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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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
　　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
　　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
　　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
　　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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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3）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
　　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万余人。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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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1）
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
　　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
　　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到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
　　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
　　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
　　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
　　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3）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