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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死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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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历史发展来看，正在崛起的国家间军事关系往往会陷入恶性竞争（最后甚至导致冲突）的怪圈。中印两国则不然，即便双方一直都在小心谨慎的观察彼此的战略意图。目前中印正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建立双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外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关键。2008年12月8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上刊登题为《军事外交模式：中印军事关系的未来？》一文，即对中印军事外交的发展、影响与未来做出分析。本刊并非赞同其中观点，亦无意证实其内容，刊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参考。
虽然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都比较紧张，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努力下，目前两国正以值得称赞的方式建立双边关系。其中，军事外交所起的作用尤其突出。
中印两军为国家层面的双边关系搭建了舞台。除总理访华外，印度空军参谋长法里·梅杰上将在2008年11月初访问了北京；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也访问了新德里。不过，在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会研究员库马尔·辛格看来，仅仅依靠这样的措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争端、消除印度国防计划者将中国视为长期威胁的认识，目前还难下定论。
军事外交向制度化发展
库马尔·辛格在文章中指出，冷战期间，除1967年的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事件与1987年楚桑多洛河谷事件之外，中印两国军队大部分时间都沿实际控制线维持非对抗状态。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开启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新篇章。虽然此后双方有过一些军事往来，但1993年9月签订的《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才是两国军事外交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随后，两国又于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总理访印期间，两国为1996年的协定增加了新内容，其中包括：在基比图举行边境会晤；增加中国相关军区与印度军方官员的交流；以及促进两国武装部队的文化与体育交流。
这些协议为两国军方交往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2003年，中印海军在上海沿海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此后，两国海军又分别于2005年在马拉巴尔海岸的*海，以及青岛沿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印度陆军还邀请中国观察员现场观摩自己的军事演习。同样的，2005年中俄联合演习期间印度也向中国派遣了观察员。
2006年5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访华之后，两国双边军事外交全面推动。慕吉克访华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要求两国国防部官员与专家的军事交流制度化，还要求制订联合演习与训练项目的年度计划表。随后，时任印度陆军参谋长J·辛格上将又于2007年5月访华。2007年11月12…13日，首次中印国防对话在北京举行。
与此同时，两国于200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陆军学院附近举行了“携手…2007”演习。一年后的“携手…200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也于2008年12月12日在印度南部贝尔高姆圆满结束。
军事外交的收获
库马尔·辛格认为上述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的顺利展开是有基础的。首先，军事外交缓和了中印的传统紧张局势。与印巴实际控制线相比，中印实际控制线相对稳定。印度媒体就很少报道中印军队间的交火事件。中国边境的相对和平，使印度能够把大部分军队部署到查谟…克什米尔与北方地区执行反叛乱任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2）
其次，库马尔·辛格宣称，与巴基斯坦陆军在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活动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秘密行动”要少得多。且中国军队一直禁止印度分裂分子入境或向其提供武器。
最后，至少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部署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进行过一系列互动，如登山探险、庆祝国家节日以及文化与体育活动等，基层部队之间的关系似乎很不错。而印巴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军队却从未有过类似活动。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军事外交中可能的收获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从长远看，印度可以在几个方面从中获益。其一，对于世界诸国而言，解放军现代化计划、资金与预算编制过程，以及其总体战略目标仍然是个谜团。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西方情报与学术资料来了解中国的军事现状。作为印度国防安全的“股东”，印度国防力量有责任了解解放军职能、战备以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控制”能力。军事外交将为这种信息获取提供便利。
其二，军事外交可能会减轻印度对受到中国与巴基斯坦“两面夹击”的恐惧心理。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可能正是因为印度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才使北京不至于和巴基斯坦公开站到同一阵线。
其三，中印军事外交为印度“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边境问题”提供了喘息的空间与信心。旷日持久却没有结果的谈判通常会挑战决策者以及公众的耐心，但相对和平的边境也会使双方外交官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必受到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
其四，军事外交使双方能够摆脱对抗的负担，集中精力开发各自成为亚洲安全架构中重要参与者的潜能。中印已明确分享恐怖主义、海盗、贩毒、非法军火贸易、海上通道安全与人道主义援助等信息与技术专长。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两国愿意在香格里拉对话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多边军事外交平台中合作。
战略性局限
不过，虽然军事外交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库马尔·辛格仍然对其战略作用持保留观点，即期望由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是不现实的。他分析认为，首先，军事外交只是为诸如政治与外交使节团等其他手段提供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的融洽气氛。
其次，除了近期与美国的一系列接触外，与中国的军事外交相比，印度的军事外交相形失色——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系。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与中国不同，印度由文官掌权的军事外交决策过程相对冗繁，在此过程中军事机构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第三，两国军事外交的程度与范围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仍未超出象征意义。尽管它们都是核大国，但它们并没有通过高层间的相互接触制定防止核危机的体制安排。此外，中国对印度与诸如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等军队间的关系持谨慎态度。
第四，中印边界问题过于庞大与复杂，军事外交不可能通盘处理。目前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该小组负责提出两国共同认可的实际控制线走向地图——仍然未解决中部地区的争议，更为棘手的东部与西部边界问题就更不用说了。
第五，两国军队的相互“越境”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主要归因于双方对控制线的不同理解，也有时候是因为地面部队的混淆，尤其是在驻守部队发生变化，新部队刚刚到防的时候。。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3）
军事现代化的优先权
就在中印军事交流日益升温的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世界诸国也开始关心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意图。解放军陆海空军与空间力量的增长与职能证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对此，库马尔·辛格的所谓“中国威胁”视角与其他西方保守学者并无明显不同，他在文章中向印度政府发出警告：虽然新德里非常清楚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印度国防安全有何影响，但它的国防装备却仍非常陈旧。
库马尔·辛格还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会将最精锐的兵力集中在东部应对日本与台湾问题，但其调动军队的能力要比印度强。尽管印度在1962年冲突中失败，但新德里的战争理论至今仍然不现实，太过自信，轻视对手。中国海上力量的增长趋势尤其明显，这对其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至关重要。而对于新德里而言，中国区域影响的扩大无疑会刺激来自印度方面的竞争。
库马尔·辛格认为军事外交仍然不能解决印度面临的安全困境，并武断的认为面对尚未解决的边境纠纷，不能排除两国未来在特定环境下选择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位印度学者甚至毫无根据的想像所谓“解放军对印战略战法”，指出：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可以选择进攻连通春丕河谷与孟加拉国的西里古里走廊、比哈尔邦与UP邦之间的平原，或在马六甲海峡封锁印度。即便是中印不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也能够通过其在缅甸沿海的活动，限制印度的实力与影响。
库马尔·辛格对印度在其幻想中的“中印战争”中的结局相当悲观。他在文中“告诫”印度政府，印度必需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为此印度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建立信任措施之上，努力在两国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平台与沟通渠道。印度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接下来的20…25年里，印度国防力量应在维持周边和平环境、确保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更高层次的军事交流为其提供了学习全球军事技术、武器与前沿军事理论的机会。
库马尔·辛格对中印军事外交作用的矛盾心态在他最后的总结中再次体现，他绝不希望军事外交对印度的扩军之路有所束缚，因此在文章最后指出：必须认识到的是，军事外交不能替代军事现代化。考虑到解放军多个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以及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印度急需用军事现代化来补充和巩固军事外交所取得的成果，只有这样，印度才能够与中国和平共处，参与到亚太地区实力与影响力的竞争游戏当中。
北京…新德里…华盛顿…*堡。。。
美国观点：中印关系的几何学
＇美＇袁劲东 原著
胡锦洋 编译
编者按：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同一时期的美印关系也越发亲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东亚不扩散项目资深研究员袁劲东，近期于《全球政治评论》杂志发表了文章《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袁劲东的这种“身份代入”式研究相对于美国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的主观保守论调而言，有一定新意。不过限于自身立场，他显然不认同中印关系的双边互动，而是希望在北京、新德里与华盛顿之间构建所谓的“亚洲三角”架构。本刊并非赞同其中观点，亦无意证实其内容，刊发此文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相关研究机构或个人参考。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4）
过去五年里中印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与新德里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武装部队还进行了联合反恐演习，双边贸易额也飞速增长。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承诺共同促进世界的和谐与稳定，进一步推动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事态发展让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分析家们欢心鼓舞，开始讨论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归以及未来几年“中印大同”的前景。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正走在谋求世界性大国地位的上坡路上。鉴于两国人力资源丰富，经济潜力巨大，两国未来无疑能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但《亚洲三角：中国视角下的印度崛起》一文的作者袁劲东看来，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对彼此意图的相互猜疑以及其他争议问题，也会对中印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袁劲东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印度政府将1998年5月的核试验归咎于所谓“中国威胁”，这致使两国关系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北京为孤立新德里而积极展开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新德里寻求和解。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访问中国，那是近十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自此之后，北京与新德里不仅宣布两国不再将彼此视为安全威胁，还决心建立面向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主席于2006年11月访问印度期间，双方决定通过十项战略措施进一步巩固关系。此外，两国还在贸易、投资、能源合作与文化教育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现在，北京政府认为中印关系具有全球与战略意义，具备长期性、全面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这种对中印双边关系与未来前景的乐观看法已经得到了两国认可，或至少是得到了官方的公开回应。目前，中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发展。北京与新德里都支持多极化世界格局，反对单边主义，它们还在环境保护、全球贸易等领域存在共识。中印战略对话、反恐磋商以及能源合作都进一步增强了两国互信，并巩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印关系中发展最快的是贸易。双边贸易额从1987年的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387亿美元，辛格总理访华期间提出，两国将在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2006年7月，中印重新开放了喜马拉雅山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间的陆地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这进一步促进了边境贸易。
中印防务合作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两国曾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近年来，北京与新德里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国防领域的交流。2006年5月28…6月2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标志着两国朝建立制度化军事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访问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签署了《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前两国从未签署过类似文件。除会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国防部长曹刚川外，慕克吉还参观了包括兰州军区在内的军事机构，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外国国防部长。
军事外交，中印关系的新杠杆（5）
结构性冲突
鉴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主导地位，毫无疑问其始终是中国南亚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袁劲东认为，冷战期间中国南亚战略的侧重点为与巴基斯坦结盟，并密切与其它南亚国家间的关系，以对抗印度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不过近几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交倾向则吸引了中国更多的注意。
袁劲东显然认为中国过去对印度的重视不够。他在文章中宣称现在将印度视为仅限于地区内轻量级选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因为印度的崛起“已经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包括领土争端、能源安全以及地区与全球战略生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利益。”
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将证明由近年来两国高层频频互访所产生的良好意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明显，中印之间仍然存在障碍，双方高层还需要继续努力在这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间建立信任。袁劲东认为这些障碍包括相互猜疑、潜在的竞争、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尽管在过去40年中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一直相对安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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