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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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　“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2）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4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
　　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
　　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3）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
　　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
　　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
　　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
　　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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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4）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
　　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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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1）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
　　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　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
　　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陈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变被动为主动。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追兵进入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