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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北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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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河床几十年里已抬高了20米！淤积问题没人认真研究，也没人敢提。他给中央写内参反映淤积问题还遭到不测，有人要告他。直到邹家华副总理批示并拨500万元处理淤积问题，他才解脱……
段局长说丹江口大坝设计使用寿命100年，现在已过去近40年，此时调水加高大坝，质量没问题。但今后的60年，对大坝的质量呵护，必须百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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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丹江口大坝，它的质量问题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它今天就要担负起中线调水的重任之时，这种关注更是萦绕人心。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里，了解那个“不真实”年代里的“真实”。恰是这宝贵的“真实”，呵护了“失去科学理性”年代的科学，进而最终呵护了丹江口丰碑般的大坝。
文伏波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即水利部长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当年，丹江口工程决定上马，他带领长办工程设计代表组（以下简称设代组——笔者注）直接驻进了丹江口，负责提供设计图纸和各项技术要点，他一驻就是10年。文伏波记忆了他经历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教训让我们至今内心痛疼，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对于科学与人格的坚守，却又呈放大状让我们充满敬重和钦佩！
文伏波：1958年8月，我率领部分设计人员驻到工地。开初是与工程指挥部的施工技术处一道工作，以后，考虑到设计与施工有相互制约作用，按照水电部的意见，设代组与施工技术处分开，在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下，独立工作。长达10年的现场设计工作，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期间土法上马、土洋并举、停工整顿、复工到基本建完的全过程。
今天回想当年一度过分强调精神变物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带来的不尊重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造成的一些损失，令人痛心。当时每每午夜惊起，与同志们奔赴基坑检查，深恐基础开挖处理中留下隐患。在当时气氛下，虽然提出的口号是“速度第一，质量第一，勤俭第一”，但实际上遇到速度与质量发生矛盾时，往往是降低质量要求来满足速度要求。
作为流域机构和设计部门，为了适应当时的施工现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首先，尽量从设计上采取措施，简化施工，以利于保证质量。由于当时只有极少量的专业施工队伍和机械设备，大量的是民工，湖北省委制订了“政治挂帅，加强领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先土后洋”的施工方针。长办于1958年11月初即将原拟定的混凝土双墩大头坝坝型，改为结构较简单的宽缝重力坝坝型，以简化施工。基础开挖和处理的好坏是大坝稳定的关键。长办于1958年12月提出了“丹江口混凝土大坝基础开挖爆破技术要求”，力求控制指导基岩开挖。为适应浇筑能力，有利于温度控制，我们及时地将坝段分块，由原设计的3块改小为5个柱状块浇筑。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1）
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到丹江口工地，致使工期一再缩短，进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两步走”施工方案。第一步在1959年汛前大坝修建到能起滞洪作用，1959年10月1日以前修到137 米高程，争取一台机组发电；第二步在1960年5月以前，工程全部完工。施工组织上采取了左翼、右翼两大兵团同时作战的临时突击劳动的组织形式。到1958年底，现场以民工为主体的施工人员达87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与质量的矛盾十分突出。记得在右岸河床坝基开挖时，工地有人提出用机钻钻深孔爆破，并开始实施。这样势将超过允许装药量，破坏基础，造成严重后果。我速将此情况电告长办主任林一山，林及时向周总理报告，随即接到水电部通知禁止放大炮，并同时通知右岸导流底孔下游的混凝土护坦不能取消，当时工地有人提出全部取消护坦。周总理直接过问质量问题，引起了工地的重视。
在1959年1月到1962年主体工程停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国务院、湖北省委、水利电力部名义，曾先后组织了六次质量检查……
1960年，丹江口工程进入第二期施工。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在工地广泛传达，工地党委又提出了“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挖潜力，掀起一个以大坝为中心的施工高潮”，将全年混凝土浇筑指标定为160万立方米，这几乎是以前的两倍还多，压力很大。工地全部精力集中在完成这一高指标任务上，放松了机械化施工的沙石系统、拌合运输系统、制冷系统等施工手段的建设。施工上仍然大部分靠人力手推车、皮带运输等浇筑手段，水泥中掺入过量烧黏土，混凝土中埋块石没有统一指挥，只看埋入数量。致使混凝土中的架空、狗洞、蜂窝、冷缝、低强、裂缝等事故超过了一期施工的混凝土。除基础验收制度没有放松外，其他规章制度的执行都比不上一期施工。
经过1959年冬季到1960年初，右岸河床大坝混凝土受寒潮冲击及降温影响，出现了不少裂缝，最严重的是9至11坝段，为处理基础破碎带所采用的混凝土楔型梁裂缝以及18坝段的贯穿裂缝，设计单位多次提出裂缝检查分析报告及处理裂缝的补强方案，申述裂缝等事故性质严重，补强技术复杂，希望严格控制温度，搞好散热措施，防止再发生危害性的贯穿裂缝。为此，1960年初水电部派出检查科研组来工地与设计、施工单位一道分析研究。但三方面的认识不能一致，随后共同去北京汇报，经中苏专家会议研究、讨论，最后由水电总局黄宇齐局长向冯仲云副部长请示，基本上定下9至11坝段楔型梁裂缝的补强方案。但对混凝土浇铸标准、裂缝危害性等重大技术问题的认识，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工地的温控措施也执行不力。
为了在科学上弄清裂缝机理及防治措施，长办及不少部门继续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1961年9月在武昌召开了有全国专家参加的混凝土裂缝学术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虽未作结论，但比北京会议深入了一步。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国重视裂缝的研究，促使1961年10月水利电力部致电湖北省委，建议由水电部与湖北省委共同派出工作组，认真检查丹江口工程质量问题。
1961年11月1日，冯仲云副部长、检查组组长朱国华、副组长刘天明到达工地，11月3日冯仲云在工地四级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明大坝的重要性，已发生的事故一定要处理好，坚决防止再发生质量事故。要尊重科学，加强技术管理，蛮干是不行的。检查组认真查阅资料，组织技术人员、工人座谈，夜以继日地工作了20天，提出了书面报告。
检查组认为：“目前丹江口大坝的质量是不够好的，质量问题的性质也是严重的，由于坝体内存在着大量的裂缝、冷缝、架空、混凝土与基岩结合不良、强度不足等问题，破坏了大坝的整体性，降低了坝体的抗渗、抗滑能力，影响到坝体的稳定。特别是这些质量问题还发生在大坝河床部分的基础部位，这是承受水压力最大的地方，就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后果更为严重，必须进行妥善处理，才能保证大坝的安全。”这次检查组的主要收获是对丹江口大坝存在的严重质量事故，在必须认真处理方面，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说明过去反映发生的质量问题，没有夸大不实，对其严重性也有相当认识，而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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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2）
1962年2月8日，在总理办公室召开了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副总理，国家计委王光伟副主任、李岩、顾明、刘澜波、钱正英、冯仲云副部长、朱国华局长、张体学省长、工程局任士舜、夏克、长办林一山和我随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从上午十点半开始到下午一点四十分结束。总理最后指示：“把丹江口工程质量搞好，这是一件大事，现在工程质量很不好，应停下来，研究进行处理。原班人马是否可以搞好，可以看一看，一看二帮，相信现有人马有决心可以搞好。长办负责设计，施工要服从设计。长办可以邀请全国有关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研究讨论，设计要监督施工，处理质量事故的设计弄好了，要水电部批准，那时我也到工地去看，并且讲一讲。水电部在物力上要大力支持，施工队伍要精简。”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闭幕的次日召开的，会后我们在国务院共进午餐。餐毕，我们看见总理又步入会场主持召开福建闽江建溪工程的问题。可见总理是何等重视水利水电事业，又是何等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自此以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设计、施工通力合作，设计方面抓紧科研设计工作，加强机械化施工的附属企业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面抓紧精简整顿队伍，双方合力搞好质量事故的检查及机械化施工准备，水电部也派出科研组来工地共同研究改进原材料、混凝土拌合、浇筑、保养等一系列工艺流程，修订制度规范。
1962年底长办提出了大坝补强轮廓方案上报水电部，据此，设计施工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大坝补强处理工作。到1964年，机械化施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有了保证质量的物质手段。同年12月恢复大坝混凝土浇筑，队伍作风大有转变，“质量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复工到完建，大部分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盛行，但对质量第一以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却没有人敢于破除。大坝质量良好，蓄水运行至今，经历过数次大洪水考验，没有发现什么隐患……
郧阳府城：沉没在江底的绝唱（1）
幸福和苦难都让我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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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
1959年12月26日汉江截流成功；
1967年，湖北省郧阳府城、均州古城、河南省的淅川县城三座历史名城先后沉没江底，其中，郧阳府城是我生命诞生的摇篮。
我曾在这座古老的城池里从牙牙学语长到了15岁。我始终认为，人在童年、少年的经历最终会铸就成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和质地；我更坚信，人在童年、少年走过的故乡才是他流浪的人生中永远的故乡。仅此，我对上苍赋予我的诞生充满感激，因为她使我15岁之后的离别最终成为我一生的找寻，她让我对故乡的牵念始终与我流浪的精神伴随，她更让博大的幸福与苦难在我生命中不断轮回。由此，她使我发现了隐忍、坚贞和同情心的力量，以及在困苦中对于善与美的注视与体恤……
1960年夏季，已被打成右派最终被开除工职的父亲，与母亲、弟妹一起被遣送到离郧阳府50多里外的秦巴山东麓——茨架岭当农民，他们全部被取消了非农业户口。已在郧阳中学上初中的我也时时处在被解除学籍的危险境地。
一个没有功课的午后，我趴在女生宿舍的铺板上给20岁的哥哥写信，我让哥哥救救我，让我离开郧阳，到襄阳去上学。哥哥工作的学校是襄阳县一中，位于离襄樊市45公里的太平店。太平店是汉江边一个古老的码头小镇，哥哥在这个码头中学工作还不足一年。心灵负重的哥哥深知我处境的险恶，他找到教务主任，请求让我转到襄阳县一中来。
教务主任姓邹，这位大学时和父亲同学的男人，走路缓慢，说话节奏也缓慢，但他的眼神和面部却总是密布着一种严厉和冷峻。这是后来转学成功后，邹主任留给我的永远的印象，为此，我从未敢和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位严厉冷峻的邹主任，在哥哥提出请求的第二天即答复，同意我转学。邹主任从哥哥的档案里已经知道父亲划为右派的事情，但他还是帮助了我们……
父亲接到我的信赶到城里来送我，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学校。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和父亲走过长长的石板街，到西河码头乘木船过汉水，我们准备在三门车站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好乘长途汽车到襄阳。10月的郧阳，细雨霏霏，天色灰蒙蒙的，木船上除了艄公就我和父亲两人。我望着远远向我流来又远远离我而去的江水，望着穿一件灰粗布烂衣衫、一双破草鞋、坐在船帮上默默流泪的父亲，想着父亲曾经因体操十项全能获有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证书的生涯，想着我就要离开这条江水，离开如此可怜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便泪如泉涌……
晚上，父亲在三门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要了两碗开水，我们就着开水吃了母亲专门为我蒸的酸菜包子。旅店住宿一夜一人只要几角钱，但我们没钱住。夜里，雨还在下，父亲问小旅店的人借了两只小板凳，我们就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坐着。风飕飕的，雨飘零着，我和父亲都很冷。就在这时，小旅店的阿姨端出一个木火盆，火盆里有两小截还没完全烧完的木炭。我感激地望着那位个子不高、圆圆胖胖的阿姨，父亲一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
我趴在父亲的膝上，父亲一边用小火剪拨拉着炭火灰一边对我说：“到哥哥那里后，要好好学习……”我答应着就在父亲的膝上睡着了。
永远难忘在汉江边三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趴在父亲膝上度过的我在故乡的最后一夜……
在我离开郧阳的那个年龄，我对地理上的距离，感觉非常愚钝，襄阳至郧阳，公路距离仅400余华里，在我离开那个年代里，两市还是一个地区。但在交通很闭塞、信息网络基本没有的年代，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5岁女孩来说，我感觉我已插翅飞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已暗下决心：哪怕天涯海角，只要能让我栖息，我都在所不辞。只要能永远逃出老师和同学们的那种冷漠的目光，纵是一生吃苦受罪我都乐意。这种心态使我一踏上襄阳那块土地，就被感动得泪水涔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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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府城：沉没在江底的绝唱（2）
1979年，父亲长达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改正，然而，他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三千里南方、北方，我默默地回到郧阳，在汉水边掩埋了父亲。又过了几年，在汉水边傍着父亲的坟茔我又默默地掩埋了母亲。每一次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站在汉江边哭泣。那时，我已看到老城的人都已搬到山上，山上的楼房和树木在太阳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幸福和苦难都让我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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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
那年新年伊始，我与我挚爱的未婚夫第一次回郧阳。那时我们大学毕业已经7个月了，但我们一直还在塞外一个偏僻的农村劳动锻练。7个月前，我们天真而狂热、单纯而忧郁的一群青年学生，作为最后一批“臭老九”被打发出学校。我们似一群迷途的羔羊被赶散在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咩咩”地呼唤着人世间的善良、真诚和温暖——塞外张家口一下子分来了1300多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农大等5所大学走来的11个懵懂青年男女被分配到一个黄土围墙、黄土屋顶的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村的名子叫石垛。那时，每日伴随我们的是玉米、果林、毛驴、锄头、镰刀、牧鞭……我们每日赶着七八头毛驴来到被洪水冲决而形成的几丈深的断谷深壑里，毛驴在沟底无声息地啃草，我们把草帽往头底下一枕，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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