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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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当地老话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长得确实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被疏散到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常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甚至还不如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她从中国带了一些衣服到苏联。在伊万诺沃，或者用自己的衣服和邻居换些食品，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陈祖涛他们在延安就见过贺子珍，后来又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前夫人，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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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这所疗养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里有很大的树林，空气很好。
　　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疗养得好好的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二战之后，这个半岛被划入苏联的版图，直到现今。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陈祖涛回忆说：“后来我对她说你当时还真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她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而且确实吓坏了。”是啊，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国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类似朱敏的这种特殊情况，联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汇报，所以1944年以后，苏联红军打出国境，当时的联共中央书记、原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议派人员去前方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当时被点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
　　陈祖涛回忆说：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当德军被击溃后，被掳到国外的苏联战俘、劳工，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纷纷从集中营、劳动营跑出来，自发地往苏联走。
　　德军刚刚溃逃后的地区，都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根本没有什么运送旅客的火车、汽车，几乎所有急于归国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带着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进中的他们遇到了德军的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如果他的孩子还活着，应该和陈祖涛同岁。但笔者在此前曾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张闻天的儿子在刚被掳到德国的集中营，就设法逃脱，但途中遇到德军飞机轰炸身亡。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张闻天将自己苏联前妻的名字告诉了陈祖涛，并提供了一些可能寻找到自己孩子的线索，希望陈祖涛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孩子。
　　根据张闻天提供的线索，陈祖涛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寻找，终于找到了张闻天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张闻天和她分手于1931年初，当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但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却不愿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离开安定的苏联，生活在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中国。
　　陈祖涛找到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时，她就居住在陈祖涛曾经住过的柳克斯高级公寓。当时她是军医，被授予大校军衔。陈祖涛向她询问了她儿子的情况，并说张闻天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孩子。
　　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对陈祖涛说：“哎呀，别提了！我找自己的孩子已经找了许多年了，从1944年到现在，在国外所有战争期间有苏联被关押人员的地方，我都托人找遍了。因为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出兵欧洲大陆战场，各个国家都有占领区，英国的、美国的……战俘、劳工被不同的占领军当局管辖，找起来真是很费劲呐！我通过各种关系帮助寻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可能是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没有希望了。”
　　陈祖涛把从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闻天，他听了叹息一声，流露出很遗憾的神情。
　　

谍报部门需要一个中国人
　　8、苏军谍报部门需要一个懂中俄文的中国人
　　1945年2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定了《雅尔塔协定》。协定的积极促成者美国，为了减少美军百万伤亡的代价，以承诺维持外蒙古现状、将日本占领的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和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作为交换，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协定签署后，苏联遂对出兵中国东北进行准备，其中一项就是对日搞谍报工作。因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布下了很大的谍报网，苏军需要在进入东北后，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谍报机构。在这个谍报机构里，需要一个俄文中文都懂的中国人。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只能做短期的谍报工作培训，这个青年应该是个有一定无线电知识的人，或起码是个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
　　当时联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人，陈组涛印象中好像是联共中央联络部门的中国科科长，名叫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到了国际儿童院，在中国孩子中进行挑选。
　　因为对玛尕尔夫治下的国际儿童院非常不满，陈祖涛等大一些的中国孩子巴不得尽快离开儿童院，都希望自己能被选中。尼古拉耶夫先选了3个大致符合条件的人，刘允斌、罗西北、陈祖涛，同他们谈了话。
　　在3个人中，刘允斌、陈祖涛的俄语好；罗西北来苏联晚一点，中文要比他俩好一点。更关键的是罗西北对无线电一直有兴趣，而儿童院又对有各种兴趣的儿童给予过指导和培养，所以他在无线电知识方面，就比刘允斌、陈祖涛强多了。苏军谍报部门当时只需要一名中国人，所以最后选中了罗西北。
　　罗西北被选中走的时候是很得意的，刘允斌和陈祖涛则有些悻悻然。不久后，陈祖涛10年制学校毕业，考大学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和罗西北相遇，问他在干啥，罗西北说上级不让讲。陈祖涛后来知道他在接受苏军谍报机构格帕乌的训练。在苏军对日作战期间，他被派到了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他是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中真正参加了二战，并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
　　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罗西北苦头就吃大了，他是正规的苏联谍报人员啊！“苏修特务”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还了得，被整得精神失常。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说罗西北的父母亲我了解，他本人的历史我也清楚，他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有功人员，才使他从批斗中得以解脱，到北京经过治疗恢复了正常。
　　

走进典当行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9、他再次走进典当行时，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陈祖涛读完苏联的10年制学校，是在1945年5月，正赶上苏联战后推行新的考试制度，毕业的考试被称作成年人教育毕业证考试，考得非常严格。陈祖涛不仅通过这个考试，拿到了成人教育毕业证，还考上了苏联鲍曼技术最高学院。
　　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是由前沙皇的同胞姐妹创建的，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根据苏联当时的政策，像陈祖涛他们这些人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城市生活。但陈祖涛和同届的中国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进入了首都莫斯科。
　　当时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大学，设有坦克专业、火箭专业、精密仪器专业等等，都是二战刚结束时期的热门专业，后来苏联的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陈祖涛说他当时最渴望读的是坦克专业，但那时苏联对学这些现代军工专业有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俄罗斯族人才行。陈祖涛虽然到苏联后就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中国裔在苏联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些专业不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他只好选择在机械系就读。陈祖涛入学后，学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这个系继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但也不收少数民族学生。
　　在苏联，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全由国家包了，而且如果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例如像陈祖涛这样的没有家庭接济的留学生，还可以拿政府发放的津贴。当然，彼时的津贴是微不足道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是270卢布。270卢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土豆的市场价格是70卢布1公斤，也就是说买不到4公斤土豆。
　　虽然，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获胜后，苏联并不像中国那样，人们又陷入内战阴云郁积带来的惶恐不安，但战争的创痍随处可见，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硝烟一起飘散，生活比之战争时期并无丝毫的改观。
　　紧接着战争胜利的1945年后的1946年，苏联遇上了罕见的严重灾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渐露出好转的迹象，这就是陈祖涛迈进大学门槛时的大环境。他和苏联人民一同体味着战后恢复的艰难，并加入了联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
　　艰苦地度日，依旧是陈祖涛他们的必修课。与此前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联共的秘密接触悄然多了起来，党中央也送来了因战事而中断了的关怀。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她惦记着在苏联生活学习的中共领导人的后辈们，便特意去看望孩子们。她自己的女儿李特特也在其间，她们母女也是多年不见了。
　　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蔡畅没有想到眼前会是这样一番情景，而此刻她能给孩子们的，只能是几分精神上的安慰。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如戒指、耳环、项链什么的。因为进苏联过关时要检查，她怕被检查出来没收，就把这些金首饰藏在了腰带里。
　　到莫斯科后，她又去看望了孩子们，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当时有不少典当行，金银珠宝首饰在典当行的价格要比官方正式的兑换机构高许多，比黑市则要便宜一些。陈祖涛他们觉得到官方机构兑换太不合算，可又不认识什么精通此道的人，也不太敢到黑市进行交易，就拿着这些首饰到典当行去抵押变卖。
　　他没有想到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他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安全部门的人员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那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因为战后联共中央有专人负责和在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联系，曾找他们通报过一些有关中国及在苏联的中国人等相关的情况，陈祖涛和他们有过接触。
　　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刻，中共和苏联当局的秘密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中共东北局闻知中国孩子们在苏景况窘蹙，就装了一火车皮的大米、松花蛋和丝绸布料，运往莫斯科。此刻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为中共控制，已经有条件对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物质帮助了。
　　孩子们兴奋地从火车站取回国内运送来的物品，他们用丝绸布料做了新衬衫，吃上了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米饭。然而当大孩子们享受着美味的松花蛋时，小一点的、几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却不敢把这外皮裹着泥巴，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放进嘴巴里。他们很奇怪大哥哥、大姐姐们居然津津有味地大嚼这种“臭鸡蛋”。
　　自从有了国内的接济后，陈祖涛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就这样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