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1978-2008-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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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当时《金瓶梅》的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黄伊：《金瓶梅》出版轶闻，2003年6月30日《每日新报》）

　　1985年《金瓶梅》的再版，很不容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为此担当了极大风险。从80年代初开始，韦君宜就以“《金瓶梅》供作家研究人员使用”的名义，呼吁再版《金瓶梅》，又根据1957年的重印本为工作底本，精心删节成一部“洁”本。

　　《金瓶梅》出版后，也遭到猛烈抨击。但韦君宜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而我们的作家、文学史研究者都看不到它，这是不正常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985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初听起来不大好懂的句子，挂在许多人嘴边。
　　它源自作家张贤亮的一部小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出，反响巨大，争议也大。
　　之所以如此，除了作品大胆地（也是第一次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健康的性以外，还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只有在不断创造中获得新生。
　　同样，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作者用“卢梭忏悔录”式的自白阐述了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出现“阳痿”的章永麟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展现了人的潜意识。
　　作者喊出了“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的强音，正是对自己从前作品的悖逆。
　　批评的声音有很多种，其中有些批评在当今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来看，已经不再算什么了。比如有一位女评论家对张贤亮这部作品中对性的描写以及幻想予以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另外还有人对章永麟这个人物持否定态度，记得一篇批评文章的题目就是《章永麟是个伪君子》。关于章永麟这个人物，很多人的批评集中在他在对待黄香久的决绝态度上，批评他的伪君子性格，批评他的爱情观，甚至批评章永麟的人格。
　　这说明，这篇小说引起的反响，已不限于文化，而是社会道德。
　　巴金支持了这部小说。
　　“上世纪80年代，作家张贤亮在《收获》上发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遭到了批评。巴金看过小说后，说没什么大问题，并鼓励年轻的作家多有创作新意。”（《一颗最热的心　一颗最亮的星》，《上海壹周》2006年10月20日）
　　1992年，当时已经是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的张贤亮，“下海”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
　　涉及敏感性题材的，不止张贤亮。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出版，也掀起波澜。
　　吴阶平在《性医学》中指出：“‘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阴道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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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倒闭引发“八级地震”
国营企业居然会破产！这在今天不是个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却非常让人震惊。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处理办法。截至当时，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连续亏损已达十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国营企业。
　　据有“中国破产第一人”之称、中国第一“破”中的关键人物、时任沈阳市计划委员会调研员的韩耀先回忆：
　　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的亏损企业达100多家，数万名职工因开不出支而上访。
　　当时的###市长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好的企业可以给予鼓励，那么差的企业呢？在那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企业破产，那么，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企业破产的做法，在中国是否可行？
　　为化解这一局面，沈阳市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对于那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能否进行破产倒闭，能否起草出一个破产规定。在一片争论声中，韩耀先接到了市领导指示，开始挑战这一艰巨的任务。
　　经过几个月准备、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一部有40多个条款的破产倒闭规定草拟而成。又经过一个月修改，《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终于完成起草工作，并被送到市政府常务扩大会上进行讨论。
　　当时反对的声音不仅很多、还很强烈。“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先例。这可是原则问题。”“制定这样的法规，是否符合我国法典？”“现在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否接受？债务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职工心理能否承受得了？”……在激烈的讨论之后，这份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下发了。（叶健：《国企破产解政策“救生衣”完美谢幕》，2006年9月30日《辽宁日报》）
　　此举在当地却引起了“八级地震”：在宣布破产的大会上，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有人甚至在工厂的门口挂起了白色小花圈，工人见到干部就围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怎么还能破产呢？”人们对破产不理解、不适应，只好抱怨。
　　1996年，沈阳一家中型企业在大会上宣告破产时，同第一家破产企业的情形截然不同，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变成了阵阵掌声。尽管仍有不少职工对破产不那么情愿，但是大家都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破产，也就不会有新生，如同人类的新陈代谢，有生有死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
　　

温州“抬会”会主的妻子被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
1986年，温州发生的“抬会”风波，让人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市场的原始粗暴，让人们初步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后的血腥。
　　1986年，温州，在以郑乐芬为代表的一批“会主”的主持下，一种被称为“抬会”的民间信贷交易正在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
　　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可得到一笔利息，而会主则从中抽取提成。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却始终无法满足。1984年，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在苍南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就被当地政府查封。私人业主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能开办民间钱庄，民间资本只好转入地下。抬会风波正是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悲剧。
　　民间“抬会”达到疯狂的程度，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不再是“吃饭了没有？”而是“集资了没有？”
　　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有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笔资金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可是，由于其运作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规范，纯粹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一旦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土崩瓦解。
　　1986年春，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迹象，随后，整个体系如多米诺骨牌般瞬间倒塌。还不了钱的会主挟款潜逃，被骗的人们疯狂地讨债、报复，金钱狂潮失去控制后的温州，出现了种种惨象：
　　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会主的妻子，被20多个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
　　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化成焦土；
　　平阳县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乐清县海屿乡上百间房屋被捣毁，门窗被砸，室内桌椅箱子锅灶无一不七零八碎，洗劫一空，全村百余户家庭逃在外面，留下的300余妇女儿童被五花大绑受尽摧残……
　　自从温州地区出现“抬会”这个怪物以后，不少小学校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人质抓走。苍南县有几十个讨债的人拿出炸药包赶到乐清县乐东乡的三个会主家中，逼迫会主交出钱来，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多次举行游行，并步行几十里到县城示威。
　　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21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991年，郑乐芬等人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抬会风波”使刚刚萌芽的私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望摆上了台面。
　　

夏时制：把时针向前拨快１小时
夏时制这样的舶来品，在1986年的中国开始实施。有着“闻鸡起舞”光荣传统的中国人，经过好长时间的不习惯后，也领略到了节约能源的意义。
　　5月4日起至9月14日止，全国实行夏时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
　　时间转换的具体办法是在夏时制开始那天的凌晨２时，把时针向前拨快１小时，夏时制结束那天的凌晨２时，再把时针从２时拨回１小时。
　　夏令时（Daylight　Saving　Time），又叫经济时或日光节约时间，是在1784年由美国发明家兼政界人士本杰明·富兰克林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夏天天亮得早，人们却还赖在床上十分浪费时间，如果把时钟往后调，这将让夜晚迟些才天黑，延长活动的时间。夏令时比标准时晚一个小时。
　　20世纪初，英国人威廉·韦利特最早于1908、1909和1911年连续三次在英国议会提出实行夏时制日光节约议案，但不幸被当时的英国议会所否决！而德国政府的头脑反应快，一下看到了这一制度的许多优越性，便在1916年3月首先采用了夏时制。紧跟着德国实行夏时制的是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等国。自那以后，全球以欧洲和北美为主的约70个国家都引用了这个做法。
　　实行夏时制，的确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英国1970年在总结它的好处时提到：每年节约燃料价值约一亿英镑；交通事故减少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实行夏时制使人们早睡早起，多接触阳光，对健康也有益。
　　不过至今，夏令时的辩论仍然沸沸扬扬。
　　从1986年到1991年的六个年度，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1992年起，夏令时暂停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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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八十年代的青春痘”张蔷
新闻出版总署官员柳斌杰曾坦陈，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业出现的三大教训之一，是对通俗文化的兴起，思想准备不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比较正统的文化，历来对通俗文化不够重视。在古代官方修编史书的时候，往往将对通俗文化的记述排斥在外或只列存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性，更难把文化通俗化、生活化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后很多通俗文化进入国内，邓丽君、迪斯科不胫而走，但很多年都被当作是精神污染，予以抵制。后来才被动默认了，因为已经普及到全国。（《新媒体现状与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第3…4期）
　　经历过1986年迪斯科和张蔷的人，都会对此反思感同身受。
　　“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这是张蔷的歌曲《月光迪斯科》。
　　1986年，张蔷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大陆女歌手。她凭借个人专辑销量的骄人成绩，和惠肯尼·休斯顿、珍尼佛·拉什、邓丽君等一起被该刊评为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
　　在这篇以销量衡量影响的文章中，张蔷凭借几百万的专辑总销量跻身其中，连风靡东南亚的台湾歌后邓丽君也只能屈居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张蔷开始以每月两张专辑的速度录制盒带。
　　尽管张蔷的歌声早已在年轻人中唱响，但是，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在热衷争议新生事物的80年代，在主流媒体，张蔷是个例外，没有喝彩，也没有批评。
　　没有师承、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的张蔷，按照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自顾自地唱着，在没有任何包装宣传的情况下，创造出专辑销量的奇迹。
　　80年代初的中国，短波电台曾是人们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很多境外的流行音乐就这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张蔷后来回忆：一放学了，我就把收音机调到短波的调频，可以听到韩国的电台，他们经常放一些就是不知道是谁的音乐，可能里面有披头士什么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迈克·杰克逊的东西，就是在短波里面。
　　1984年，北京市举办了一场歌手大奖赛，16岁的张蔷也报名参赛，演唱的歌曲是70年代末流行于欧美的一首歌，歌星卡朋特兄妹的《什锦菜》。
　　张蔷的第一张翻唱专辑《东京之夜》在1984年年底出版，由于她当时还是一位毫无名气、又是第一次录制专辑的年轻歌手，出版社最初决定发行60万盒磁带，没想到专辑问世之后很快脱销。
　　张蔷为自己选择的录入专辑的歌曲，显然与这个时代最强烈的集体情绪有所距离，在没有电视等主流媒体推波助澜的宣传下，就在民间悄然流传。
　　乐评人金兆钧曾评论张蔷：她那种声音的怪，有人觉得太俗了，太风骚了，有的人就会说我就喜欢这种东西，为什么非要那么字正腔圆，为什么非要那么甜甜美美，她是绝对有符号精神，包括她那种做派当时很多人都喜欢的。
　　有歌迷调侃地说“张蔷是一颗80年代的青春痘”，她绽放在同样被称为“青春期”的80年代，用她的歌声撩拨起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琴弦。
　　1988年，张蔷搭上出国热的班车，远赴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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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男少女“琼瑶热”
1986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开播，琼瑶，开始在内地势如破竹。随即，《烟雨濛濛》、《庭院深深》、《在水一方》等电视剧相继登场，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热烈反响。
　　有人认为，“琼瑶热”，表明百姓的口味发生了变化。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所谓寻找男子汉，但人们不久发现，一些成熟的、有头脑的“大女人”们，固然需要寻找男子汉，但对芸芸众生的诸如女小市民、女青工、女中学生、低年级大学女生一类的“小女子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并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那种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大少爷、小帅哥或文弱酸书生们。琼瑶，正好迎合了“小女子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度过饭后茶余的精神需求。
　　“琼瑶热”所产生的再次“非男子汉化”在满足部分女性的精神需要后，不久又逐渐降温。直到数年后赵薇的“小燕子”横空出世。
　　198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了全国第四届《力士杯》男女健美比赛，这是中国女子健美运动员第一次着装比基尼比赛服（包括两片相连的乳罩和一条三角短裤，俗称“三件头”），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最高级的健美比赛中首次亮相。
　　从深圳掀起的比基尼冲击波从南到北震撼着中国这块古老而又保守的土地，从此女子健美热迅速传遍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