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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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
　　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国民党正在抓紧部署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1946年）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面临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病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汁，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子（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转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开始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
　　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时，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
　　9、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他与王观澜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方针，暂时撤离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分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借来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情况。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后，很生气地跟徐明清说：“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了王观澜的病情，当听说他的病有好转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恩情。”
　　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留下来共进午餐。
　　饭间，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中肯地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径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是坐着担架去的。
　　徐明清记得，他们和毛泽东见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毛泽东和他们紧紧握手，然后亲切交谈起来。
　　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征询王观澜的意见说：“划定富农，把其剥削率从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样？”王观澜说；“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在农村的团结面。”
　　毛泽东一向很尊重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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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一味照搬苏联模式
　　10、他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形式，中国不能一味照搬
　　1949年春天，王观澜夫妇辗转到了沈阳，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时，曾因“托派嫌疑”问题和王明产生过矛盾，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烦。故而1949年4月2日去电，请求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再作一文字结论，以防万一。
　　４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去回电：电文说，王观澜同志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
　　（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接到中央回电，让王观澜夫妇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悦，也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个月后，他们即与陪同人员一道，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王观澜的病情严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治病期间，只要王观澜的身体稍好，他便利用时间翻阅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动向，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他兴奋地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就像毛泽东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建设，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说；“现在的苏联，变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来学习时大不一样了。苏联的不少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接着，他便打算亲自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求知心切的心理，但她也担心外出考察的劳累，会让体质虚弱的王观澜旧病复发。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除了参观工厂，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却顾虑去农庄路途遥远，怕他的身体经不起颠簸，劝他先不要去。
　　但王观澜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
　　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
　　王观澜还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现在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生产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气，拦也是拦不住的，于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
　　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
　　但王观澜对苏联农庄的一套经营方法，并不主张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王观澜认为，“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观澜夫妇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们的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马上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后，早在苏联呆不住的王观澜夫妇，经党中央同意，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11、“老农”干部和上访农民谈心，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回国后，王观澜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
　　由于在苏联治疗时并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过度劳累，让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这次，中央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为他动大手术，彻底根治。当时，周总理每天都要看医院送去的病情报告，手术后，有一次，医院把体温数字写错了，总理发现不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询问，总理的如此细致关心，让王观澜和家人非常感动。
　　后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王观澜曾动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关心帮助，感谢中央保健局长傅连暲和其直接领导的医务界的积极负责的设法治疗，使我最后一次动了大手术，彻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54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但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三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规律，脱离农村实际，使得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群众一拨接一拨，
　　王观澜身为领导农业工作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农村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极为关注，他不摆什么官架子，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亲自来到上访的农民当中，了解他们的真实困难和意愿。上访的群众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式的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４月，王观澜亲自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为428斤，比上一年的452斤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并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王观澜看了毛泽东的批示，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对毛泽东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12、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
　　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