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这些论述，同原讲话精神是不协调的。王光美：是这样。不过吴芝圃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在河南期间，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了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还多次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3月7日，我们离开河南到达湖北武汉。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也要教育工人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即使人民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要承认，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到，1956年以来湖北发生工人闹事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俩谈得都很具体。少奇提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五发电厂。这个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他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3月17日，少奇召集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的校长、教授以及部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少奇在会上就教育和民主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3月19日，我们的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市。从这天开始到29日，少奇在湖南不断地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同志，省长黄克诚同志，还有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伯林、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同志。3月22日，少奇同长沙市一些中学的学生、教师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讲话。3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报告，谈了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这些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我们一行在3月29日离开衡阳到达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和调查组对广东的一些部门和地方作了调查。这期间，随行调查组把少奇同志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3月31日，少奇在广州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审定。文章定稿后，少奇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将这篇文章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4月10日，少奇在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座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好不好？一开始群众就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的。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必须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专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从北京到广州，沿途停下来调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时间将近两个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4月11日，我们的火车沿京广铁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机场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看望了宋庆龄。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结果，是这次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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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
黄峥：光美同志，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又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您陪少奇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请您介绍一下少奇同志出席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这两个会议，就是人们常说的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我也从中了解到不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准备到武汉后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邓小平同志因为摔了一跤伤了腿，在家休养没有上庐山。从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专列停车，我们常看到站上堆放着一堆堆碎铁。夜间，有时看到铁路两旁火光冲天，原来是在大炼钢铁。人们把大树锯成段，再将树段烧成焦炭，然后用它炼铁。有次看到大路上运树段的推车排成长龙。我不懂炼铁方面的技术，但也看出这样做是胡来。专列停站时，有时候少奇和我下车散步。彭老总有时也下来散步。我们在一个车站看见堆着一大堆废铁，仔细一看，好多是铁锅砸碎后的铁片，是为大炼钢铁用的。彭总看了很生气，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我听了不敢说话。到了武汉，少奇和我住在武昌，离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这之前他刚去湖南视察了一圈。到武汉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长江里的船上碰头开会，开完会愿游泳的在长江游泳。主席嘱咐让我也一起去，邀请我和他一起游长江。我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叫上我。我记得这天在船上参加开会的有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总，还有李井泉、柯庆施等，好像田家英也在。这条船的船舷上安了个扶梯，是特意为主席游泳设的。在游泳前的交谈中，我对主席说了在路上看见一堆废铁的事。我还说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听话，家里的铁锅领导叫砸了就砸了，意思是说老百姓连这样的瞎指挥都能容忍。平时我老觉得主席对领导同志严，对我们这样的小干部宽容，所以在主席面前说话比较随便。我后来有点后悔，不应该对主席说这样的话，使他听了不高兴。在船上开完会，主席就下水游泳了。少奇因为正犯肩周炎，不能游。我下去游了。毛主席鼓励我说：“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游了一会就上岸了。在换衣服的时候，我因为不熟悉当地部队安排的这个地方，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脚扭了。当晚在住的地方有晚会，还有跳舞，主席也来了。我因为扭了脚，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后来在庐山，爬山时我就拄着拐棍。有一张照片，少奇、我和一些工作人员登庐山，少奇和其他人都表现得很轻松，就我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