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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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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师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
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王观澜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信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徐明清记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王观澜回来说，主席那天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王观澜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唯实”。
特殊年代的勇气
13、那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期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和农业教育为己任，努力探索农业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的路子，做出了许多努力。
原农业大学教授、老校长毛达如先生在回顾农大办校史时曾说过：“60年代初，王观澜任校长时，由教授、教师、职工学生代表组建校务委员会，着重突出教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决定和咨询学校的重大事宜，带领学校不断发展。”毛达如认为，这一“大师办学”的新理念虽然一度受到争议，但从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的领导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在农业领域有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农业大学附近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农业机械部部长（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激动地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没有浮肿吧，没有心脏病吧？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门的任务很重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
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我们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他也刚被解放出来，仍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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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中国农民问题
14、最后心系的事业，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而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陕西、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了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业献计献策的作用。人民日报曾有一位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王观澜沉重地说：“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一窝蜂），把我们害苦了！”
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农###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退下来后，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动的资料，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正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他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坐飞机扔手榴弹的父亲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共产党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与周恩来一同飞赴苏联的红色少年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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