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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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安住了一个多月，原来已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徐明清，总算恢复了一些体力，脸色也渐好转起来。
　　一天中午，徐明清正在睡午觉，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走进了她的病房，通知她说：“赶快起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她百感交集地从床上坐起来，不觉大声反问：“回家？我还有家吗？有家吗？”
　　监狱长和蔼地安慰她：“有家，你的孩子们都来接你了，就在楼下等着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穿衣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
　　她连声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这些帽子不摘掉，我不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被逼抄写，我不能承认！”
　　于是，徐明清被请到医院的一间办公室，由前来的中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农业部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身体不好，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对你的问题进行重新调查、核实，现在问题基本澄清，不久就会为你重作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14年，她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帮”首犯江青，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所以她的冤案平反，不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对平反冤案工作抓得很紧，他们委托农业部党组织对徐明清的历史结论做复查，农业部党委组织了专人做了大量的内调外查，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搞清了历史事实，推倒了江青专案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来的所谓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
　　“复查结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论”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终于彻底得到了平反，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因江青问题蒙冤，徐明清度过了14年漫长的艰难日子。
　　在采访中，徐明清坦率地谈到了她对江青的看法。她说，最初，江青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表现可以。而后来，江青进入上海戏剧、电影界，明显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和生活问题……，再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人是会变的，江青的一生也有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回顾徐明清所经历的磨难，让笔者深切感到：为实事求是，老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她心怀坦荡，一身清白，哪怕身陷囹圄，面对强压，仍坚持着讲实话，绝不编造事实，在当时的非正常政治环境中，是需要极大勇气和人格力量的。徐明清老人的正直和高贵品格值得人们敬重和钦佩。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到医院看望，他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与胡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胡耀邦又安慰道：“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
　　前些年，徐明清不顾年高体弱，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奋笔写出了一本她个人的回忆录。
　　张闻天夫人刘英欣然为徐明清的回忆录作序，并为她题词“为留清白在人间”；萧克同志抱病为回忆录亲题了书名《明清岁月》。
　　95岁高龄的徐明清，在家中安详、平和地颐养天年。
　　对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路程，经历过的事情，她都写在了书中，不再多想了，但她的内心，却和她走过的路一样，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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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急先锋”女子
1958年6月18日，昆明城外，56岁的张若名伫立在河边，目光呆滞而悲愤，她转过脸，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便纵身跃入河中。
　　她甚至未来得及给亲人留下只言片语，就猝然离弃了这个世界，划下了人生的惨痛句号……
　　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被打成“右派”含冤而去的女性，曾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先驱，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第一位女博士。还有，她曾是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战友……
　　1902年2月，张若名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富户人家。张若名出生后不久，父亲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
　　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在暗自哭泣。母亲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考入了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颍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她发奋读书，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张若名入学后第三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请愿遭到了镇压，天津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同张若名关系最亲密的女友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发起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颍超、张若名被选为“女爱会”的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女爱会”很快成为天津五四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女界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
　　张若名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之中，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讲演队，还举办了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1919年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张若名同邓颖超等作为“女爱会”代表参加了联合会，张若名被推选为庶务科干事，邓颖超为交际科干事。此后，张若名多次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进京示威请愿，并频繁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表现出异常的勇敢顽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1919年9月2日，周恩来和张若名等在从北京乘车回天津的途中，热烈讨论起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张若名主张由“女爱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加强###的阵容。周恩来进一步建议，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同时出版一个宣传刊物。就这样，由周恩来等发起组织的天津爱国学生联合团体“觉悟社”，于9月16日正式成立。张若名则成为“觉悟社”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为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建社之初的20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草拟的。
　　张若名经常在《觉悟》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观点，1920年1月，她就在《觉悟》创刊号上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她大声疾呼：要“破除迷信形式道德的观念”，“铲除男女心理生理不同的观念”，“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观念”。她主张男女同校、男女同工、男女公开社交，她认为女子不必一定“主内”，应当有自主的职业及独立的经济。张若名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刻独到，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遭警厅拘捕关押她毫不屈服
1920年1月下旬，天津###调查员在某商号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人毒打。天津各界代表为此向省公署请愿，反被军警逮捕，天津###和各界联合会会所也随之被查封。
　　1月29日，天津各校的数千名学生，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冒着刺骨的寒风，冲破军警阻挡，奔赴北洋政府直隶省公署请愿，学生们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要求面见省署要官，张若名和其他三名学生代表奋不顾身地从紧闭的省署大门下面钻进去，结果被警方拘捕，送进警察厅关押。
　　尽管在狱中遭受了许多折磨，但18岁的张若名始终表现出了勇敢而坚贞不屈的精神。
　　周恩来曾在他的《警厅拘留记》中，摘录了张若名给他保管的日记中的一段描述：“在那三九严寒季节里，我和隆真被关押在一间没有火炉的破屋子里，俩人挤在一张床板上。尽管监狱生活折磨得我俩不断患病，但我们仍不断惦念着监狱外面在战友，彼此照顾，互相鼓励，毫不屈服。”
　　一天，张若名的父亲来到拘留所，向女儿进行“劝降”，要她“承认错误”，即可对她单独提前“取保释放”。
　　张若名义正词严地回答父亲：“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请愿，是爱国、正义、合法的。”父亲听了大为恼火，对在场的狱方官员说：“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张若名和周恩来等难友一道，在狱中开展了绝食斗争，抗议被当局非法长期关押。狱外的“觉悟社”成员和天津###，也积极声援他们的绝食斗争。北京的名律师刘崇佑，出于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同情，义务为他们出庭辩护。1920年7月，张若名和难友们终于全部获释。经历了这次患难与共，周恩来和张若名更成了亲密坦诚的同志和朋友，张若名甚至极为信任地把私人日记交给了周恩来保管。
　　他们出狱那天，天津各界群众夹道欢迎，并把铸有“为国牺牲”四字的银制纪念章和大红绸花佩带在他们胸前，周恩来、张若名还代表狱中难友在欢迎大会上讲话。天津有名的鼎章照相馆，免费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合影照，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为各大博物馆珍藏。
　　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考虑到她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四位曾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但由于出国经费一时还难于筹措，就暂时搁置下来。张若名就暂时回到保定的伯父家小住。
　　这时，张若名的父母为了让她不要在外面“胡闹”，“惹事生非”，便四处张罗着为她“找个婆家”。张若名对父母搞的这一套“包办”婚姻极为反感，她背着家人去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报了名，后来被家中亲戚得知，报告了她的父亲，父亲立刻派人赶到保定，谎称母亲病重，要把她“接”回温仁村。
　　张若名料想她的赴法计划已为家人知晓，若自己回到家乡温仁村，恐怕就再难以出来了。于是，她下定决心，毅然弃家出走。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张若名到了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捐赠出300元给她们做路费。后又在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由天津###借支了一笔钱，这才凑足了赴法经费，使她们如期离沪赴法。
　　

赴法留学潜心攻读马克思学说
1920年11月7日这天，上海杨树浦码头，停靠着一艘“波尔多斯”号法国邮轮。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国学生登上了这条邮轮，准备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
　　甲板上，18岁的张若名亭亭玉立，凝望远方，她是这批留学生中仅有的三名女生之一，另两名女生即是郭隆真和李昊。他们背负着理想，满怀激情，要去异国寻求革命真理，学习科学知识。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和郭隆真先住在地中海边的蒙彼利埃，由中国留学生盛成帮助她俩学习法语。这期间，张若名作为北京晨报的驻法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写了二十多篇通讯，报道了中国赴法勤工俭留学生的生存状况，文章真实而有见解；郭隆真也积极帮她搜集资料，誉写文稿。
　　不久，她们俩又到巴黎的一家云母片生产工厂，一面做工，一面参加革命活动。1922年6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在巴黎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若名和郭隆真都成为“少共”最早的成员之一，并于1922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少共”秘密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峰”，大家采取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由于张若名的法文进步很快，能熟练阅读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担任互教互学小组学习会上的主讲人。她的宣讲常得到周恩来等人的一致好评。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张若名将她在小组会上的讲稿整理成文，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等，在法国的《赤光》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稿后来油印成册，发给共青团员和旅法华工阅读，并被共青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本中。周恩来回国后，也将这些小册子带回并组织出版，1925年3月，“中国青年社”即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该书共四编，两万多字，其中三编为张若名所写（笔名“一峰”）。
　　张若名在“少共”组织内，还担负了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国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络。1924年1月21日，苏维埃领袖，第三国际创始人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追悼会。希望旅法中共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中共立刻决定选派法语水平好，能力强的张若名与会，并撰写发言稿。但后来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非法到会就可能受到拘捕。法国共产党立即通知旅法中共组织不要派人参会了，发言稿可以转为代读。但当时任旅法少共主要领导人的任卓宣却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去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张若名按组织决定出席了大会，但散会之后，她立即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除出境。此后，张若名一直被法国警方跟踪盯梢，并多次遭到盘查，人身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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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成绩是我们学院的光荣
1924年，周恩来不再担任旅法少共书记，由任卓宣接替了他的领导职位。而此人作风专横跋扈，唯我独“左”，谁不服从他，就会受到打击刁难，郭隆真和张若名多次遭到任卓宣的谩骂刁难，心里极为愤慨和不满，思想上也产生了强烈波动。
　　恰逢此时，法国参议员于格儒先生去世后，留下了一笔遗产，他的###碧细太太把这笔遗产专门捐赠给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学生，支持她们继续求学。张若名有了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
　　经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做出了一个选择，她决定放弃政治活动，退出少共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今后走一条学问人生的路。
　　1924年7月的一个绵绵雨夜，张若名送奉调回国的周恩来踏上了归程，两人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